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文化精神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有论者曾分析言：“一种新的保守精神正在崛起，并在不同的文化空间获得了表现形式。”在此文化气候里，文学自九十年代以来日趋走向边缘，在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的夹缝中重新寻找出路。随着文学由中心走向边缘，九十年代中国诗人与诗歌的价值定位也走向边缘。诗坛颇有些萧条之气。诗人们开始重新反省自身的位置：“我们的身份是典型的边缘人身份，不仅在社会阶层中，而且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我们也是边缘人”，由此，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既是进一步对主流中心话语的逃避和撤离，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诗歌价值边缘化的集体尝试。
　　然而颇有意味的是，在诗坛整体的相对冷落中，九十年代以来，女性诗歌写作在走向边缘的同时也呈现出独特的繁荣景象，显示出一种身处边缘却更为自觉的诗歌写作的生机与活力。从写作队伍方面看，进入九十年代，老诗人郑敏写出了《诗人之死》等在其本人诗歌创造中具有超越性意义的佳作；八十年代风头甚健的诗人舒婷在九十年代的写作中有所突破，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陆忆敏、张烨、王小妮、张真、林雪、虹影等人诗艺日趋圆熟；而一大批新秀如蓝蓝、安琪、穆青、吕约、李见心、晓音、路也、唐丹鸿、赵丽华、宇向、白地、鲁西西、丁丽英、冯晏、代薇、卢文英、柏明文、黄芳、宋冬游、唐果、娜夜、周瓒、丁燕、安歌、燕窝、巫昂、尹丽川等也纷纷加入诗歌创作。
　　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繁荣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女性诗人们此时第一次以集团方式出现于历史时空，两份由女性编辑、围绕女性诗歌写作的民间报刊、期刊《女子诗报》①与《翼》②的面世，对于女性诗歌的发展与研究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女子诗报》的主编晓音在阐述诗报群体写作宗旨时说：“有意识地摆脱历来性别意识对笔下诗歌的纠缠。诗人们在一些具有前卫性创作倾向的诗歌创作中，用试图接近诗歌本身所做的有效实验和探索，进行了女性诗人在进入高层次的诗歌领域中，性别意识的淡化和直至消失的创作实践。”她强调以诗艺的提高来削弱淡化性别意识对于女性诗歌写作的影响；而《翼》杂志的主编周瓒冷静分析道：“虽然八十年代诗歌运动为当代诗歌绘制了一处典型的狂欢图景，但在庆典般的众声喧哗中，女性诗歌的声音其实是微弱的”，穆青道：“我们的愿望，是能够切实地建构女性写作的共同体，建构一方自由交往和真实批评的空间。”③与晓音略异，她们在此依然强调性别意识，但又同时削弱了对抗的声音而提倡一种平等的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所有这些思考表现出她们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女性诗歌写作的地位与价值的日趋清醒而自觉的意识。她们在坚守性别意识与超越性别意识的矛盾中不断开拓诗歌的表现空间，将其对于诗歌的热爱与清醒的思考并行。尽管这种思考也许仍显粗糙与稚嫩，但她们在此基础上对于诗歌艺术进行了大量实践与理论的实验与探索。
　　对于女性诗歌写作的繁荣，笔者认为这不仅与九十年代以来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经济与思想生活空间的存在紧密关联，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九十年代以来女性自我成长的新的高度。较之前期，她们的诗歌中的自我精神构成再次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一、性别自我的低调呈露
　　
　　进入九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强烈而极端的女性声调有所降低，女性诗歌中的写作自我常常将前期激进的女性独立思想内化或常识化，那种激烈的男权反抗的姿态收敛了，这可以视作对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女性写作”的深入与发展，从中体现了整个社会心态、女性心理的变化。我们来看看此时仍然具有相当的女性经验与女性意识的诗歌，蓝蓝的《现实》中这样写道：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善。也没有恶。／一群人在受苦。／如此而已。／／没有这样的词。／这些风吹散的薄纸的灰烬。／／一群人在受苦。／就是这些。／永不休耕的土地里／只有一个女人挎着光辉的篮子／默默地播撒种籽。
　　
　　尹丽川的《妈妈》对于母性的反叛算是较为肆意、尖锐的——
　　
　　妈妈／你曾那么地美丽，直到生下了我／自从我认识你，你不再水性杨花／为了另一个女人／你这样做值得么／你成了个空虚的老太太／一把废弃的扇。
　　
　　靳晓静的女性意识、姐妹情谊的表达更为宗教化、神秘化——
　　
　　堤岸上的青草还神性盎然么／那些风关在我的身体里／血与水让它认识另一种文明／我的姐妹疑虑重重／谁在与我们为敌？女人除了爱便永无对手
　　——《2000，某岛•五》
　　
　　这些诗中所呈现的女性意识里有前期的继承，但诗歌语调与姿态中可以感到前期鲜明的对抗姿态在降低，那种歇斯底里的性别呐喊在减弱。诗中对性别的阐释、对于性别的体验更为多元化，对性别的理解似乎也更多与日常生活与冷静情调相融合。
　　
　　二、宏大自我的再现
　　
　　此时，她们开始对外部空间进行重新审视与开拓，渴望在更博大、更普泛的命题发言，向女性之外的人群、女性之外的人类命运与历史文化等广阔范围遐思神驰，真正实现女性诗歌书写的飞扬与超越。《女子诗报》的主编及诗人晓音说：“作为一个诗人，我思索的对象已经超越了整个人类和整个人类所既定的秩序，面对一个博大无比的宇宙帝国，用笔与之对话。”超性别的、由内而外的女性诗歌写作取向再次复苏。她们希望不再局限于单一狭隘的女性意识，努力开拓内囿逼仄的女性视野。她们渴望以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的文化心理传统作为自己心灵根据和文化背景来重新打量世界。因此，我们看到她们的诗作里充满对于人类命运的冷峻思考。相对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以林徽因、陈敬容、郑敏等人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来的智性思考与想象，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写作者在各自的创作中，更多打破了那种对于人类整体精神与存在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化追求。诗歌呈现着某种内敛冷峻的色泽。她们游移于人类个人的悲剧命运同时也在守望新的超越。“五四”以来对于社会历史的激越的责任、使命意识在此隐匿了，然而却更增添了一种旁观者的冷静——
　　
　　清醒者承受不住历史，他们／多么畏惧和虔诚，又多么勇敢／有时在历史书也寻不到证据／只有一张张虚空苍白的面庞／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在其中／清醒者在走向灭亡的哀痛中丧失。
　　
　　——马莉《清醒者承受不住历史》
　　
　　自然之物远了。在一场告别仪式中／不是与动物和植物。／ 城市的广场有修剪过的绿地。／有整齐的街树。是的／人屈服于此。
　　——蓝蓝《自波德莱尔以来》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它只属于风和／静寂／一片沙滩或月亮下的杨树林／也许比我们更接近真理／汗流浃背挣来的蝇头小利在发毒／婚戒和纪念碑发出空空的回音，骨质／疏松
　　——路也《挽留》
　　
　　在这里，有目的性的价值追求被延宕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无意义、偶然性更为突出，而诗人的态度更缺乏以往抗争与解救的精神内趋。在她们的诗中，某种理想、激情被一种克制语调收敛的同时也更为内在化，表现出女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对于生命、世界的智性思考。在淡化了前期的自恋、自怜、自虐与自炫意识后，在打破超越的过往的固定意识形态的思想逻辑的幻觉后，女性实现着一次又一次精神与灵魂的“涅??”。
　　这一类诗歌的代表是老诗人郑敏于九十年代中为纪念诗人唐祈而作的十四行组诗《诗人与死》(19首)，这组诗作不再单纯而幼稚地回避某种非理性的人生、社会、民族命题，“在承认生命的脆弱、渺小和被动前提下展开思想，对个体生命的孤独、坚忍和痛楚，充满了复杂的母性的悲悯情怀，对现实生活的冷酷和民族文化中个体价值缺损的悲愤，呈现于字里行间”。诗中严谨的格律更体现出诗人对于成熟理性的追求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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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火烈鸟
　　终生踩着赤色的火焰
　　穿过地狱，烧断了天桥
　　没有发出失去身份的呻吟
　　 ——《诗人与死•十》
　　诗人，你的最后沉寂
　　像无声的极光
　　比我们更自由地嬉戏
　　 ——《诗人与死•十九》
　　
　　诗歌借助对诗人的缅怀来冷静地思考人类与诗人的命运，其内在的思想、激情与诗歌语言的自由创造取得了新的和谐，在虚妄与执著、悲哀与自豪之间从容流淌、穿梭，不断在想象中熔铸理性与非理性、此岸与彼岸的矛盾，并寻找超越的各种途径。
　　
　　三、凡俗与个体自我的省思
　　
　　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写作存在大量走向世俗，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的倾向，如何面对世俗人生、呈现自我的日常生活状态成为女性诗歌的自我意识所关注的另一焦点。在此她们已经没有了往昔女诗人的神圣感、优越感、另类感，而呈现出生活化、日常化、平民化的色彩。她们对于凡俗生活的考察、对于平凡人生人性的尊重与关注前所未有地介入诗歌。蓝蓝这样写道——
　　
　　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接受并爱上它肮脏的街道／它每日的平淡与争吵 让我弯腰时撞见／墙根下的几棵青草／让我领略无奈叹息的美妙／／生活就是生活／就是甜苹果就是黑色肥料／或者，哭泣和爱——／就是这个——／深深弯下的身躯。
　　——《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
　　
　　诗人在提醒人们低下头颅弯下身躯去关心脚下的事物，珍惜细屑的人生。表达了对于生命的敬畏、感恩。来自日常生活的经验越来越多地为女性诗人所重视，日常生活中看似毫无意义的细节与生活琐事，成为诗人们挖掘诗意的新的泉源。赵丽华是近年来较为活跃的诗人，在《如果我不在家，就在图书馆》中也是借助平凡生活的细节传递向平凡生活妥协后的忧郁、困惑——
　　
　　我拿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 住着160平米的房子 ／ 衣食无忧 ／ 吃穿不愁／为什么我的缺憾总是很多 ／ 惊喜总是很少
　　
　　在成熟平静的娓娓道来中，既展现出平淡而真实的生命经验，同时也体现着诗人们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对生活、对世俗的反思理解。她们回避所谓重大的题材而切实回到芸芸众生现实生存的层面，更注重对个人生存体验的精心捕捉与呈现，个体的生命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珍惜与凝视。从表面上看，这些诗歌一般没有强烈的性别反抗的标志，但其中仍然渗透出女性的细致细腻的生命体验与价值判断和选择，许多诗歌流露着女性独特的阴性气质。
　　另外，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新诗书写中，关于自我存在多元化透视也成为她们此时自我意识更为多元化的一个表征。在打破单一的男女二元对立、摆脱封闭的性别自白后，她们往往在更宽广的视界中思考自我与现实的关系，体验自身的价值，重新为存在命名。
　　一些诗人坚持寻找某种价值皈依——
　　
　　那些灰得像石头的画／一个声音从黯淡处出发，越过／万水千山，溶进画布／“我很旧，但我存在”
　　——张烨《我很旧，但我存在》
　　我将永不离弃：在四月，春天／我比黑夜更懂得什么叫黑暗／也比白天更懂得纯粹、光明
　　——杜涯《春天寄书》
　　
　　有的则怀疑断裂、摇摆莫名——
　　
　　白天，我在马路上走／黑压压的人群像起风的树林／如果我不停地走就不只想到风和树林／如果我不停地走还会想到／黑色的大海想到噩梦想到大海就是噩梦／袭击我／我没有被它压碎、挤碎、撞碎、粉碎……／可我就要碎裂了，有时我渴望碎裂
　　——宇向《我就要碎裂》
　　
　　也有的则盛满悲悯包容、平淡冥想——
　　
　　我原谅春天、冬天／我在世上的冤屈，它们佯装不见／却一直在观看，并记住了。／我原谅我困苦时遭遇的风／它们安慰我，转身就作了我的网罗。／／我原谅自己，／这是我最深最大的裂口／是我在自己眼里永远看不到的
　　——鲁西西《我原谅》
　　
　　这里，整体性同一性的价值追求不复存在，她们始终在个体与整体、终极与当下、客观与主观之间流动、游移，同时，诗中也潜藏着属于自身的选择、体验、启示与守望，自我价值取向呈现出一种更多元、流动、主观化的特征。
　　总之，在新的历史语境的女性诗歌中的抒情自我，不再是中心化、集体化的民族、历史、国家、阶级、甚至性别的代言人，不再以诗歌对大众、女性进行启蒙，不再具有拯救历史的现实使命的自信与权威。无论是面对自我抑或外部世界，她们更注重个体的、“边缘的”自由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放逐了“五四”以来女性诗歌写作中的使命感、集体性、崇高性、理想性和英雄主义等诗歌传统。一些女性诗作者在用一种消解的态度去解构理性，解放日常生活的欲望与感性，这一方面有助于新的诗歌意境的开拓，同时也表现出某种略含保守色彩的游移与守望的态度，一种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萌芽的反抗与抗辩的精神力量有时甚至已经成为一件过时的时装遭到了隐匿与收藏。
　　(责任编辑：吕晓东)
　　
　　①《女子诗报》于1988年四川西昌诞生，主编：晓音。
　　②《翼》于1998年北京诞生，主编：周瓒、穆青。
　　③参见新华网：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参考文献：
　　[1]方克立．《要注意研究九十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Ｊ]．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3）：67．
　　[2]程光炜．岁月的遗照[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晓音．女子诗报年鉴•2003[Ｍ]．香港：明星国际出版公司．2003．
　　[4]荒林．《郑敏：女性现代性文本》[Ｊ]．广东社会科学，1998，(2)：120．
　　

• 欧阳小昱： 守望与游移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11期
• 欧阳小昱： “自我”的深入追寻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