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旭参照社会学的标准并在吸取了当今社会学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试图在职业类别上，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底层”作出比较清晰的界定。他认为，“底层很少或基本不占有这三种资源，其主体构成实际上就是工人和农民，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政治上基本无行政权力；经济上一般仅能维持生存，至多保持‘温饱’；文化上受教育的机会少，文化水平底，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①这便是处在底层的人们的一种比较真实的生存景象。
　　但是，综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表现内容，在多样化的炫目光晕下，遮蔽了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基本事实与状况：真正的底层意识的严重乏失。作如此激进的论断的出发点，并不在于指责我们的作家完全漠视处在社会底层的群体的生存状态，相反所谓的以底层生活为描述对象的作品在数量上并不见少，而问题的关键是在表现底层时所体现出的立场、价值、情怀、趣味等内涵与真正的底层的本真状态究竟有多远的距离？
　　事实上，我们一方面对底层最“本色”的生存状态以及底层群体的心灵呐喊心知肚明，而在文学的反映上却保持着惊人相似的置身事外的隔膜与集体无意识。这种隔膜和集体无意识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底层生活丰富性作单一色调的粗鄙化理解，或是形而下地刻意描写底层群体的贫穷、落后、麻木、无序的生存景观与精神世界的蒙昧状态，以表现自身与现代文明同步共脉之后的物质自足与精神优越；或是出于现代文明所引发的物欲横流、精神溃败的巨大痛楚，形而上地对底层群体身上所存留的传统美德，如勤劳、善良、真诚、平和等发出虚妄的赞美。二是漠视底层群体在日趋变化的时代正常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而一味地要求最无力忍受痛苦的底层承担社会改革的阵痛，“分享艰难”。即便是某些有过相同的苦难经历的作家所写的以反映底层艰难困顿体验的作品，也因作家的社会地位与精神状态的变化而难于如昔日一般身同心受，往昔真气淋漓的情感也因身份的变化而沦为模糊的记忆的层面，因而对苦难的反映也因情感的消退而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寡淡的意味，因而我们能感受到的仅仅是一种“哀民生之多艰”的“高贵”的贵族情怀。因此，在对底层苦难状态的抒写上，许多作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某些“公共性经验”，以及不约而同地对底层苦难“传奇性”的表达，无不以狭隘的单极化方式，将原汁状态的真实的底层生活作了简单粗暴的符号化的处理。
　　笔者在对《名作欣赏》二○○四年第十一期转载的夏榆的《黑暗之歌》及《失踪的生活》两篇散文的解读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在当今的散文作家中，夏榆可能是在创作心境上真正保持着清醒的“底层意识”的作家之一，有着“来自艰难的生活而获得了对自由的痛感，来自卑贱的人群而获得了对生命的悲悯”的特殊而又真挚的情怀。
　　夏榆曾有过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他当过矿工，也有过城市流浪的生活体验，《黑暗之歌》与《失踪的生活》便是这一阶段生活的真实写照。
　　《黑暗之歌》表面上看写的是作家曾经历过的一段梦魇般的矿工生活，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处在底层的年轻人各种思想、情感的芜杂交缠乃至灵魂高度焦灼之中的真实的心路历程。其中既有对命运安排的不公所表现出的无奈与抗争，也有对父辈生活方式的唾弃和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境界的企盼与追寻。而当所有的一切努力与挣扎均被死神无情吞噬之时，对旧有生活的逃遁便成了惟一的出路与必然的无奈选择。
　　作家的叙述笔触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众多真实细节的描写与细腻的心理刻画，使得整个散文文本具有了平实而又厚重的特殊意蕴。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作为拥有理想的生活模式的同龄人——文工团员的生活，文工团员在阳光下的“幸福生活”也就成为折射自己在“黑暗”世界的现实生存本真状态的第一面镜子。他们“相貌俊美”，“面容欢乐表情幸福”，可以“自由歌唱纵情表演”，可以“享受阳光享受听者热情的欢呼和掌声”，因而在同龄的“我”看来“简直就是人生幸福的典范”。而真实的“我”则在文工团员的歌乐声中，“在阴暗的落满尘埃的工房换上结满汗碱坚如铠甲的工装”走入黑暗的地腹深处，在闷热、潮湿的巷道内，在煤层受到挤压扭曲的裂变声中，感受矿工生活所带来的恐惧与孤独，以至于感觉到自己已被文明彻底“遗弃”。尽管生存环境是如此的艰难，但“我”也始终未放弃自己的梦想，在地腹深处工作之余的不懈的阅读与写作、练习拳击和不愿像年老的矿工一般在“困倦中昏睡”的行为，实实在在地折射出了一个不甘于残酷命运的安排的年轻人的心志以及所能具有的独特的抗争的方式。
　　如果说 “文工团是划破我黑暗现实的光亮”，那么现实重压之下人格变异与灵魂扭曲的父亲的形象便构成了折射自己未来生存状态的第二面镜子。父亲曾是“昔日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兵”，但结束军旅生涯后即完全进入了庸常生活重压之下的极端粗鄙状态。酗酒与谩骂既是父亲的日常行为方式，也是其应对无力把握的现实之后借机发泄与“抗争”的主要手段，而以自己的妻子作为主要对象以及扩展为对经过窗户的所有的人的不加选择的谩骂，甚至可以当着儿子的面强迫妻子性交的丧尽人伦的行为，无不显现着底层庸常生活的煎熬已彻底窒息并摧毁了一个老兵正常的心智的事实。这种人伦俱丧的极端个人暴虐行为，可能是底层群体生存状态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而这个个例的意义则明白无误地传导出了底层群体现实生活的光怪陆离以及令常人无法想象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实真相。而当“我”在母亲的饮泣声中发誓不再为父亲买酒的反抗行为遭到父亲的“暴力清洗”之后，幼小的个体生命中一个永远无法忘怀的梦魇也就如影随形般纠结于心灵深处，本能的仇视与唾弃也随之应运而生。于是“我”在十八岁那年选择从家庭中的逃遁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必然。但悲哀的是，结束学业当矿工的结果，固然使“我”具有了拒绝与反抗父亲的力量，而当“我”庆贺自己获得“从内心和身体生长出来的力量时”，也只能以将自己“灌得大醉”的方式，重蹈与父亲相类似的命运泥淖。发誓要反叛父亲一样生活的“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难于逃脱父辈的宿命。在底层，对人间不平的抗争有时简直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迷宫中的奔突，而最终的结果竟是返回到令人不堪的荒诞起点，因而感到无限的迷茫与悲凉。
　　矿工生涯所直接面临的死亡阴影与生命无常则构成映照底层生存状态的第三面镜子。在此，底层群体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应对苦难的坚韧以及无常命运降临时的脆弱的两面性被彰显得淋漓尽致。最突出的是主体行为选择及心理体悟的深刻矛盾与“二律背反”，从而在巨大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底层生存状态无可抉择的尴尬沉重以及在黑暗与沉重之中不竭抗争的意义的巨大张力。作家所描绘的三幅场景令人刻骨铭心：一是矿区街心广场上聚集的劫难余生者的群像，那些盛夏穿着棉衣棉裤，对气候已没有了感觉的肢体残缺者，“在寂寞和病痛中挨度着最后的时光”，以及当目睹母亲得知“我”去当矿工之后的最初的涟涟泪水，到后来母亲为儿子日日忧惧而逐渐变白的头发和松动的牙齿的直观的视觉感受与心理感受，无不强化了从家庭暴力中挣脱出来之后的新的生活所即将面临的命运残酷与无常，同时也正是通过这种心存恐惧、但还是义无反顾的决然的态度上凸显了对另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渴望，年轻人自立的欲望诱使其走向黑暗的坑道，并甘愿与死亡的魔影朝夕相处，这也许便是身处底层的人们无法逃脱的特殊的生存境遇。不管是街心广场那竦人的一幕直观刺激，还是身知其中利害的母亲的泪水闪烁，都无法改变所有的一切。以生命的代价与命运相抗争的方式，或许是底层最令人唏嘘不已的生存境遇，因而成为生命中几不能忍的“尖锐的生存痛感”。作家对这一景观的反复渲染，令人记忆深刻而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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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亲眼目睹四个矿工被瓦斯窒息而死所引发的心灵恐惧。如果说下矿井之前所目睹的一幕是相对间接的视觉刺激的话，那么下井之后所亲眼看到的同伴在矿难之中的死去，则构成了思想乃至灵魂中永远无法消却的梦魇。恐惧不已的“我”，一度曾决定选择逃离。作家用相当细腻的心理活动，反映出了“我”在恐惧之中认识恐惧与克服恐惧的全部内心活动。寻找熟悉的旋律尽情歌唱，歌唱成为粉碎黑暗遮蔽、抵御恐惧侵袭的一种精神武器，成为“感受慰藉与幸福”、乃至是生命坚韧性得以张扬的惟一方式。在此，寻常意义上的“歌唱”成为一种“象征”，一种与“文工团”相吻合的生活理想；“歌唱”又成为一种精神的动力与源泉，使“我能自由地面对黑暗，面对险恶和灾难，甚至面对死亡”；“歌唱”更成为一种张扬生命坚韧的有意义的代码，成为深处底层的人们灵魂的强劲脉动——面对苦难的不竭抗争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由衷希冀。
　　而最终是同样热爱歌唱的高中同学赵松在矿难中的死亡，则直接导致了所有信心的崩溃和向黑暗世界的彻底道别。作家用相当长的篇幅，叙写了“歌唱”给“我”与赵松所带来的心底的力量，从约翰·列农、鲍勃·迪伦以及崔健早期的摇滚音乐之中，感受到了这些音乐所带来的“情感、立场和生活方式”，感受到了不安分的灵魂对人间不平的咆哮与哀鸣，感受到了向往自由，崇尚叛逆以及渴望走出封闭、蛮荒的精神渴求，同时这些更多地出自本能的反叛似乎又具有相当的迷惘性。尽管“我”声称“向往歌唱是我找到的通向未来的异质的道路”，而具体的指向对象也只是文工团一个“叫伊的女孩子”。作家满怀深情抒写了“我”对“伊”的“缅想”，幻想“能有一个成功的时刻”，把自己的“爱情交出来”，这也许是身处底层的人们对美好生活世俗意义上所能有的欲念的最大的想象。而在对从精神到世俗所有想象的最大限度的扩展与放大的过程中，笔者惊悚地领略了底层对人间不平与历史蹂躏的真切关注以及对生命尊严的维护与精神自由的强烈渴望。
　　而所有的梦想随着赵松生命的瞬间陨落而彻底葬送。在一个盛夏的清晨，“我”目睹一个在每一时刻都充满歌声的朋友被黑暗无情剥夺生命，“真正的恐惧”笼罩了全身，从而也完成了身体乃至灵魂的彻底逃遁。“一个人的死换取了一个人的生”，从此“告别了矿井”，“也告别了我心中的爱情”，“并让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漂泊者”。
　　笔者解读《黑暗之歌》的最后一个部分篇章时，曾长时间地陷入思维的困顿之中。从“歌唱”之中建立起来的勇气，可以让“我”从四个矿工被瓦斯窒息而死的恐惧现实之中解脱出来，而从摇滚音乐的狂放呐喊之中感受的力量也似乎足以证明生命的质地与硬度，而生命所能具有的所有韧性在赵松的声音与生命顷刻消逝之间彻底坍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是“歌唱”所释放的狂放力量过于虚妄，难于真正填补灵魂的无所皈依所形成的巨大的精神缺口，因而决定了这种逃遁的行为的必然？而这种逃遁又真正意味着什么？难道仅仅是摆脱死亡的威胁？而身体与灵魂的漂泊与游走，又能在多大意义上实现一个个体生命的丰盈？散文《失踪的生活》或许便是作家从矿山逃遁进入都市之后的另一种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在摆脱了矿井的黑暗之后灵魂再度饱受煎熬之后的心性直白。作为一个外省的自由写作者，选择了靠近北京大学的西苑乡的一处民居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作家对最初的这种选择充满了自得：“寂静和喧嚣”、“简朴和繁华”可以兼得，尤其是首都文化与思想中心的氛围，造就了自己心仪已久的“理想的状态”。然而“当时很穷”、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的底层群体的一员的“我”，在进入城市所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竟是“再次失去我的邮址”，而失去邮址则“意味着我从这座城市的消失”，成为一个“不在场的人”，成为一颗“融入沙漠的沙粒”，“遗失在人群中了”。融入城市或许只需要一种决心，但融入的结果竟使“我”与世隔绝，成为被外界“抛掷”的虚无的人。在随后的对新邮址的寻觅过程中，竟然发现有许多“和我同一种背景”的人陷入了相同的困境。新邮址虽然找到了，是一个“布满灰尘的窗口”，“一个三尺见方的竹筐”，“积满了过期没有被取走的信”。而乡管理人员对“失踪的生活”的人们的信件的“粗暴”“恶劣”的态度，时时提醒着外界对包括“我”在内的“游离于体制之外最卑贱最低下的一类人群”的冷漠、歧视与敌视。对于这个群体寻求自由与幸福的努力，既缺乏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应有的同情、怜悯与理解，相反对他们的权利与尊严的任意侵害，成为司空见惯的一种残酷的现实存在，这便是“我”从矿井遁入城市之后犹处底层的现实境遇。
　　如果说散文的前半部分对底层群体在进入城市之后的生存景观还停留在相对宽泛的情绪意义层面上的宣泄的话，那么后半部分的来自京郊少管所的一个少年向姐姐求取棉衣的两张明信片，以及这两张明信片在“我” 的身上所引发的一系列行为及心灵震撼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我”对同是身处底层的群体中的成员的巨大的同情与悲悯，从而也实现了由个体苦难的体悟向群体苦难意识的纵深拓展。当看到第一张明信片的时候，面对一个“因为寒冷和罪在严冬中孤立无援”的陌生少年，“没来由地”感觉到“那种呼求犹如我的呼求”，希望呼求的声音能“获得反应与回响”，以至于 “我” 后来多次去取信的真实目的“是想看见那封呼救的明信片被取走”。然而“我”焦虑地看到，一周过去了，那张明信片依旧没有取走，它“变得越来越脏”，并“被新的信件覆盖”而“压到底层”，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将它“从堆积的底部翻出来”，“放到一堆信件的上端”。几天后，当“我”看到呼求语气更为急迫的第二张明信片时，作家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心理刻画：首先是想象，“那可能是一个与姐姐相依为命的”“比较敏感的男孩子”，并依稀之中联想到了自我童年的身影；其次是从童年的“我”对年长自己五岁的姐姐的精神依恋的回忆的细节，感受到姐姐的“温暖、爱和佑护”，是“我成长的少年时代无法离弃的元素”。而现实中的两张明信片被尘埃覆盖，字迹开始消退以及信件收发者事不关己的“困倦麻木的冷脸”，使得“我”不由自主地选择充当信使的角色。
　　于是更大的悲剧事实被发现了——孩子的姐姐，一个叫周洁的女子，两周前已割脉自杀，且无从知晓自杀的任何原因。而对于一个鲜活生命的消失，公寓老板所表现出的是彻骨的冷酷：“丫一死了之，我可倒霉了。”而“我”从无边的冷漠中所感受到的则是彻骨的清醒：“应该说我没有感到震惊，在外漂流几年我已经见惯或听惯类似周洁的故事。”从文本开始的情绪化直白到文本末尾的理智的“清醒”，蕴含着无以复加的情感惊悸与灵魂颤栗的力量。
　　所有的努力都归于无望——一个无法预知的结局。“我”所能做的，也只是以无助迷离的目光注视着“那两张混杂在众多信件中开始发旧的明信片”，以微弱而又苍白的力量“默念”“那个被寒冷所困的孩子的呼求”。
　　如果说《黑暗之歌》所直面的更多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矿工中的一员之一己之苦难经历，那么《失踪的生活》则是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与空间上对整个群体——底层的生存状态的真切关注，这不仅仅是写作视野的延伸与拓展，而是作家情感质地和道德力度的一种再度熔铸，散文的意蕴也进而越发坚实醇厚起来。
　　夏榆是真实的，因而他能将生活中的特殊苦难经历以生命体现的方式真切细腻地展示出来，对深处底层的个体与群体的苦难与群体之外的无边冷漠的清醒体悟，指证着我们所处的社会所普遍存在的人性苍白与道德溃败的罪恶；夏榆是敏感的，因而他能以个体的微弱力量将一个特殊群体内心的不竭呼喊的声音远播弥散，从而实现对社会赞美的措辞的审慎以及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人的道德乃至灵魂的拷问；夏榆又是迷惘的，作家的职责与良知固然无法使其人为地消解人间苦难，但逃遁与无望的结局，又使人深陷黑暗的迷津而无法真正感知底层生活终将出现的曙光。
　　或许正是这种怅惘，才能引发我们对一个群体的普遍而又真正意义的关切——“只要有一个乞丐跪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道德感就需要追问。这个人是整个社会的母亲，是考验整个社会的良心。她是化装的基督，转世的佛陀，有意跪在人来人往的闹市中，等待良知未泯的人到来。”^②
　　
　　①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②王朝阳：《新闻之下的生活》，《美文》２００３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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