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浪漫主义思潮的研究方兴未艾，多从历时态、共时态等层面来研究，要深入下去，把研究引向纵深领域，不妨追根溯源，从探寻它的产生机制着手，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舶来品，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是在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后逐渐形成的。中国现代作家作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是西方浪漫主义的接受者，他们接受的内容及方式都直接影响到中国浪漫主义思潮，从接受的角度无疑可以更为清楚地认识中国浪漫主义思潮的面貌，为此本文运用接受美学来探讨中国浪漫主义思潮的产生机制。接受美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侧重研究读者的接受过程，强调读者研究的重要性、客观性和科学性，并对接受的条件与方式作了深层探讨，给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思维高度。
　　
　　一
　　
　　客观地说，浪漫主义一词不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名词，浪漫主义的英文是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ｓｍ，它起源于中世纪一种叫做“传奇”(ｒｏｍａｎ)的民间文学体裁。作为浪漫主义的思潮和创作方法是不同的，朱光潜先生当年曾说过“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流派运动，应该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在精神实质有区别的两种文艺创作方法区别开来”。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早已存在，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富有浪漫主义的因素，柏拉图充分肯定了灵感、迷狂、激情和非理性的重要作用，他的灵感说和迷狂说是浪漫主义运动三大口号——天才、情感、想象的来源。但作为一个思潮，是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形成，产生了声势浩大、席卷世界的文学运动，拥有较成熟的浪漫主义理论，强调主观性，回到中世纪(强调浪漫主义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回到自然。中国古代文学中也不乏浪漫主义因素，屈原、庄子的创作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但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思潮产生于“五四”时期，现代作家接受西方浪漫主义，不是在中国本土接受的，而是在留学国外时接触到的，在留学期间他们直接接触、阅读、翻译西方浪漫主义者或受到浪漫主义强烈影响的十九世纪西方批评家的文学作品和文论著作。
　　早期的现代作家面对国内的落后，以“师夷长技”和“实学”为目的留学国外，有的奔赴西方，更多的人选择了日本。因为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经历非常相似，但此时日本率先成功地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甲午”和“日俄”战争中取胜，向世界展示了现代化的成功与威力。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应该效法日本，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早期“五四”文学革命的发轫者如鲁迅、陈独秀，还有前期创造社的成员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是留日学生。留日现代作家看到的已不是原汁原味的西方浪漫主义，而是经过日本文坛过滤的浪漫主义。
　　封建社会的日本将人的感情束缚在形式的框框中，文学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压抑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受到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日本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西方浪漫主义尊重感情的自然流露，推崇人的内部生命，追求自我的完全解放，追求个性和个人情绪完全解放的思想。
　　日本的浪漫主义作家“以人的尊严为基础，主张彻底尊重人性、人的感情，以发挥人和人的力量取代神和神的力量，来寻找自身的创造力。同时扩充自我，争取思想感情上的自由。这是尊重人和个性的必然归宿。可以说，日本浪漫主义含有从封建遗制和封建道德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欲求，在冲破束缚人的精神的封建樊篱中表现出一种勃发的活力，也就是将反封建作为自我解放的实现，并以自我对抗非我，以精神对抗物质，以理想对抗现实。用美好的理想来代替自我面临的不满现实，创造理想中的人生”。
　　明治维新后，日本全面处在西欧文明的影响下，但当时资产阶级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封建的生产关系，政体却是绝对主义的天皇制和家长制，浪漫主义发展的时间短。由此日本浪漫主义作家追求扩充自我和个性自由的同时，缺乏理性的分析，残存了一些封建意识，在观念世界、精神世界上，没有完成真正意义的自我确立和自我解放。这样，他们面对社会和人生，虽然保持着一定的爆发性的冲动，但却耽于虚幻的理想，只能在梦幻的世界中探索自我与个性的解放途径。最后脱离现实，在内心创造一种虚幻的理想世界，以艺术作为享乐，难免走向唯美主义、颓废主义，岛崎藤村的悲观主义和北村透谷的厌世主义都比较典型。从日本明治三十四年(190年)前后开始，浪漫主义主流非常明显地避开具有强大抵抗力量的现实，向“物哀”、“风流”的古代审美世界倾斜。
　　
　　二
　　
　　作为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读者——中国现代作家在接受时拥有自己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是姚斯基本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主要指由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理解形成的、指向本文及本文创造的预期结构。在接受美学看来，任何一个读者，在其阅读任何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之前，都已处在一种先在理解或先在知识的状态。不存在“零”度的纯中立的清明无染的“白板”状态，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与先在知识，任何新东西都不可能为经验所接受。这种先在理解就是文学的期待视野。它是在作者、作品、读者的历史之链中形成的。没有这种先在理解，任何文学的阅读都将不可能进行。
　　现代作家接受浪漫主义是建立在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期待视野上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乏浪漫主义因素，民族传统文化为吸收浪漫主义提供内在依据，正是有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基石，现代作家在遇到浪漫主义时，没有抵制，而是采取了顺利接受的方式。以民族传统文化构成的期待视野，影响到了对浪漫主义的具体接受内容。
　　卢卡契说“任何一个真正深刻重大的影响是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外国文学作品造成的。国家同时存在一个极为相似的文学倾向——至少是一种潜在的倾向。这种潜在的倾向促成外国文学影响成熟。因为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力的解放”。包含着本国传统文化典范的“潜在倾向”事实上制约着对外来文明的解读，进而规定了吸收外来文明的重点、范围，也规定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所能达到的深度。
　　现代作家对浪漫主义的接受也是如此，遇到与民族传统文化相关的接受就多些。魏晋时期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纯山水诗的创作高潮，对大自然静美的独特的发现加强了文人偏于宁静恬淡的审美趣味，对现代作家产生了潜在然而是重大的影响。无独有偶，浪漫主义崇拜自然，欣赏大自然的美，甚至以自然的美来和社会的丑恶现实相对照，表现出对大自然的迷恋。有了这一潜在影响，现代作家对西方浪漫主义的“回归自然”思想深有感触，较好地接受了这一思想。不论是废名，还是郁达夫等人的作品都描绘了大自然，借助于自然描写，将自身的感觉、观念有机地融合到真实的客观景物之中。但对“回到中世纪”的宗教激情，过于怪诞的想象有所忽视，因在传统文化里缺少相应内容作为接受基础。
　　在现代作家的期待视野组成部分中，除了民族传统文化，另一重要部分是时代的需要，“五四”时期是彻底反封建时期，对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作一清算，为此“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对浪漫主义人性化色彩加以吸收，也重视浪漫主义诗学的核心内容：情感性、想象性。浪漫主义原初意义是以人为本，张扬人的价值和意义，反对基督教神学，达到人性的最大解放，其实质是“个人主义”。时代的需要更强化了这一思想，郁达夫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为自我而存在成为“五四”时期浪漫主义者最高的人生信条。为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他们偏爱一些积极浪漫主义作家，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一再肯定以拜伦为宗主，包括雪莱、密茨凯维支，直到裴多菲的这些诗人，把他们名之曰“摩罗诗人”，推崇他们的浪漫主义的“摩罗精神”，即“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即便如此，对这些积极浪漫主义作家的接受也是不全面的，像茅盾所说的：“有两个拜伦，一个是狂纵的，自私的，肉欲的；一个是慷慨的，豪侠的，高贵的。我们现在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人。是反抗旧习惯旧道德的诗人，是一个从军革命的诗人；放纵自私的生活，我们底青年是不肯做的。”在中国，拜伦身上的淫荡、放纵、虐待狂、对人生的深刻绝望的一面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只留下他对庸俗社会的彻底叛逆和反抗。对拜伦的接受只重他反抗的一面，忽视他自私、偏于肉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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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潮，其中心思想和理念依然是继承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合理内核，对束缚人性的封建文化和陈旧的创作理念进行了无情的扫荡，这种接受是由中国现实所决定的，但相对浪漫主义本身来说则是不全面的，有所偏重。
　　
　　三
　　
　　中国现代作家接受浪漫主义，还深受个人气质、爱好等影响。接受美学认为接受方式可分为社会接受、水平接受两种。瑙曼指出，作品一旦到达读者手中，社会接受便已开始，一些社会机构如出版社、书店、图书馆、批评机构等逐步把作品的社会效益变成现实，但个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接受，决定个人接受的因素有：读者的世界观和思想意识、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经济状况(包括收入、自由时间、居住条件、工作和一段生活条件)、教育程度、知识结构、文化水准、审美需要、年龄、性别、接受过什么样的文学及其他艺术品的基础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个人的接受动机、兴趣、目的、需要等，对个人接受有重要影响。个人的处境影响阅读过程和结果。由于个人接受造成风格差异的，以郭沫若和郁达夫最为典型。
　　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最早发起人之一，为前期创造社的三大台柱之一，王富仁指出郁达夫首开感伤主义风气，他的小说开中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之先河，感伤的抒情倾向，是他创作风格最重要的表现特征。他自幼是个早熟的才子。从小经历生活磨难，在他的心灵上刻下无法治愈的创伤，使他养成悲天悯人的性格，特别富于感伤。曾在自传中描述过自己的性格特点：“自小就习于孤独，困于家境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后在青春多感的年代，来到日本。此时的日本已处在文明开化的前沿，传统的生活被彻底丢弃，生活方式急剧欧化，同时，在日本，他看清了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最深切地感受到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朱寿桐指出：“创造社作家作品中热衷表现的‘生之悲哀’情绪，就是从这种与久住国外有关的生活中体验而来的。一方面离开了故土，一方面又在异国的土地上受尽歧视、迫害，这必然使他们产生对人生的疑惧感、失落感、孤独感等悲哀情感。”在这种环境中，郁达夫接受了浪漫主义，也受到日本传统文学的影响，郁达夫敏感的个性，郁闷的情绪，让他开始了带有感伤、颓废情绪的文学创作。
　　同样留日，面对对“支那”弱国子民的侮辱，郁达夫产生的是感伤，对郭沫若来说，激发的则是反抗激情。他自小就富有反抗精神，留日十年吸收了肯定浪漫主义的大量养分，他侧重于主观的创造和激情的表现，对日本浪漫主义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观点加以改造，厨川白村认为“文艺本是苦闷的象征”，而郭沫若则认为，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强调要由个人的苦闷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他的《女神》诗集的主旋律高昂、激越、粗暴、狂放，是时代的产物，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他可算是普罗米修士式的浪漫主义，是一个热情的、一个重感情的出类拔萃的积极浪漫主义者。
　　现代作家在留日期间响应时代的要求，选择了浪漫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武器，受环境及个人气质的影响，对西方浪漫主义作了选择性的接受，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进一步丰富了浪漫主义这座宝库。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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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晖： 接受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研究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11期
• 王　晖： 第一人称视角的越位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