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窥探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最便捷窗口。对于新时期文学而言，“压抑”的发现和凸显是它表达欲望主题和进入欲望叙述的首要标志。从现实主义文学对压抑的政治学、社会学透视，到现代主义欲望叙述对人性异化的生物学与病理学视角，新时期主流文学讲述的关于欲望的故事，既是为确认欲望的合法性从而恢复个人的主体地位与世俗身份，也是为回应时代精神和历史总体性的呼唤。新时期文学在改革开放之初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正在于它把欲望叙述以及发现与书写被遮蔽、被遗忘的欲望“角落”，当作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入口，并通过对欲望的重新叙述和话语转换，建构新的价值观和文化秩序。欲望的叙述直接关乎一个时代的文化创造与精神风貌。
　　尽管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现实认同与美学趣味上有较大分歧，但欲望叙述通过乌托邦化进行话语转换的倾向却息息相通。无论是王蒙、刘心武、高晓声、张弦等在欲望叙述上政治化策略，张洁、张贤亮、戴厚英、王安忆等对欲望的人性化转移，以及阿城、韩少功等寻根派作家从文化决定论角度对欲望的观照，还是张辛欣、刘索拉、残雪、徐星等对欲望的感性化叙述，莫言、刘恒、马原、哲夫等的生理化欲望叙述，它们都试图以各有侧重的幸福承诺，强化欲望或性的超越性，通过“乌托邦的种种貌似可信的美好假设以及感染读者并试图说服读者的修辞策略”，在想象性的维度上达成与现实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替代和协调，从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逃避性”和“虚幻性”^①。总的说来，主流文学通过新的乌托邦的建构，并通过对欲望叙述的“附魅”给欲望重新“编码”，这是一种在话语转移中重建秩序与价值的努力。本文试图从欲望叙述的角度重读新时期经典文本，对在欲望尤其是性爱叙述上现实主义小说的政治与人性化、现代主义小说的生理化与感性化的乌托邦深度模式作出分析和评价。
　　新时期主流文学对压抑的凸显，是从对食、色等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欲望的展示、肯定和转换开始的，它是启蒙的时代主题和宏大叙述的组成部分。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欲望叙述政治化话语转移的经典文本。作品以一件红毛衣为叙事线索贯穿母女两代人的三个“爱情”故事。叙述的重心是特定历史时代“原始的本能”（作者又称之为“蒙昧的冲动”）冲击“传统的礼教、违法的危险以及少女的羞耻心”的悲剧性后果：偷尝禁果的男女主人公以自杀和被判刑告终（其中，男主人公“小豹子”的命名和被囚流露作者对爱欲冲动的动物本能定位）。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压抑与满足、规训与惩罚的欲望故事。在作品的结尾，作者找到了解放压抑的武器，即“让农民富裕起来的文件”（三中全会公报）。作者后来解释自己的创作初衷：“太对了！吃不饱肚子什么都是空的啊！我心里豁然开朗，找到了这个‘角落’‘被爱情遗忘’的根源。我含着悲酸的泪也含着光明的憧憬动笔了”^②。在这里，爱欲的实现以温饱欲（红毛衣的中心意象）的满足为前提，而温饱欲的满足则仰赖政治的解放，欲望的故事最后被转换成肯定现实的合法性即歌颂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国策的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角落”被发现了。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在被“政治”发现之后，“爱情”是否有望“出场”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乌托邦的政治前景和对“角落”的“中心化”整合，显然已有效地转移了问题的重心并最终“抹平”了问题。这种欲望叙述的政治化策略与逻辑，在高晓声的《“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何士光的《乡场上》等反思与改革文学的经典之作中都有集中体现，只不过性压抑与性话语被温饱欲这一更基本的生存欲望所淡化，从而使欲望叙述的政治诉求更无伤大雅。对欲望进行政治化的叙述与话语转换，是社会批判文学思潮的主要叙事策略。
　　现实主义欲望叙述的人性化维度包括两种倾向。一是从性爱的情爱化叙述切入人性化。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被认为第一次把“情爱”推到社会的中心。这篇婚外情题材的作品以婚姻和爱情的二元对立或伦理冲突为叙事框架，一方面以“爱”为本位，用情爱挑战社会道德与伦理观念，凸显两性关系，从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另一方面以“爱”整合和抹平“性”，把性爱话语情爱化或纯理论、纯精神化，通过渲染男女主人公“连手都没有碰过”的精神恋爱，寻找欲望叙述在旧有的性禁忌权力结构中的合法性，表现出这一时期启蒙话语深层的禁欲主义内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对性爱的情爱化叙述进一步向人性化转换的处理方式。作品设置了一个混合着多种人道主义因素的难以逾越的婚姻动机。老干部与因掩护自己而牺牲的老工人的女儿的婚姻，是“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因此，当个人爱情与人道主义发生冲突时，老干部和女主人公钟雨都选择牺牲自我，而获得一种“同情弱者”带来的人性的自我肯定和精神补偿。作品同时还设置了一种诉诸未来的补偿方式，即通过钟雨女儿的形象，寄托下一代对没有自我牺牲的更人性化的爱情的追求，尽管这难免是另一个乌托邦。这种追求实际上存在以情爱乌托邦对生理性欲望进行不自觉规避的倾向，从张抗抗《爱的权利》《北极光》等系列爱情作品，到王安忆同样以婚外恋为题材《锦绣谷之恋》，尽管对现实主义欲望叙述一贯的政治化以至社会化立场的疏离越来越明显，尽管在女性意识的确认上已有天壤之别，但性压抑通过情爱话语进行精神化、人性化转换的策略，一直或隐或显地支配着女性文学的欲望叙述。即使到后来，张洁、王安忆、张抗抗、铁凝等的创作风格发生前后期之间的巨大变化，尤其是生理性欲望的书写上有了重大突破，但对性爱的欲望叙述仍是在启蒙理性和人道话语的框架内进行的。王安忆后来强调，“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性爱”；评论家也指出，她对性的书写，“只是为一种更为宏大的研究人的自我确认的目标服务的”^③。现实主义欲望叙述对原欲的表现，目的在于“研究”人与人性，开掘人的主体性和自我的理性能力，仍属人道主义话语范畴。
　　这种从原欲角度对欲望进行理性转换，以切入人性化叙述的倾向，在张贤亮的作品中得到了更集中的展示。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被认为像一本“性知识导读手册”，内容涉及性饥渴、性窥视、通奸、阳痿、性康复、性放纵等。表面上看，它叙述的是高度压抑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对人的精神状态和生理机能的毁灭性打击，揭示了“政治压抑与生理压抑的同构共生现象”^④呈现出伤痕、反思文学一贯的“控诉”主题。不过欲望叙述的落脚点或潜在主题仍是乌托邦化的，它凸显的是性功能恢复尤其是性的升华对自我拯救与自我超越的决定性作用。章永?以英雄主义从原来吞噬自我的群体性力量对自我的肯定中获得性能力的恢复，但更重要的超越性力量则来自复苏的原欲本身。正如他所放牧的大青马所说，“你更接近于动物，所以你进化了”。原欲带给主人公“我要到广阔的天地去看看”的自我实现的精神欲望。在作品结尾，主人公发出“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的感叹，从而建立起理性战胜原欲的灵与肉的新的等级序列。这和《绿化树》以踏上“大会堂的红地毯”结尾，反映了同样的对欲望叙述进行理性化与社会功利性转换的思路。另一方面，作品从生理／心理层面对主人公苦难情结和受虐心理的渲染，也具有明显的信仰以至宗教意味，可以说是对作者一贯的表现“痛苦中的欢乐，伤痕上的美”的“伤痕的美感”的观点^⑤的实践和深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这种乌托邦化构成尖锐对照，张贤亮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两部长篇小说《习惯死亡》和《我的菩提树》，恰恰是对前述欲望叙述的颠覆和反写，表达了对理性与人性构筑的人道主义乌托邦幻灭之后向性与原欲的复归，反映出向现代主义欲望叙述转换的迹象。当然，这种转换，正如前述女作家的变化一样，更多是受这一时期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影响，人性化叙述的总体框架并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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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主义欲望叙述最有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莫言和残雪，分别代表了生理化叙述和感性化叙述这两个非理性欲望叙述的主要维度。他们揭示的文明压抑下现代人的普遍性生存困境及对荒诞现实的抗争，使他们既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与同时崛起的寻根派和先锋派作家保持着距离。莫言由《红高粱》开启的“红高粱家族”，奠定了他以充溢着原欲和生理性力量的“原始生命力”抗争颓败的现代文明的欲望叙述基调。性爱、生殖、暴力、反抗甚至死亡，第一次通过“爷爷”“奶奶”的爱与性、生与死，赋予了可歌可泣的正面含义。“红高粱家族”构成了关于原欲与野性生命力的隐喻。野生的“红高粱”是祖辈充满蓬勃野性的旺盛生命力的象征；而劣质、孱弱的“杂种高粱”，则是“满脑子机械僵死的现代理性思维”，并有着一具“被肮脏的都市生活臭水浸泡得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扑鼻恶臭的肉体”的“不肖子孙”的隐喻。莫言对欲望的生理化叙述及其对非理性欲望的开掘，为个体灌注了更野性、更原始的生命内涵，欲望尤其是性的革命性与“生产性”一面得到浓墨重彩地描绘和渲染，性或原欲成为生命力的象征，成为拯救人类及其文明的最后的避难所和乌托邦。这正是《红高粱家族》以寻找“纯种的红高粱”结尾的深意所在。他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等作品对欲望叙述的这一倾向有更充分的表达。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马原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九条岔路》《思惑》等作品，尽管与莫言相比，表现出对性爱乌托邦的一定程度的戏谑和反讽，但他们以性爱为轴心的叙事策略对人类原欲的执著把握，表明现代主义欲望叙述的生理化路向，始终是以“压抑／满足”的二元逻辑为结构动力和心理吁求，它与“欲望在其本质上是革命的”这一现代主义欲望叙述的赖希原理^⑥并不冲突，只是更偏重从否定的维度凸显欲望对人文理性与社会成规的反叛性和颠覆性。
　　残雪的欲望叙述是在有关人性异化和世界荒诞性的背景中展开的，具有远为紧张的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对抗关系，因此欲望和对欲望的叙述都给人以强烈的压抑感，尤其是对性的表达更为隐晦、曲折、破碎。她的作品往往借助对人的感官经验与非理性欲望的突出和放大，从感性化维度进行欲望叙述，这既是对理性主宰下的人的异化和世界的荒诞性的抗议，也是试图通过感性、无意识、非理性，建构和拯救自我及其主体性的一种努力。《山上的小屋》是一个寻找自我与自我空间的寓言，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性拯救色彩。“我”通过“每天都在家中清理抽屉”来清理和确认自我，以与混乱的世界相区别和对抗；而他人“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抽屉翻得乱七八糟”，并美其名曰“帮你重新清理了抽屉”，则意味着自我被侵犯和篡改的处境，这种冲突构成作品的主要内容，这正是渴求自我空间的外部原因，自我需要空间来确认。贯穿全篇的情节主线是“我”对并不存在的“山上小屋”的幻觉和反复寻找。这一方面具有“寻找”母题特有的乌托邦意味，另一方面，对小屋中也在“熬夜”、也在“呻吟”的异性“他”的幻觉，还隐含着性与性拯救的潜意识，这构成寻找的心理根源。作品中的“小屋”“抽屉”“洞眼”“瓶瓶罐罐”“吊桶”“水井”“脚”“鞋”以及开关抽屉、吊桶打水、穿鞋被咬等象征性意象或行为，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都具有明显的性意味，尽管其表达极为曲折和碎片化。因此，在作品的寻找自我主题中，还隐含着对性在自我确认中的超越性和拯救意义的肯定。这是在荒诞与虚无中对自我与性的认识的双重乌托邦化。有评论家认为残雪“把‘无’（无意义的东西）变成了‘有’（有意义的东西），将现实锻造成了可能性，并自觉地努力去实现这种可能性”^⑦，指的可能就是这种从非理性与感觉中把握世界，从荒诞与虚无中发现意义的努力。现代主义作家们对“梦”（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选择”（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种子”（徐星《无主题变奏》）、“南方的骄阳”（残雪《美丽南方之夏日》）等的执著，反映出感性化欲望叙述背后共同的乌托邦化的心理取向和深度模式。
　　新时期主流文学的欲望叙述，无论是现实主义对欲望的政治化或人性化话语转换，还是现代主义对欲望的生理化或感性化叙述，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乌托邦追求，背后潜隐着或政治的、或人性的、或生理性的深度化指向的乌托邦拯救模式。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这些欲望叙述策略都具有各自的相对合理性。借用保罗·利科的说法，在积极的意义上，乌托邦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及其挑战性，使它或隐或显地构造一股颠覆性的社会离心力量，为现存的模式和体制提供了一种对抗性或替代性的维度。这种反抗性在现代主义欲望叙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利科显然夸大了乌托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救正功能。他强调二者的互补性，认为只有诉诸意识形态的“健康”功能，才能治愈乌托邦的疯狂性；只有通过乌托邦的视角有意识地返观自身，才能实行对意识形态的批判。^⑧但他忽视了乌托邦之所以称为乌托邦的幻想性和彼岸性，使它在事实上并不构成与意识形态的对等地位，实际上无论是利科所谓的“逃避式乌托邦”还是“重建式乌托邦”，在现实的层面上都不能不是一种妥协或变相意识形态化，其幸福承诺具有本然的自娱或自欺色彩，是现实与意识形态的自恰机制之一。
　　福柯在《性史》中谈到有关性的政治策略，认为谈论和反抗压抑尤其是性压抑与启蒙理性、追求真理和自由解放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我们迫切地要从压抑的角度来谈论性的焦灼背后，无疑有一种支柱，那便是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无拘无束地出口反对现存的种种权力，说出真理，语言极乐，将启蒙、解放与多重的快感联系在一起，创出一种新的话语，将求知的热情、改变法规的决心和对现世欢乐的欲望紧密结合起来”^⑨。伴随着中国式启蒙话语的复苏和流变，新时期文学也经历了一个从凸显欲望、反抗压抑到追求“幸福承诺”的乌托邦的过程。但正如福柯进一步揭示的那样，性压抑作为复杂得多的有关性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它与启蒙和关于自由与解放的新的权力话语之间，同样存在着肯定与否定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启蒙话语在谈论压抑和叙述欲望的同时，也掩盖并制造着压抑；在人们被鼓励谈论压抑，并且自以为已经因此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时候，他们却被权力更牢固地控制起来，受到更深的压抑，而且对更深层的压抑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这正是福柯反对“压抑假说”把启蒙视为对压抑的解放的原因，他认为启蒙与解放的新的乌托邦“只不过是神学的一个现代变种”。^⑩这凸显了欲望、压抑以及解放的承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复杂性及其背后深藏的权力关系。
　　因此，形成新时期小说欲望叙述的乌托邦倾向的原因，大抵包括福柯所揭示的特定历史情境中意识形态及话语与权力关系的影响，以及拉康所揭示的“压抑假说”中“压抑／满足”的神话与心理惯性的作用。这表明，社会历史与文化心理诸因素，决定了乌托邦化的欲望叙事在特定语境和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欲望叙述针对其他文化场域的霸权地位的确立，尤其是建立在理想主义与乌托邦基础上的启蒙与主体性神话的膨胀，欲望叙述中的新的独断论与中心话语对“边缘”或“角落”的压抑就成为不可避免。这正是以“解构”和“祛魅”为特征的后现代欲望叙述的起点及其现实合理性的基础，也是先锋文学以及后新时期主流欲望叙事反乌托邦化的主要历史动机之一。
　　综观新时期主流文学的欲望叙述，一方面，“角落”和“小屋”的发现意味着被遮蔽的欲望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走向中心”的新乌托邦（包括乌托邦精神），却也成为这一时期欲望叙述走向新的遮蔽的起点。这种发现与遮蔽之间的欲望话语转移，是我们在后新时期语境中重读新时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经典所不应忽视的，也是我们理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转型与欲望叙事流变之间深刻关联的起点。
　　
　　①参见宋伟杰：《乌托邦辨》，饶?子主编《思想文综》第２辑，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２９３－２９７页。
　　②张弦：《惨淡经营－－谈我的两个短篇的创作》，《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第８７页。
　　③王安忆、陈思和：《两个６９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上海文学》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④陈晓明：《无边的挑战》，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第１６４页。
　　⑤参见张贤亮：《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小说选刊》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⑥参见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第１１１－１２０页。
　　⑦邓晓芒：《灵魂之旅》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２０１页。
　　⑧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Ｆｒｏｍ Ｔｅｘｔ 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３２４．
　　⑨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第８页。
　　⑩参见李银河：《福柯与性》，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第７３－７７页。
　　

• 伍方斐： 论新时期小说欲望叙事的乌托邦倾向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5年第9期
• 伍方斐： 时间、空间与经验的诗化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