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是小说、散文同时兼顾并作的双栖作家，迄今为止已有二百余万字的散文作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传统散文笔法所表现的“单纯人世”到后期的“以心求体、体为心用”的“复杂处世”及参禅悟道、“朴拙疏朗”的“单纯出世”，其散文创作逐渐走向成熟。
　　《吃烟》一文作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夜，作者自称是“戏笔”。贾平凹的戏笔之作在其散文作品中所占的比重其实并不大，依笔者原先的解读体验，如《笑口常开》之类的作品，大抵是可以归入戏笔类的。但作家在《笑口常开》的题记中却说：“《笑口常开》其实是哭口常开。我是将一个人物形象隐于文字背后。散文能写进当代社会的内容，我也是瞎摸索。”贾平凹也曾多次宣称：“我写散文，多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开笔，病中及病后，也就有了另一批散文作品。”(《贾平凹散文大系》，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在与著名评论家谢有顺的长谈中，作家也曾这样说过：“我说过我在心情不好时写散文多，散文需要真情，心情不好，心中有疙瘩，容易写散文倾诉和宣泄。”(《七盒录音带——贾平凹和谢有顺的一次长谈》，《美文》二零零三年第四期)很显然，贾平凹所一再表白的散文创作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沉重的，似乎与闲适心绪无涉，因而将那些貌似优游的文字作为“戏笔”来读，无疑将是一种误读。事实上，从八十年代后期的患上肝炎、家庭变故，以及为他人卷入是非而受辱，直至一九九三年《废都》出版后的狂风暴雨的侵袭，作家其实活得并不轻松舒坦，因而其戏笔文字作为艰难而又郁闷人生中的一种轻松与幽默，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去感知作家的心性与人格。
　　作家嗜烟，似乎是一个通病，这也许与其特殊的工作性质有相当的关系。由嗜好而形之为文的，其数量也不少，稍加翻检，便觅得梁实秋、王蒙同题为《吸烟》的散文小品。但真正写得趣味盎然、快人朵颐的，似乎并不多。梁实秋《吸烟》一文，一是考据的成分略多了些；二是从祖父、祖母、父亲的吸烟谈起，未免有些拉杂芜蔓，因而或多或少有一种枯燥寡淡的味道，远不及其《下棋》之类的作品出彩。王蒙的《吸烟》讲了与烟为伴的历史，大多是在“不搞写作”、“不能搞写作”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心情苦闷时的外在行为，因而其吸烟也大多是一种异化的心绪行为，其实并未真正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最终彻底戒烟便是明证。相比之下，贾平凹的《吃烟》一文，篇幅最为精短，读者在会心一笑之余，所感受到是方寸之间所蕴涵着的机趣。作家开篇就如此写道：
　　吃烟是只吃不屙，属艺术的食品和艺术的行为，应该为少数人享用，如皇宫寝室中的黄色被褥，警察的电棒，失眠者的安定片；现在吃烟的人太多，所以得禁止。
　　嗜烟的作家，一开篇便亦庄亦谐、机趣横生地道出了吸烟的“本质”。“只吃不屙”的吸烟，瞬间上升为“艺术的食品”与“艺术的行为”。因为是“艺术”，所以只能由“少数人享用”。接着连举三个例子，说明烟与相关的某些人的特殊关系，最后感慨于全民皆“吃”的非艺术的行为，于是呼吁“得禁止”。
　　接下来舒缓有致地说明禁止几类人员吃烟：一是“哮喘病患者”，吃烟既无益于身体，又坏“烟的名节”；二是女人，女性水灵，吃烟时烟火缭绕，故水火无法兼容；三是医生，悬壶济世，自然得为人表率；四是兔唇之人，表面理由是“噙不住香烟”。笔者私下猜度，兔唇已是人生之大缺憾，“噙不住”而勉为其难，自然与艺术行为相距甚远，有煞吃烟的特殊“风景”；五是长胡须之人，口髯间烟雾奔腾，以烟囱边不长草为喻，道出其违背艺术行为之和谐性的实质。
　　紧接着为可以吃烟的少数人寻找吃烟的理由：因为菩萨像前终年烟火袅娜，所以吃烟人可“与菩萨同在”；因为龟背焦黄似烟熏所致，所以吃烟人可以“与龟同默”；因为黄鼠狼遇烟熏而出洞，故吃烟人可与之“同舞”；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作家自然天成的奇特联想，因为驴的腰间有个形似“大烟袋锅子”的玩艺，所以吃烟人可以“与驴同嚎”。对吃烟理由的反复铺陈，作家借此要表现的，似是真正领略“烟趣”的少数吃烟人丰富多样的心性，而这种心性通过与菩萨等自然意象构成的现实观照关系而形象地体现了出来。
　　第四段涉及自身的吃烟，生肖属龙，吞云吐雾，聚而为云，云从龙游的说法，依旧是一副从容有致的虚化的俏皮笔法。转而实叙自己吃烟不分发给别人的习惯，确是洞晓吃烟利害之后的心绪表达。最终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来阐释对烟之品类的选择，流露出眷恋难舍的乡土情结。吉光片羽，在虚实断续腾挪之间，笔致灵动而飘忽。
　　最令人低徊的是最后一段：
　　杭州的一个寺里有幅门联，是：“是命也是运也，缓缓而行；为名乎为利乎，坐坐再去。”忙忙人生，坐下来干啥，坐下来吃烟。
　　贾平凹散文颇令人关注的要算是佛禅思想的自然流露了，同时这一思想的倾情流露也给人以甚多的诟病。如散文集《月迹》所收录的三十余篇中，月亮是其中的最主要的意象。佛教中常以月亮来比喻世界与本性的空明澄澈，同时也是人内心“无念”的具体表现。月亮“是佛性的圆满，是了悟的透彻”。贾平凹正是通过对佛禅的意会融化到对自然物象的觉悟之中，进而去发掘自然万象的禅趣。在这些散文篇什中，作家或是借“月”释怀，或是“指月证心”，或是以“月”习禅，自然的美、生命的美因禅的心境而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并以此来构建空灵静谧的意境，追求“虚静”的审美感应。八十年代中后期，贾平凹开始改变寄情于山水、借“月”释怀等充满诗情画意的表达方式，而直接进入依禅悟道的写作实践，写于一九九五年五月的短文《坐禅》即是非常突出的例子。《坐禅》一文与早期的《月迹》《月鉴》《对月》等作品相比，其叙事风格已由早期的清丽纤巧转而枯硬瘦削，情感也由先前的主体主观情绪外化表达而转向由“朴”“拙”理念支配的情感“淡出”，静观默察、神思飞扬的参禅悟道，以质朴单纯的表现方式，似在不经意之中，虚化而出，却含不尽之义于言外，全然是穷通禅理之后的“老僧话家常”的境界。正如作家所说的：“我的认识里，散文在写到一定层次了，就没有那种抒情了，就是天文地理人间地狱神界融合而贯通的东西，随心所欲，没了章法，完全是从天地自然中，现实生活中，生命里体验出的东西……天地贯通以后的人才能写散文，才能写出好散文。”(《七盒录音带——贾平凹和谢有顺的一次长谈》，《美文》二○○三年第四期)贾平凹显然是渴望以此方式来化解世事的纷扰与喧嚣，消解人生的痛苦与缺憾，从而卸却心灵的重负而获得释然的心境。笔者认为，这种化解心灵块垒的方式，似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消极的出世，相反倒是因体验化为妙悟进而以另一种方式人世之后的超然与达观，表达的是在形而上的宗教与哲学层面上的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追问、彻悟与超越。
　　《吃烟》的结尾再一次让我们领略了贾平凹从寻常琐事之中生发妙悟机趣的不俗本领。在杭州一个寺庙的门联上，作家随即体悟了 “吃烟”与人生碌碌之余所存留的片刻生命空隙之间的关系。芸芸众生，自然免不了受名利场的诱惑与驱使，于是佛家的劝戒方式便归结为虚幻的“命”与“运”，所开出的疗伤的药方是摸不着边际的“缓缓而行”与“坐坐再去”，而作家顿悟到的却是“坐下来吃烟”。表面上看似乎仍停留在前一层面，其实细细推究，确有三两拨千斤的奇特功效，吃烟也就成为化解现实焦灼、“安妥灵魂”的一剂灵丹妙药。其所揭示的乃是生活的艺术，一种将世俗生活上升为灵韵宛转、回味无穷的充满哲理的艺术。 [##]
　　《吃烟》一文，也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作家九十年代后期散文语言的魅力。而所谓的机趣，也正是通过其特殊的语言而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在内容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生他养他的故乡黄土地所特具的风土人情以及商州所特有的俚词俗语的浸淫，再加上对古典文学的偏好，使其散文的语言呈现出闲笔叙写、文白杂糅、雅俗并举的特征，这在《吃烟》一文中也得到了绝好的体现。
　　贾平凹八十年代初期散文的语言清丽优美，但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对此，许多学者有较为一致的看法。例如“注重文章的作法”，“有很漂亮的景物描写”，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伤”，“意境”与“情调”都不缺少。但贾平凹二○○二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一文中以及与谢有顺、曾令存等学者的对话中，都明白无误地表明以前的散文“内涵是缺乏的”，而自己更偏爱“后来的散文”。因为“后来的散文”，“看法都是我在人生中的一些觉悟”，“能从生活里的一些小事上觉悟出一些道理来”，“这些体会虽小，慢慢积累，你就能透彻人生，贯通世事”。贾平凹后来又说：“生命个体在每个时间段里的体验是不一样的，如草木在四季的变化。早期的散文写得清丽，有冲动，现在我写不了了，也不再想那样写了。五十岁的人经世已多，心态要紧是从容平和，所写虽混沌，但都是自己在生活中的体验。能贯通世事的就是智慧，智慧在家常中、口语中。”(贾平凹、曾令存：《二十年来散文创作的清理——关于散文创作的对话(下)》，《东方文化》，二○○三年第三期)其实贾平凹的这种变化，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在悄悄进行着，也许在作家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接触世事的驳杂，因而其诉说人生的方式，也无需再用诗性的语言，这也许会损害“中年意境”的表达，而“老僧说家常话”的境界，便是不依托技巧的最大技巧。于是其散文作品便在貌似平淡的“自说自话”之中，追求一种“杂文化”的倾向。抒情淡出，铅华尽洗，语言风格也开始转向“朴”与“拙”，于是“瘦”“枯”“涩”“憨”等特殊意蕴也随之而出，在求素求朴之中求得作品的“韧”与“力”的质感，求得“意在言外”的“陌生化”的审美效应，而“文白杂糅”“雅俗并举”“闲笔叙写”的表现方式也恰好为这种审美效应的体现提供了一个通道。
　　先说文白杂糅。
　　在笔者的阅读体验中，当代的散文，其语言往往是规范的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文白杂糅的表达方式，往往因食古不化而直接影响到文本的审美效应，并给人以不伦不类的阅读感受。因此向古人学习、向文言文学习，也有一个类似于贾平凹所说的“天地贯通”的问题。作家在谈及具体的应用时这样认为：一方面是用直接“移用”的方式，另一方面是用“改造”与“转换”的方式来求新求变，而骨子里以冀获得的是力透纸背的古风流韵。由此可见，文白杂糅仅是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的具体外化方式。
　　《吃烟》一文，颇得古代笔记小说语言的精髓。古代笔记体小说的语言，素来以笔法疏朗、简约传神为能事，往往能在寥寥数笔的细节勾画之中，现出画骨摹神的神奇功力。《吃烟》中对少数可以吃烟的人的吃烟行为的描述，用了“在”“默”“舞”“嚎”四个单音节动词的简约表述，十分传神地勾勒出了深得“烟趣”的吃烟人的禀赋与心性。
　　再说雅俗并举。
　　雅俗之间其实本无泾渭之分，而常常同体共存。贾平凹散文小品题材所涉的大多是世俗百态的寻常琐事，但作家本着“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的美学原则，世俗百态中的人情世故之“俗”，一经作家的文化观照与艺术处理，随即生发出一种令人久久流连的雅趣。此中要义，恐不在于俗事本身，而在于对待俗事的深刻感悟，体现真情、实性、自然与本色。倘若与自然、真实相悖，所谓的雅，便是附庸风雅：所谓的俗，便是媚俗。因此雅俗之间的转换分野，似在一念之间。
　　吃烟本是俗事，似乎难登大雅之堂的，贾平凹对诸如吃烟之类俗事的艺术处理，大抵采用先俗后雅，以雅化俗的方式。作家一开始即用俗笔，既是俗事，暂且俗写，俗得率真而不失勇气。例如弃用书面语转而改作口语，改“抽烟”或“吸烟”为“吃烟”，将“只吃不拉”改成“只吃不屙”，按作家自己的理解，“这样可以使文学语言有一种现实感，生活感”，以贴近生活的原生状态的语言，还原世俗生活本身，以求得艺术内容的生活化与语言艺术的口语化的结合。卒章转为雅语，世俗生活之气潜入作家的笔端，在峰回路转的沉淀与过滤之中，瞬间转为一派风雅。作家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自称是一个“口拙”的人，性格内向而又内心敏感的人，作为一个性情中人，也最适宜自抒性灵，因而在其貌似稚拙的文字中，呈现出未抛却现世生活经验与动人古韵两者兼而有之的散文心境。作家确有点铁成金的魔力，他将寻常人庸常生活中的那一份沉重与无奈，以举重若轻的自然机趣在瞬间骤然消解，从而在山穷水尽之际，还人予一方明朗素净的天空。
　　三说闲笔叙写。
　　贾平凹在谈及沈从文、林语堂、老舍、孙犁等老作家的语言风格时，认为“凡是有风格的作家也都是会运用闲话”，“文章中常常有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但是这些闲话会使读者会心一笑，或觉得玩味不已，闲话可以产生韵味；使语言有了弹性”。所谓的，“闲话”，实际上指的是闲笔。在《吃烟》一文中，作家在铺陈禁止吃烟和可以吃烟的理由时，都运用了一些闲笔。比如禁止兔唇人和长胡须的人吃烟，其理由其实恐不能成立，但既然是与“艺术的食品和艺术的行为”相背道而驰，自然得在禁止之列。如此闲笔，颇得古人“无理而妙”的旨趣。再如“与龟同默”、“与黄鼠狼子同舞”、“与驴同嚎”这种借助于色、行、形相似的叙写，又让人感受到了作家行文时的那一份舒展机趣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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