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歌史上，陶渊明是写饮酒诗数量最多的诗人，在其现存的一百四十余首诗中，有关饮酒的诗达五十六首之多。其中的《饮酒二十首》、《止酒》、《述酒》等，皆为名篇。南朝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即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渊明之后，宋代的苏轼亦酷爱诗酒，尤其步入晚年后，他特别推许陶渊明，在《和渊明归田园六首》诗序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而独好渊明之诗，前后和其诗凡百九首，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宋人如黄庭坚、王直方等皆称许苏轼和陶诗，以为风格韵味两相似：“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其实，大千世界永远处于运动之中，正如古希腊的哲人所说，人不能将脚两次踏进同一河流里一样，苏轼追和陶诗，虽自认无愧渊明，并被目之以“相似”，但实际上却似中含异，同而不同。尤其是他们的饮酒诗，在跨越时空的同声相和中，我们可窥见出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一、心境略同，形神各异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作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诗人年五十二岁。当时，刘裕以太尉、相国总揽朝政，封宋公，备九锡，情景正如十三年前桓玄篡晋一般，动乱已萌。对于曾入桓玄军幕，也任过刘裕参军的渊明来说，他洞悉刘裕一类人物的内心，似已预感到残酷的政争即将开始。同时他也目睹当时“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的现实，感觉到尘世已面临着真和美的劫难，尽管诗人为东晋宰辅陶侃之后，但并未对司马氏之东晋王室怀抱愚忠，他所深恶的是世道的腐败与人心的堕落，他内心所追求的是一种本真的生存，于是他退隐于乡间大地，回归自然。这正如哲人海德格尔所云：“大地上所有的事物以及作为整体的大地本身，一起进入相互和谐之中……大地本质上是自行退隐的。确立大地，意指把大地带入自行退隐的敞开中。”只有在这种退隐与敞开中，在自然与大地的怀抱里，陶渊明才找到了自己的“诗意的安居”。渊明此时的心态，正如他诗中所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大有挣脱尘网、鸟翔蓝天、鱼归大海之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诗人写出了著名的组诗《饮酒二十首》。
　　组诗《饮酒二十首》内容非常丰富，概括起来大体如下：1.写归隐饮酒之怡乐，反射尘世道丧之苦难。渊明说：“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其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五）；2.写自然、乡民之纯朴，反射人心之伪诈。诗人说：“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其七）、“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其九）；3.写历史上的衰荣无定、善恶无应，反射现实的是非不分。诗人说：“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其一）、“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其二）；4.写早年误入尘网，如今心仪安贫守道之士。诗人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其十六）、“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其十一）。如前文所言，面对“举世少复真”的世界，诗人只好躲进酒神的怀抱，“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二十）在这些酒话中，他似乎别有意味：“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其十四）诗人在《饮酒二十首》序中虽自云“辞无诠次”，似在醉眼朦胧中说着毫无伦次的醉话，但实是醒世之语。全诗首章讲荣衰无定，次述善恶无应。顺理成章，以下说到归隐之乐，然后回顾历史上的安贫乐道的先贤，末章复归道义，并以“醉”收题，其脉络井然可寻。诗以饮酒为外壳，内里却是讲安贫守善、归隐田园的乐天之理。所以萧统才说：“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
　　苏轼百余首的《和陶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大体写于诗人五十二岁以后），《和饮酒二十首》当是其最早的和陶诗，作于元?七年（1092）。此时东坡在官场正经历失意、坎坷，先是由京师外放杭州守，后移至颖州。同年二月，由颖州又移调扬州，但尚以龙图阁直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事。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奉诏回京。表面上苏轼此时尚有升迁之势，但北宋王朝内部的激烈党争，已暗潮汹涌。果然，一?九四年，新党上台，苏轼即谪居惠州，后似乎一直走在贬谪的路上，一度贬到天涯儋州，直至临死前才被允返内地。作《和饮酒二十首》时，正值苏轼厄运临头的前夕，诗人似已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一场人生灾难即将来临。
　　一?九二年于扬州任上，苏轼作了《和饮酒二十首》，这是他师法陶渊明的开始，也是他诗风转变的发端（以效法渊明诗体为契机）。全诗内容众多，究其大者有：1.仰慕渊明之清真，萌生归隐之念。诗人说：“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和诗一）、“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传两翅，乃得粘网悲”（和诗四）。2.得酒中真趣，寓人生哲理。苏轼说：“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和诗一）、“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和诗十三）。3.亲情友情，酒中含有真情。苏轼和陶诗多以寄其弟苏辙与晁无咎为表现形式，他说：“我家小冯君，天性颇纯至”（和诗十四），又说苏家“颀然六男子，粗可传清白”（和诗十五）。说到友人晁无咎，“各怀伯业能，共有丘明耻”、“行乐当及时，绿发不可恃”（和诗十九）。4.风流太守，心念社稷苍生。苏轼在扬州任上，上书皇帝，请求减免百姓积欠，故诗中说：“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和诗十一）政事之余，则诗酒山水，故又有“篮舆兀醉守，路转古城隅”、“遥知万松岭，下有三亩居”（和诗十）的句子。可见，《和饮酒二十首》是借陶渊明之诗体，吟咏杂然于心的宦海不平之感。诗旨是在表明身在仕途，萌动了归隐之思，但一时又难以摆脱尘网，欲隐不能，只得饮酒自娱，以不醉不醒处世。所以说，和诗虽然只次韵并不追和陶诗原意，但略同的心境依稀可见。
　　但仔细辨析，我们又不难发现，同是饮酒诗，二者相同中又蕴含着明显的不同。由于时代环境差异，更因个性气质使然，陶诗传递出的是一位归隐者摆脱尘俗羁绊的喜悦以及归依田园后的宁静和恬淡。渊明可谓是貌似醉眼朦胧，其实却是清醒而冷峻。而《和饮酒》则展现了苏轼飞虫触网而难以自拔的苦闷以及挣扎于出世入世之间的矛盾心态。此时的苏轼只能空杯常持、半醉半醒，想以难得糊涂而又不能糊涂来对待人生。可以说，其《和饮酒》只得渊明之形，而距渊明神韵远矣！
　　
　　二、格调相类，同中蕴异
　　
　　苏轼之《和陶诗》，从《和饮酒》开始，实际经历了由形似到神似的过程。在《和饮酒》时期，苏轼一改其豪放（钱钟书以为“清雄”）诗风，转向恬淡自然的风格。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中，引述苏轼的话，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苏轼追求的恰是这种“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格调与形式。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一改对唐诗的因袭，而推尊陶诗的平淡自然开始，至苏轼大规模追和陶诗，不仅使苏轼本人诗风甚至宋诗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自然平淡成为宋诗的主要审美特征之一。但这种改变是逐渐完成、日趋成熟的。这在苏轼的《和陶诗》中，即有清晰的表现。《和饮酒》是初和陶诗，但以东坡之才，首先实现了格调上的相似。我们不妨以渊明的《饮酒》之五与苏轼的《和饮酒》之五，作一比照：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饮酒》之五）
　　
　　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
　　夜棹醉中发，不知枕几偏。
　　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金山。
　　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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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
　　（苏轼《和饮酒》之五）
　　
　　苏轼运用五言古体的形式，语言朴实自然，格调简古恬淡，与陶诗如出一辙。但似陶而又非陶。我们细读两诗，陶诗表现的是隐居山林、远离尘世的宁静淡远；苏轼的和诗，则让人感到外似旷达，内实苦涩，包含着淡淡的苦闷与忧伤。在形式上，苏轼虽尽量收敛其锋芒，那种行云流水般的生命流动、乐天知命的顿悟，都包裹在质朴平淡的外衣里。这一切虽然与苏轼的个性、气质、风韵有关，但在实际上却是他努力经营的结果——追求以平淡蕴绮丽、简朴含深沉、情深而语淡的陶诗境界。
　　诗歌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流露，由于时代与个人所处生活环境的差异，以及个性气质与审美趋向的不同，所以当其内心情感化为诗歌时，表达方式乃至风格就不可能完全相同。苏轼在走近陶渊明的过程中，由于他与渊明之间的“心理距离”，要做到相同一致，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他只能凭借其诗才，首先达到了诗歌形式上的“相似”，也就是他把自己的情感“移植”到陶渊明诗体形式里。这就出现了似陶而非陶的情形。
　　随着苏轼被贬谪到惠州，后到儋州，生活极端困苦。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描绘当时情景：“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张耒《柯山集》亦云：“苏公黜官，贬走数千里外，放之大荒积水之上，?粥不给，风雨不蔽。”此时的苏轼，并不是自愿皈依山林，也未想归田隐居，他是在政治高压下坠落到生活底层的，其内心的苦闷可以想见。这与陶渊明“欲仕则仕，欲隐则隐”相比，苏轼精神上的压力来得更深刻、更沉重。在谪居期间，一位送饭田间的七十农妇对他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作词称其为“春梦婆”。这时的他，也曾向比邻的农民乞求蔬菜，乡民们自动帮他筑屋葺居。这使他了解到儋民的穷苦：“茅茨破不补，嗟子乃尔贫。菜肥人愈瘦，灶闲井常勤。”（《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因而，此时的苏轼再“细和渊明诗”时，生活的境遇使他逐渐走进了渊明心灵的深处。他在《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说：“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 此时的东坡居士对佛、道的静寂亦有深悟，他说：“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和刘柴桑》）有了此种思想境界，苏轼和陶诗，才由形似而趋神似。如他的《和归园田居六首》之一：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
　　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
　　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
　　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
　　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
　　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
　　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
　　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
　　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
　　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与《和饮酒》时期的苏轼相比，其“当世之志”则更为淡化，对自己的宦海浮沉，更淡泊视之。心灵的宁静化为和陶诗，内容上已经以田园生活为中心，淳朴的生活场景与《和饮酒》时那种“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已迥然别是一番天地。此时的和诗风格也从《和饮酒》时那种外似平淡、内含豪荡而趋向平淡闲远，形式上更加“陶渊明化”，也就是说苏轼晚年平淡自然的诗风日益成熟。所以，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卷一引黄庭坚语，说：“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作。至惠州《和田园》诗，乃与渊明无异。”可谓切中肯綮之言。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从《和饮酒》的形似，到暮年和陶诗的神似，也只能是相似，相似并不等于相同。人间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陶渊明。正因为如此，苏轼的和陶诗即便到后期，也在似中藏异。在心境上，陶渊明如苏轼所说是“当欢有余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用渊明自己的诗来说就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淡泊，而苏轼则是宦海浮沉、饱经忧患之后的“宁静致远”；在风格形式上，陶诗的平淡是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淳朴淡远，显示出一种委命天地的自然性，而苏轼则是经历过气象豪纵、色彩绚丽后的平淡，有一种经营的意味。苏轼在《与二郎侄》中即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彩色绚丽，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苏轼的平淡正带有这种特性。读陶诗使人感到在平淡中自有一种深沉，但却含而不露，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而苏轼的和诗，却常常在心、境相融中，暗示或升华出一番理趣来。所以，苏轼的和陶诗，在“渐老渐熟”的平淡外衣里，包含着比陶渊明更多的思想内容，隐藏着收敛起来的峥嵘、绚丽，流动着似乎难以抑止的生命力。这是时代环境以及个性气质不同所形成的必然差异。
　　苏轼之前，唐人白居易、韦应物也曾模仿陶渊明，但其成就不如东坡。苏轼师法渊明，不但使自己晚年的诗风于豪放之外，增添出平淡自然的风格，从而使其诗风于豪放为主之外，展现出多样化的审美特征。这既标志着苏轼诗歌创作的成熟，也说明他引领宋诗走进了新的天地。苏轼之后，历代不少诗人既和陶诗，也和苏轼的和陶诗，但成绩并不理想。清吕留良在《题钱湘灵和陶诗》文中就指出：苏轼和陶诗与陶诗气味并不相似，陶渊明在动乱之世，是一位有思想原则、精神操守的高尚之士，而苏轼于一生升沉得失之际，满腔郁勃孤愤，流变为“禅悦、神仙方伎、滑稽、饮酒近妇人”。这话说得虽有些偏激，但他确实指出苏轼与陶渊明不相似的一些特质。历史告诉我们，天才是不可复制的，无论如何刻意师法某个诗人，由于心理、情感、个性乃至才能的差异，也只能相似、相近，不可能叠合无间，完全相同，这是中国文学创作史透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信息！
　　(责任编辑：古卫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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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据百度网百科词条。
　　

• 于东新： “同而不同”辨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