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中国古典诗论一贯重视阅读的感性体验，认为“体悟”是品评诗歌的根本方法，而不善于对诗歌进行理性的、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老庄的“知者不言”“得意忘言”、钟嵘的“滋味”说、严羽的“妙悟”说、王国维的“境界”说等都体现了这一传统。古人夸一首诗好，会说它“言有尽而意无穷”，至于好在哪里，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这种品评，无疑与古人的思维方式、生活状态、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变迁，曾经的历史语境如今已不复存在，如果当下的研究者再想以体悟的方式评点诗歌，有时难免显得方枘圆凿，不得要领。而在西方，语言学转向为文艺理论研究开辟了一片新大陆，美英新批评派在索绪尔的语言“能指”、“所指”理论启发下，把解读诗歌的文本细读法推向了极致。这样，曾被中国古典文论忽视甚至轻视的理性分析式的“言传”，便在诗歌研究领域有了用武之地。
　　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的“体悟”还是西方现代的“细读”，都是对诗歌作品意蕴的发掘与品味。只是中国古典诗论旨在悬置语言而直接进入诗歌意义层面，而细读法则试图从语言中仔细寻找“意”的蛛丝马迹。从这一点上来讲，两者可谓殊途同归。下面便通过对唐寅《桃花庵歌》的细读鉴赏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被誉为明中叶江南第一才子，与仇英、沈周、文征明并称“吴门四家”。他自幼聪颖，但喜好纵酒，不务正业。后经人规劝发奋读书，于二十九岁时举乡试第一。次年进京参加会试，不想却受到考场舞弊案的牵连，被贬为小吏。唐寅耻不就任，归家后更加放浪不羁，后在桃花坞建成别业，以饮酒赋诗为乐，年五十四岁而卒。在唐寅墓的纪念祠正堂的诗碑上，便刻着他这首广为传诵的《桃花庵歌》。
　　开篇两句，“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如同一个由远及近的长镜头，把诗人的生活场景一层层“推”到我们眼前。在这幅图景中，出现了三个意象：桃花、仙人、酒。先来看“桃花”。这个名词作为一个静态意象，出现在诗的显豁位置，而且在顶针式句法下连环使用，短短两句，反复出现了七个“桃”字，令人眼花缭乱。再加上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和推进式镜头，使得这个静态意象产生了动感，仿佛诗人借一枝画笔，浓墨重彩地渲染出一片桃花世界。诗中的桃花坞位于苏州城北，唐寅三十八岁时在此建成桃花庵别业，并自号“桃花庵主”。前两句诗足见作者对自己桃园居所的喜爱之情，因而“桃花”也成为唐寅诗中频繁出现的意象。同时，“桃花”这一意象在“能指意义”的背后，还潜藏着“所指意义”。首先，“桃花”的意象在文学史上早有典型。《诗经•周南》便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句，诗中的桃花，代表了青春活力和自由奔放的情绪；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则又使桃花承载了作者的超然隐逸情怀；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则借桃花做出了关于存在与时间问题的诗性思索。此外，“桃”又与“逃”谐音，因而还有消极避世之意。这样，“桃花”一词不仅在“能指层面”飘逸灵动，在“所指层面”也涵义丰富，类似于新批评派学者燕卜荪所谓的“含混”效果①。
　　再来看“仙人”。这个意象当然是指唐寅自己，也就是“桃花庵主”。然而为什么要用“仙人”一词，把诗人非凡化、神圣化，而不用“主人”、“士人”、“狂人”呢？因为“仙人”这个意象从所指层面讲，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超凡脱俗、逍遥自在的意味。人们最大的向往，便是“过神仙一样的日子”，所以这里的“仙人”意象让读者乍一接触，便能感受到诗人对自己桃源生活的喜爱和悠然自得之情。此外，“仙人”一词还有相对隐蔽的深层含义。唐寅生平最爱李白，这一点在他的诗中时有体现。如他的《把酒对月歌》：
　　
　　李白前时原有月，惟有李白诗能说。
　　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几圆缺。
　　今人犹歌李白诗，明月还如李白诗。
　　我学李白对明月，月与李白安能知？
　　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
　　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
　　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
　　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
　　
　　此诗既调侃了李白的趣事，又与太白《月下独酌》意境迥异。民间也曾传说唐寅与祝枝山、张灵在雨雪天气扮做乞丐，唱莲花落②，得钱则沽酒去寺中痛饮，并感叹“此乐惜不令太白知之！”其对李白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而众所周知，李白自号“谪仙人”，更被人称为“诗仙”。所以，这里的“仙人”意象又可以看作唐寅以李白自比，因为这两位才子都有着恃才放旷、率性洒脱的性格和怀才不遇、官场失意的苦闷。当然还有一点，两人都爱酒。这便很自然地引出了下一个意象。
　　“酒”这个意象没有在两句诗中直接出现，诗中说的是“卖酒钱”。诗的前三行都在极力表达诗人对桃花的喜爱之情，第四行却笔锋一转，“又摘桃花卖酒钱”，这足以引起人们会心一笑了：仙人肯卖掉桃花，换来的当然是自己更喜欢的东西。于是“酒”的意象呼之欲出。与“桃花”相比，“酒”在所指层面的文化含义更为丰富。酒不仅可以指代古人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更可以作为彰显文人性格与才情的标志。曹操、陶潜、李白、苏轼等文豪都是因为酒而平添了许多魅力。唐寅显然深谙此道，所以用“桃花”来烘托、反衬“酒”的重要作用。此外，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酒”的意象又与前面“仙人”的意象前后呼应。例如，“竹林七贤”便常以寻仙纵酒的方式会友，杜甫《饮中八仙歌》则将八位爱酒的诗人比作仙人，而张?的《游仙窟》也反映出仙与酒的不解之缘。
　　诗的前两句仅三个意象，便蕴含了丰富的意义生成的可能性，也把读者带进了一场能指与所指的狂欢。然而前两句只是为我们展示了诗人生活的基本图景，即诗人在哪里，在做什么。而接下来的两句则进一步描述了这幅图景的存在状态——“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这两句诗中没有更突出的新意象介入，而只是承接上文来描述桃花、仙人、酒三者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这两句里加入了三个时间元素：酒醒（时）、酒醉（时）、半醉半醒（时）。这三种状态，便包含了所有可能，从而完整地囊括了诗人的全部生活时间。在这一基础上，紧接着是“日复日”、“年复年”的无限循环，这就滴水不露地表现出桃花、仙人、酒三者稳定而长久的相互关系。从而也使诗的前四句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在诗人为我们敞开的这个世界中，不仅有炫目的实景，更有丰富的意义。所以诗人乐在其中，读者也不禁心驰神往。
　　与前四句相对的是接下来的四句：“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富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意象是“车马”。这一意象作为古代的交通工具，本是中性的名词，这里却因为其“所指功能”而与诗人的生活方式对立起来。由于车马是昂贵的交通工具，只能为富人所有，所以它实际上指代了物质财富和富贵生活。而诗中的仙人不得不将自己心爱的桃花卖钱换酒，生活可谓清贫了，也当然不会拥有“车马”。这个词的出现，令人心头一紧，从前诗营造的浪漫氛围中一下被拉回了现实世界。人们不禁怀疑，诗人所谓的快乐生活终究不过是花间醉酒，而与真正的富贵无缘。是诗人真的安心于此，还是苦中作乐，强颜欢笑呢？接下来的四句便解答了人们的疑问。在这些诗句中，一连出现了五个彼此对立的意象：
　　 [##]
　　
　　花酒——车马
　　老死——鞠躬
　　贫贱——富贵
　　天——地
　　闲——驱驰
　　
　　这一模式从横向来看可以概括为：花酒指代的贫贱生活与车马指代的富贵生活的对立。从纵向看则是诗人对这一对立关系的认识：花间醉酒的生活虽然贫贱，却得到了清闲，可以在日复日、年复年的醉醉醒醒之间安享天年。而车尘马足的生活虽然富贵，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首先，不得不“鞠躬”，如庄子所说的“舐痔得车”。另外还要任人“驱驰”，如杜甫所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些对于性格上推崇李白的唐寅来说当然是不能勉强的，于是，诗中表达了与陶渊明“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相同的认识。以上这些，都是“车马”意象在所指层面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通过四句诗中的这些对立项，以及诗开头四句的丰富内涵，我们似乎可以找到诗人真正看重并想拼命把握的东西了。它不是放弃权贵而换来的人格独立，而是另一个概念——时间。因为“鞠躬”的对立项并不是“不屈”或“傲然”，而是“老死”，“驱驰”的对立项不是“主宰”，而是“闲”。车尘马足的富贵生活固然不错，却会因“鞠躬”和“驱驰”使生命变得仓促短暂，只有在有花有酒的生活中安闲下来，以享天年，才是“仙人”般的日子。而神仙在古代文化中最重要的特点便是长生不老，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诗的开头那个在时间上稳定循环的世界。
　　诗的第九句“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还是上述对立项的延续。诗人肯定了前四句诗构建的和谐生活，而摒弃了车马富贵及其背后的功名利禄。但传统儒家价值理念当然不会认可诗人这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于是，诗中出现了“别人”这个意象。它并非指代具体某个人，而是指代普遍意义上的“他者”，或者说世俗大众。它的更深层所指，则是这些人思想中的儒家观念。所以诗中“别人”与“我”的对立，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的对立。
　　全诗最后一句“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则是以上对立的终结。这句诗中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意象——豪杰墓，它包含“豪杰”与“墓”两个元素。“豪杰”的意象明显具有褒义色彩，指代杰出的人物，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权势、才学、财富、地位、性格等。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古代文化传统中，“豪杰”这个词语一般不用来自指，而是称赞夸奖他人时使用。比如人们常说某人是英雄豪杰、女中豪杰等。所以，“豪杰”这个意象更深层的所指意义，实际上是大众的价值判断。而“墓”的意象直指人的死亡。古人相信墓是人死后的居所，每值清明都要扫墓祭奠，以示对死者的追忆与缅怀。不仅如此，墓在代表生命终结的同时还标志着死者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完整确立。明代吕坤《大明嘉议大夫刑部左侍郎新吾吕君墓志铭》中便用了“盖棺定论”这个词。古人十分看重死后的“定论”，他们认为生命是短暂的，只有“名”才能长久地延续。《古诗十九首》云：“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辛弃疾也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而且这种美名不仅要口耳相传，更重要的是形成文字，凝结在文本之中。于是，言辞溢美的“墓志铭”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韩愈便是善于谀墓的代表。愤世嫉俗的汤显祖也在《答陆学博》中说：“文字谀死佞生，须昏夜为之。方命奈何？”可见，“墓”的意象还指代了逝者在后人评价中实现的人生价值的升华。
　　因此“豪杰墓”便体现了以上所指意义的交融，即财富、权贵、才学、美名等大众普遍认可的基于儒家思想的人生价值评判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刚刚通过“豪杰墓”建构起来，马上便在诗的最后半句里灰飞烟灭了。“无花无酒锄作田”，什么功名，什么权贵，什么豪杰，无不随着时间的流逝化为尘土，连我的花和酒都不复存在，更不用说被人们记得了。于是，在诗人展示的这场对立中，桃花仙人的价值观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由以上对《桃花庵歌》意象能指与所指含义的探讨，以及诗句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可见，该诗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种意义生成模式：全诗可按1—4、5—8、9—10句分为三部分，这三部分分别实现了意义的建构、斗争以及确证三个环节。最终确证的意义是：以时间这一概念，来质疑或否定普遍性的生命价值衡量标准。而这一模式和主题也在唐寅的其他诗歌中有所体现，如他的《一世歌》：
　　
　　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
　　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
　　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需满把金樽倒。
　　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
　　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
　　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
　　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
　　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诗中同样出现了花、酒、官、钱、头白早、坟等意象，核心问题仍然是对时间价值的思索。单凭我们的感性体验，在接触《桃花庵歌》和《一世歌》时，会觉得在浅近的语言中蕴含着无穷的韵味，轻松的笔调里透露出人世的沧桑。这实际上是意象的所指功能在我们的体悟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在经过细致的文本分析，探究了诗歌的意义所在之后我们还会发现，诗歌似乎在引导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对个体生命来说，到底是自由闲适的时间更重要，还是功名利禄更重要？这种反思便有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正是这种文化积累与心理体验的契合，使作者能够超越诗歌文本而直接与读者实现心灵的对话，读者也因此有了“体悟”诗歌的可能，并由此产生了类似司空图“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阅读享受。
　　当然，以上的分析只是阐释了《桃花庵歌》的一种意义可能，对于同一篇作品，不同年代、身份、经历、学识的读者往往会有迥然不同的阅读体验和感受。经典诗歌作品的魅力与生命力也正在于此：它们开启了一个意义丰富的世界，读者无论通过“体悟”还是“细读”的方式，一旦进入其中，便会在探索与发现的美妙境界里流连忘返。
　　(责任编辑：古卫红)
　　
　　①燕卜荪．含混的七种类型．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② 莲花落是我国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样式，源于唐、五代时的散花落，原系僧侣用以宣传佛教教义的警世歌曲。宋代始流行于民间，多以善恶因果为内容，南宋时期即有“莲华乐＂记载，当时只是乞丐乞食时所歌，到元代才称“莲花落”。元、明以来，始有写景叙事之作。
　　

• 曹成竹： 文本细读与体悟传统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