2006年在世界文坛范围内，有两部自传作品值得记取，一部是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另一部是《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这两部自传作品的问世，都在各自国家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79岁的格拉斯在《剥洋葱》中，第一次披露了自己17岁时参加纳粹党卫军的经历，因而这部自传具有了爆炸性；王蒙的《半生多事》更是因其披露了父亲王锦第的某些“隐私”而引发了巨大争议。这两部自传作品之所以引发争议和轰动，在一定意义上在于它们都对传统的自传伦理形成了挑战和解构，体现了一种新的自传伦理——从“事实正义”到“良知正义”的转变。这两部传记因此成为世界自传作品的新收获。
　　
　　 一
　　
　　中国具有悠久的史传传统，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传记作品。虽然司马迁的《史记》所体现出来的“实录”品格成为中国史传的楷模，但这更多的是表现为传记文学的一种理想性境界，事实上，“虚美隐恶”，为亲者、尊者、逝者讳，对传主的不自觉的“理想化”，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似乎也已经成为传记的“自然”伦理，这其实是传记的一个伦理困境。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对历史深怀敬畏又具有某种文字崇拜的民族，这种伦理困境尤显突出。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自传伦理？什么是真正的传记道德？“坦白事实是自传叙事的最高叙事伦理”①，在通常的意义上，“真实”被视为一切传记特别是自传作品的生命，也是其最重要的品格，“真”即“善”，在一部充满了严肃历史责任感的传记中，所涉及的人物应该说都超越了道德评判的价值坐标。君特•格拉斯在深知“冒犯”读者的前提下，仍坚持创作《剥洋葱》，显示了一种“良知”的力量，但真诚本质上不仅仅是对良知、意志的挑战，当你力图逼近所谓真实的自我或某种历史“真相”的时候，所需要的是意志的力量，真诚同时也构成了对读者和时代的审美承受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挑战，因为，真实、真相、真诚有时是可怕的。从这个意义而言，无论是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还是王蒙的《半生多事》，它们注定要引起争议。因为它们面对的是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某种道德以及审美定势。
　　王蒙曾称张洁小说《无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坦白得不能再坦白，真诚得不能再真诚，大胆得不能再大胆”的书写为“极限写作”②，在一定意义上，《王蒙自传》已经逼近了这种“极限写作”。“对一个作家来说，自传是最富有刺激性的形式，因为在这里他毫无遮掩地对待他的一生”。③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毫无遮掩地对待他的一生”呢？这需要一种勇气和力量。王蒙说：“自传是在我年逾古稀后写下来的一个留言……想说出实话的愿望像火焰一样烧毁着樊篱。”④“留言”说虽然带有某种悲壮感，但这的确是王蒙创作这部自传的力量之源，也成为这部作品的最主要的精神徽志和价值坐标。在这种“留言”心态的焦灼中，王蒙说出了他认为自己应该说出的话，也说出了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不应该说出的话。
　　在《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中，王蒙自问道：“你能够做到完全的就是说百分之百的真实吗？不，我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但是我做到了，在我的自传里完全没有不真实。”⑤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王蒙“聪明”的表现，是“耍滑头”，其实，正如王蒙所说：“真实如同解密，这里有一个过程。……我们允许有一个关于真相的时间表。”⑥卢梭的《忏悔录》“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⑦，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克服人性的例如不自觉的自我美化、自我掩藏的弱点，还能够有勇气和力量面对道德的责问和审判，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王蒙在他的自传中，体现了一种可贵的真诚，一种明朗的坦诚，一种超越于社会道德、伦理层面的历史责任感，其所能达到的真实和真诚的程度，甚至超出了读者所能够接受的心理承受能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隐私权”的观念，但对个人私生活的描写是避讳的。因此，在文学作品特别是传记中，与那些“隐私”相比，人们更愿意表现那些“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⑧，这就形成了“中国文人写自传，归根到底都是强调自己的正确”⑨的倾向，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性格的缺陷。王蒙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自觉克服了这种文化心态，体现了一种光明和坦诚者的无畏。如自传中王蒙对那个“受了启蒙主义自由恋爱全盘西化的害”，“从来没得到过幸福，没有给过别人以幸福”的父亲——王锦第的描写，特别是某些隐私生活事件如“外遇”——“父亲希望能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年轻貌美新派洋派的女性”⑩的描写，对父亲“昨夜宿于日本暗娼家……”⑩日记的披露，以及父亲如何与母亲、姨妈、姥姥的家庭纷争，直到大打出手以至“脱裤子”的描写等，这在通常的社会伦理的意义上，确实“是忤逆，是弥天的罪，是胡作非为”⑩，这些“隐私”无论对死者还是生者而言，都不够正面，已经形成了对传统传记伦理的严峻挑战。如果说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确实存在着某种“审父”意识或“审父”情结的话，那么，在他的自传中，这种“审父”已经成为一种庄严的使命和超越的力量，“书写面对的是真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必须说到他们过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我愿承担一切此岸的与彼岸的，人间的与道义的，阴间的与历史的责任。如果说出这些会五雷轰顶，就轰我一个人吧。”⑩我相信，王蒙在写到父亲的时候，承受着相当复杂的痛苦的情感煎熬。虽然王蒙深知，“对于先人，逝者，保持一点敬意，不是不必要的”⑩，但王蒙更清醒地知道“我的回忆面对祖宗，面对父母师友，面对时代的、各方的恩德，也面对着历史，面对未来，面对天地日月沧海江河山岳，面对十万百万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我怎么能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呢？我怎么能有意隐瞒，有意歪曲呢？如果我承认我做不到百分之百，难道我可以放弃说出来的努力吗？我必须说出来，我必须告诉你们”⑩。这是王蒙内心最激荡的声音，也是迄今为止，我们在自传中所能见到的最坦诚最光明最决绝的文字。
　　但是，对真实的追求有时将作者置于危险的境地，坦诚往往更容易遭到误解。王蒙说“真实是一种责任”⑩。自传中的王蒙，似乎不再是那个“聪明”的“油滑”的王蒙了，他变得决绝和“冒傻气”，他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子，他要说出真相。这表现在对韦君宜、刘宾雁等人的记述方面。“文革”期间在新疆，王蒙怀着“他乡遇故知”的兴奋心情去看望“老朋友老师长”韦君宜，得到的却是极度冷淡极讲原则性的“电报体”的几句话。作为 “恩师，恩人，恩友”的韦君宜，王蒙其实是完全可以不这样写，或至少可以写得“含蓄”一点的，但王蒙没有这样做，在友情和真实之间，王蒙选择了“冷冰冰的真实”；还有，王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刘宾雁《人妖之间》的“悍然爆弹”，同样也是遵从的内心的声音，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因为王蒙深知“如果我不说就再没有人说了”⑩，这其实就是真实的“责任”。特别是后者，更是触怒了一些人，认为王蒙对一个逝者的描写，太缺乏“‘费厄泼赖’的绅士精神”，不够“宽厚”⑩；更有甚者，认为王蒙的描写“充满卑劣的恶意”⑩。其实，这些指责恰恰是对真实、真相的可能的认知能力。王蒙说：“越是没有使命感的人，越是有权对使命质疑”⑩，诚哉斯言。王蒙的对真实的追求，透露出强烈的悲壮感和痛楚感。通过《王蒙自传》，我们听到了一个生活在思想激荡年代的作家灵魂深处的声音，痛楚、激越、焦灼交织着真诚、光明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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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真正的“自传”是自我内心的故事，其实质是借助时间，在对回忆——自我经验——重新建构的基础上，完成对自我的重新认知和界定，以对未来起到镜鉴作用，也即严肃的反思意识，这应该成为一切自传的精神品质。王蒙坦言：“既然决定写自传，那就得坦诚面对读者、面对自我、面对天地。……我必须老实告诉读者我在历史中扮演过什么角色……总之我会尽最大可能保证自传的真实。”⑩《王蒙自传》特别是第一部《半生多事》带有强烈的反思意识，与那种传统自传中的“圣徒”意识不同，在这部作品中既体现了一种“忏悔”意识——灵魂的自我拷问，更体现了一种严肃的反思精神——一种真正的历史的理性精神。
　　我们这里所说的忏悔主要是指既面对自我同时也面对时代的反思，就是对原有价值原则、价值标准的重新探索和 “认定”，也是对“自我”的重新认定。自传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忏悔录”，但是，由于特殊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与西方文学的忏悔意识和忏悔主题相比，我们的忏悔意识并不明显，也不自觉，这是否也与我们宗教传统和宗教意识的稀薄有关？反思高于忏悔，忏悔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而反思面对的是历史，是未来。王蒙在其自传中所体现的自觉的反思意识和勇于面对自我、面对时代的反思精神无疑更具有超越感，更有意义。奥古斯汀和卢梭在他们各自的《忏悔录》中，忏悔最多是着眼于“个人品质”方面，是一种个体性的道德自我完善，而王蒙的“忏悔”则与之不同，并非完全指向自己和个体，而是指向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甚至一种文化传统，体现了一种更为宏大的价值取向和更为坚定的理性精神，因而，带有更多的思想者的勇气和风度。
　　传记被认为是“认识人类本性最迷人的秘密的机会”⑩。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某种简单化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与真正的理性判断相比，我们更习惯于某种道德化，与真正的自我审视相比，我们更愿意把一切的过错归于某个特定的时代或某一个、几个特定的人。然而，真实的情况以及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形果真是这样的吗？例如，“反右”“文革”之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特殊年代的无辜“受害者”“被冤枉者”，自己作为“苦主”的形象，一味地控诉、批判时代的罪愆，忽略了或者更正确地说不敢正视自己当时真实的内心世界，事实上当时许多人确实如巴金所说的“死心塌地的奴隶精神”，究竟有几个人真正怀疑过这场运动的“正义性”？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在个体“私德”方面不乏反思精神，但是在许多历史的大事件中，往往更习惯于“成者为王败者寇”的思维，更习惯于道德评判，而不是理性反思。在这一方面，《王蒙自传》不但真实地记录历史，同时还理性地反思历史。特别是王蒙对自己“右派”问题的反思，令人警醒，令人沉思。王蒙在回顾、反思自己被划为“右派”的原因时，与惯常的“苦主”相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划为“右派”，并非由于思想上的“右”，实与自己“见竿就爬，疯狂检讨，东拉西扯，啥都认下来”的“一套实为极‘左’的观念、习惯与思维定式”以及 “离奇的文学式的自责忏悔”有极大关系，“最后一根压垮驴子的稻草，是王蒙自己添加上去的”，是“王蒙自己把自己打成右派”⑩。这种认识体现了王蒙的历史责任感，也体现了王蒙深苛于己的精神。王蒙后来曾“反躬自问”，“文革”中，“如蒙上峰赏识，如果被召被宣，冷宫里耗得透心凉的我会不会叩头如捣蒜做出不得体的事情，丢人的事情，我实无把握”⑩。王蒙在《半生多事》中记述了自己一件不太“光彩”的事，王蒙被打成“右派”在京郊劳动时，夫人崔瑞芳“精神奕奕、仪态从容”来到劳动农场来看他，王蒙则“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并告诫崔不可对“右派”们“太热情”⑩。王蒙的这种“忏悔”和坦诚，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真诚，还需要真正地面对自我面对良知面对时代的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力量。卢梭的《忏悔录》在一定意义上既是真诚的“忏悔”，也是自我歌颂，他在真诚后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骄傲，那种道德的优越感，事实上走向了真正“忏悔”的反面。在《王蒙自传》中，似乎那种“暴露”的揭秘的内容并不多，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那种深度感，与“自我罪恶”的忏悔相比，则表现出了一种更为从容的理性风度。
　　《王蒙自传》在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方面，达到了极深的程度。面对历史的大事件，王蒙努力发现其深层动因，特别是人性的因素。 “反右”“文革”由何而来？王蒙并没有简单地归之于社会、体制等外在原因，而是从更深的层面——革命与人性的层面——探究其根源。在特定意义上，“反右”“文革”可能源于我们“自身”。这种反思，需要的不仅仅是道德力量，更需要一种历史责任感和理性精神，这体现了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省精神。如果说奥古斯汀和卢梭曾经说出了某种个人的真相，那么，王蒙的“忏悔”则说出了一种至今我们还不能真正正视的时代的真相，文化甚或人性的真相。《半生多事》中记述了一位老导演，本来在“文革”中平安无事，但是他不甘寂寞，不甘被“忘却”，“不甘置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之外”，自己跳出来给自己贴大字报，终于被关入牛棚的故事⑩。王蒙说“反右”运动中“相当一部分不是由于右，而是由于太左才找了倒霉”⑩，王蒙在回忆“反右”期间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认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确实具有某种“原罪心理”，对工农“欠着账”，“必须通过自我批判改造，通过自虐性的自我否定，救赎自己的灵魂”，真诚地认为自己“应该晾晒灵魂”⑩，这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相当一部分“右派”的思想真相以及“反右”运动的某种深层的心理动因。再如，王蒙在写到“右派”在一担石沟劳动“改造”时说：“众右派们也有一种受虐狂，有一种积极性，愿意（？）互相批斗，尤其愿意至少是习惯于把自己身受的一切强梁粗暴施之于人，己所不欲（而不得不接受后），（驾轻就熟地）转施于人。不欲己受，必授他人。不欲，则授受最亲。”⑩王蒙的对于“右派”的描写和反思是与许多文学作品中的“把自己打扮成苦主，而把有关的人装扮成魔鬼”⑩的“文学叙事”不同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之中，“右派”的“受害者”身份中也同时流露出某些复杂的人性内容：自己同时也是不自觉的“害人者”，也是某种程度上的“施虐者”。这个发现是相当深刻也是极为大胆、真实的。
　　
　　三
　　
　　郭沫若说他写自传是想“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⑩，这其实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传记的共同出发点和期待 ，自传并非完全是纯粹的“自我记忆”。一部有价值的自传，对内应该展现自我人格和个性的形成，即精神的自我成长史，在中国文化中，对“个性”之类是深怀疑惧的，自传应该是个性形成的产物，在这一方面，刘晓庆的自传《我的路》极具特色；对外应通向某种社会实践和社会思想的动态，成为一种时代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作家中王蒙是最具有“自传”价值的，这是与王蒙独特的极具历史感的人生阅历相联系的，王蒙经历的“丰富”“复杂”以及“多次转折”⑩，成为某种最好的传记材料。王蒙曾说：“在中国，文艺是一个风向标”⑩，在一定意义上，王蒙就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个“风向标”。王蒙作为新中国以来半个多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共和国文学的“弄潮儿”，《王蒙自传》的“镜像”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传记作品。
　　《王蒙自传》具有巨大的历史内涵，充溢着一种反思意识，一种哲学精神。作为一个极富社会经验和政治阅历的作家，《王蒙自传》不仅仅是“回忆”和“叙述”，也不仅仅是王蒙自己的“内心集语”，而是一种敞开的文本，《王蒙自传》可以看作是《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的“姊妹篇”，或者是它的更为丰富的展开和实践来源。《王蒙自传》更为感性地体现了王蒙的个性以及精神特征的形成。在这部长篇传记中，王蒙向我们展示了他如何由一个“北方农村的土孩子”⑩、“一个落后的野蛮角落的宠儿”⑩，成长为共和国文学的一代大家，这为了解和认识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成以及精神衍变提供了可能。《王蒙自传》虽然建立在王蒙独特的个体经验之上，它已经不是王蒙的“个人记忆”，而是共和国的“精神自传”，因此，《王蒙自传》被称为一个人的“国家日记”，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⑩。在这个意义上，《王蒙自传》既是一部心灵的隐曲，更是一部时代的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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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传”就如萨特所说是通过历史境遇来定义我自身。王蒙的“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王蒙那代人的“自我”是如何形成和“定义”的呢？王蒙的“少共”心态以及他的“宽容”“多元”“理性”等后革命时代的价值理念和原则，其形成的内在根据和实践基础何在？王蒙的“左右逢源，前后通透”和他的“不完全入榫”，“不完全合铆合扣合辙”⑩，以及“摆脱不了的书生、好人习气”⑩，所有这些又有怎样的现实基础？王蒙在《大块文章》之《相差一厘米》中坦言，他比胡乔木周扬们多了一厘米的艺术气质与包容肚量和随和，比作家同行们多了一厘米政治上的考量和成熟，比书斋学院派精英们多了也许多于一厘米的实践，那么又如何理解王蒙的“相差一厘米”⑩？还有王蒙“充当中央与作家同行之间的桥梁”⑩的“桥梁意识”“桥梁心态”，又是如何形成的？王蒙说“我好像一个界碑……站在左边的觉得我太右，站在右边的觉得我太左，站在后边的觉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觉得我太滞后”⑩，王蒙的这种“界碑”的“窘境”，又代表着一种怎样的思想现实？王蒙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与局限”⑩，那么王蒙那一代人的“机遇”和“局限”又在哪里？《王蒙自传》成为解读王蒙通向王蒙内心的一把钥匙，《王蒙自传》为读者理解王蒙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
　　同时，强烈的哲理性和思辨色彩也是这部自传的显著特色。《王蒙自传》在其本质上是一个带有思想家特质的自传，闪耀着思想的光辉。王蒙在其自传中所思考的许多命题，实际上是整个后革命时代中国社会所共同面对的，在这些命题之中，既凝涵了王蒙的独特的个体性体悟，更通向中国社会的某种思想现实，成为某种共通的经验。王蒙作为一个思想型、学者型的作家，其思想家特点在他的自传中同样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构成了这部传记的独特品格和魅力，这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内涵的自传。如王蒙认为，“改革”以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豪华化、政策煽情化、社会生活高潮化”①的特点，“激情常常是和思想的贫乏而不是智慧的丰富联系在一起”①，王蒙对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的仇强仇富仇官仇比你“大”的人物的“民心定则”①的认识，以及诸如“中国的政治是变动频仍的政治，也是激情与灵感满怀的政治”①、“天真烂漫也会害人害己”①等的体认和论述，都是一种经验之谈，智慧的结晶，都具有相当的普适性意义。
　　王蒙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参与者、见证者，更是一个时代的“反叛者”、反思者。王蒙作为一个独特的精神个体，其复杂性、矛盾性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时代和历史的“回音”。通过《王蒙自传》，的确可以发现更多的社会和时代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王蒙自传》的意义将会越来越凸现。
　　基金项目：本文是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7BWXZ07,中国海洋大学重点资助项目H07ZD10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
　　
　　①王成军：《“事实正义论”：自传(传记)文学的叙事伦理》，《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②王蒙：《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王蒙文存》，第22卷，第1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Stephen  ender,“Confe io  and Biography”, Au-tobiography:E 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ed. James Ol-n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 , 1980, p. 116.转引自杨正润：《论忏悔录与自传》，《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④⑤⑥⑥⑥⑥⑥⑥⑥⑥⑥⑥⑥⑥⑥⑥
　　 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第141、141、141、323、141、136、187、204、175、176、175、335、175、183、57、156页，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⑦卢梭：《忏悔录》（第一部），黎星译，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⑧ 转引自辜也平：《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民族特色》，《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⑨[日]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第20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⑩⑩ ⑩⑩⑩⑩ ⑩⑩ ⑩⑩⑩ ⑩⑩⑩ ⑩⑩⑩
　　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第12、18、14、14、25-26、173、350、187、353、179-180、173、180、25、26、75、272、221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⑨ 李建军：《自传与怀念的道理》，《文学自由谈》，2008年第2期。
　　⑨ 汪成法：《〈大块文章〉与王蒙的史识、史德》，《山西文学》，2007年第10期。
　　⑨ 王蒙：《困难与跨越：关于弥赛亚（上）》，《读书》，2008年第2期。
　　⑨ http:// .zol.com.cn/index20060612/index_188_
　　1237.htl.
　　⑨ 弗洛伊德：《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见《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96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⑨ 郭沫若:《〈我的童年〉前言》,《郭沫若全集》，第11卷，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⑨王蒙：《永远怀念一氓同志》，《王蒙文存》,第15卷，第2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腰封，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 温奉桥： 欲望叙述及历史背谬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7期
• 温奉桥： 心灵的隐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