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谈高考语文改革的走向分析及建议时指出:“无论如何,一种改革的共识正在形成,那就是让高考作文回归理性,强化思辨,摒弃宿构、套作、模式化与文艺腔。”(《光明日报》2014年3月18日)在温教授说出这些话之前,我很早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我的作文课“不当堂练习写作”。可是,这样的做法遭到了质疑。
去年,一个全国的学术会议在广州市举行,主办方邀请我讲了一节作文课,听众曾提出质疑:居然没有当堂练习写作!
前段时间,我在广州市洛溪新城中学讲了一节作文课(广州市百千万工程培训班的课),题目是“巧寓哲思,展现魅力”。课结束后几个学生围上讲台对我说“老师你讲得真好”,并且继续跟我讨论课堂上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仍听见一位老师提出质疑:作文课怎么能够不当堂练习写作?
对于这样的质疑,我已经见怪不怪。现在的我,十分淡定并且笃定。如果大家以为“练习”就只是当堂训练某种技巧以至熟练的话,那么我会将“不练习”进行到底。
我的作文课,目标是启动学生的内驱力,提升他们的判断力,涵养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的美感;方法是用经典语言(名家名作)浸润他们,用伙伴语言(学生佳作)激励他们。
有了内驱力,他们就会自觉自愿地读书、观察、体验、经历;有了判断力,他们就可以独立思考;有了思想,他们就会有发现;有了对美的感知,他们就会有创造。
我反对作文课一定要当堂训练“技巧手法”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作文课堂不是车间,写作不是码砖头。文字是心灵的声音,是思想的窗口。如何训练?倘若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情与思想,外在的技巧只如面具一般令人生厌。
我曾经应东南大学之邀为一初中班讲作文课,后来收到一位老师的邮件,说:“我观摩了您以‘孝·爱’为话题的作文课,非常喜欢您,也非常喜欢您上课的风格:轻柔、宁静、不张扬。应该说这堂作文课颠覆了我对传统作文教学的印象,原来作文课还可以这样上!想来也是,每次在作文课上给学生讲授写作技巧,干巴、枯燥、无味,学生听得累,自己讲得也累。更关键的是收效甚微,大多为无用功,但每次还是乐此不疲地重复,只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已。如果能用丰富多样的材料去激发学生的思考,何愁笔下无物呢?毕竟内容是重于技巧的!对学生来说,材料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积累。”
我回答她:“作文导思课上,我们要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是松土,让种子能够从不再板结的土壤里冒出头来,发芽,开花,结果。我不会去教学生怎样思考,因为教他们思考其实就是规范和局限他们的思考。我只会提供一些素材来激发他们的思考,释放他们的性情,唤醒他们的心灵。因为无性情则无文学,无灵魂则无生命。当每一个个体被唤醒,他们就会描绘出不一样的风景。至于写作技巧,当然要讲的,但不是在导思课上讲,而是在每堂语文课上讲,遇到优秀的文本就讲,遇到好的句子就讲,甚至哪怕只是遇到一个好词,我也会讲。表达技巧的提高需要长期的感受、积累、熏陶、尝试与训练,不是一堂课上用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够实现的,而且,学生一旦被唤醒,灵魂在场的写作,往往会不知不觉将种种表达技巧运用得出神入化。”
电影《中央车站》很让人感动,它告诉我们:有一种幸福,跟成功和物质没有丝毫关系。人性的善与美,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心灵。人类的幸福,本来是可以自足的,如今,我们却总去外面寻找。我们看模式,寻技巧,单单在外面绕,越绕越枯燥,越绕越沉闷,越绕越紧张,越绕越复杂,离我们的灵魂越疏远。
特别喜欢王开岭老师说的一句话:“过度理论化、演艺化,既是消耗,也是扰乱。语文应恢复它的本真、松弛和纯度,师生共同获释。”我想,这句话可以成为对我不当堂练习写作的某个侧面的解释。
夏丏尊在《读者可以自负之处》中说:“文艺是作者自己的表现,作者如果没有什么特出的人格(这并非仅指道德而言),即使对于语言文字有了特出的技巧,也还是没有用的。”
作文教学,应当从根本处入手,有了良好的根本,有了丰富的体验,文章总天成。好文章,从灵魂深处来,从生活中间来。这不是在作文课上“当堂练习”十分钟甚至二十分钟就可以奏效的。
(作者单位:广州外国语学校)
推荐理由
当前学生作文中存在的宿构、套作、模式化与文艺腔的问题,与教师在作文课上过于注重外在技巧的训练有很大关系。“当堂练习”并非作文课的金科玉律。博主将写作技巧融于每篇课文的讲授,在作文课上开展思维训练、触动学生灵魂的做法,也是契合作文教学本真的一种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