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中的《乌啼》一文选自《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英国卷)》，作者为英国诗人、小说家劳伦斯，译者为于晓丹。译文较忠实于原文，但不甚流畅。选入教材后，编者对译文作了较大改动。
　　和译文相比，课文的内容变得简单，文字也更为流畅。这既符合教材编排的体例，又适合高中生阅读。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样却导致了原文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还遮蔽了劳伦斯的写作个性。
　　细读译文并参照英语原文可以发现，《鸟啼》的非理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非理性的生存态度，二是情绪化的直觉判断。本文拟就此作粗浅的阐释，并与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编者商榷。
　　一、生存态度：“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和“向死而生”
　　《鸟啼》一文旨在倡导一种非理性的生存态度，强调生命冲动在生存中的重要作用。译文结尾如是说：
　　我们被举起，被丢入崭新的开始。在心底，泉源在涌动，激励着我们前行。谁能阻挠到来的生命冲动呢?它从陌生地来，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小心越过那从天堂吹来的恍惚的、清新的风，巡视，就像做着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的鸟儿一样。
　　这种生命哲学从鸟儿的生存中得到启示。经历了严冬的“极度的苦难”和“无数残损的死亡”之后，幸存的鸟儿们很快就复生了。这一现象引起了作者的无比关注，他因此反复追问，终于在鸟儿身上发现了强大的生命冲动。鸟儿们对自己的生命冲动一无所知，“它们啼叫的只是微弱的、盲目的、丰美的生活”，但正是这种力量使它们在冬去春来之际迅速复生。
　　生命冲动在“冬天抑制一切”的时候，是“深埋着的春天的生机”和“宝贵的百花吐艳的潜力”。当春天来临，它便化为乌啼，化为“大野鸽的沸腾”、月桂树的飘香、绵羊的“站立舞蹈”和白屈菜的“遍地闪烁”。
　　生命冲动作为一种本能的力量，是盲目的、无序的、非理性的。因而，作者在文末说鸟儿的这种生存状态是“从死到生的非理性迁徙”。而我们人类也应该像鸟儿一样地生存，任凭生命冲动带领我们在生死之间穿梭，经历我们的全部生存。生命冲动是生存的动力，甚至是生命存在本身，是“我们最深处真正的自我”。
　　生命冲动存在，且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但难为理性所把握，无法以理性名言去分析界说。在《乌啼》中，作者也没有对此进行正面解说，却以比喻的方式巧妙地把它描述为“泉流”(“银色晶莹的泉流”“银色的极乐的源泉”)，使之略为具体可感。
　　苏教版教材编者基本上保留了译文对“生命冲动”的描述，但却把“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改成了“向死而生”。课文结尾如是说：
　　从鸟儿们的歌声中，听到了这场变迁的第一阵爆发。在心底，泉流在涌动，激励着我们前行。谁能阻挠到来的生命冲动呢?它从陌生的地方来，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乘上了从天国吹来的清新柔风。就如向死而生的鸟儿一样。
　　编者还特意将“向死而生”加注解释为“明白了生与死的关系，因而能勇敢地面对死亡，积极地生活”。
　　很显然，这里的“向死而生”的生存态度具有鲜明的理性特征。它强调了知性在生命过程中的作用，提倡种觉悟之后的淡定和积极。
　　“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变成“向死而生”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从主旨内容上剔除了《乌啼》的非理性特征。这样的改编缺乏行文内容的依据，鸟儿们的复苏景象并不能成为“向死而生”的合理注脚，“向死而生”也不能概括复苏过程中乌儿们的本能反应，倒是“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更为恰当。不但如此，它还导致了行文逻辑上的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
　　“生命冲动”的非理性内涵和“向死而生”的理性内涵之间的尖锐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给阅读理解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
　　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符合劳伦斯的思想实际。劳伦斯有着复杂的生命经历，他的思想深受当时的生命哲学的影响。生命哲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非理性主义思潮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柏格森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柏格森提出了“生命冲动”概念，并赋予生命冲动以本体的崇高地位。在他看来，生命冲动是任意地、盲目地、偶然地发生的过程，宇宙间的一切，无论是有生命的东西或无生命的东西，都由生命冲动所派生。他在《创造的进化》中指出，生命冲动的向上喷发，产生精神性的事物，如人的自由意志、灵魂等；而生命冲动的向下坠落，则产生无机界、惰性的物理的事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它对种种理性主义认识形式的批判和冲击，对于人类精神解放确有重要意义，因而不仅成为现代派文学艺术的重要哲学基础，而且对现代科学和哲学也影响很大。劳伦斯就很受柏格森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乌啼》中出现的对“生命冲动”的肯定和对“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的生存态度的倡扬也和这种思想背景分不开。
　　教材改编是编者对原文本的一种理解。在哲学解释学看来，在文本的接受和阐释的过程中，偏见是在所难免的，合理的偏见是理解的恰当起点。将“从死到生无理性迁徙”改为“向死而生”会是一种合理的偏见吗?这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二、情绪状态：“恐惧”和“惊讶”
　　《鸟啼》一文源于这样的背景：1915～1916年，欧洲大地经历极寒天气，鸟儿大面积死去，但就在冬去春来之际，鸟儿很快地就复苏了，乌啼便是复苏的标志。一声声乌啼触动了作者敏感的心灵，引发了无比强烈的情绪反应。这种反应既为写作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使行文充满了情绪色彩。
　　对于这种情绪反应，译文是这样表达的：
　　这在严寒的静穆之后，令人惊慌，甚至使人骇异了。当大地还散布着厚厚的一层支离的乌尸之时，它们怎么会突然歌唱起来?从夜色中浮起的隐约而清越的声音，使人的灵魂骤变，几乎充满了恐惧
　　这段文字反复传达了一个基本信息：面对乌啼，作者经历了一场情绪地震；鸟儿们的出人意料的复苏速度，令人感到震惊而至于恐怖。
　　正是在这种强烈情绪的推动之下，作者产生了对生命存在的追问和思索，并形成了一些哲理性的表达。情绪越强烈，追问和思索的动力也就越强大。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追问和思索不是逻辑的，而是直觉的，而且是浸润着情绪的。换言之，这是一种情绪化的直觉判断。这种判断会和感觉表象直接建立关系，跳过逻辑分析的过程直接生成，并闪烁着诗性的光芒。 　　但是，在课文中这种情绪却被弱化了。其文字是这样的：
　　当大地还散落着厚厚的一层鸟的尸体的时候。它们怎么会突然歌唱起来?从夜色中浮起的隐约的清越的声音，使人惊讶。
　　译文中反复强调的情绪状态，这里只用“惊讶”一词来概括。较之译文，课文当然显得更为简洁；但也正因此，作者彼时彼刻的丰富的情绪体验便成了一个干枯的概念，就像～具冰冷的尸体。
　　而更为致命的则是，这还可能使读者对作者的情绪失去应有的关注，从而也使那些哲理性话语变得难以理解。文中的哲理性话语主要涉及两大问题：一是世界的选择性，二是生和死的关系。
　　其一，世界的选择性。
　　译文中反复强调不可选择性：
　　……但我们无可选择……(译文第五段)
　　……不管我们情愿与否，那一切是统统过去了，选择不由我们……(译文第八段)
　　或许我们不能选择世界。我们不能为自己做任何选择。……(译文第十段)
　　……但我们一些人，我们是毫无选择的，春天来到我们中间，银色的泉流在心底奔涌，那是喜悦，我们禁不住……(译文第十一段)
　　联系上下文及作者的思想实际可知，这里的不可选择性并非由于世界存在的客观性(在唯物主义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读者很容易作此理解)，而是出于生命冲动的不可阻拒性。在这里，主宰世界的是强大的生命冲动。面对生命冲动，我们失去了选择的能力，我们被这种力量推动着去生活去存在。面对强大的生命冲动，作者一则以惧，一则以喜。当这样的情绪笼罩身心的时候，他便作出了上述判断。
　　其二，生和死的关系。
　　译文中有多处关于生死关系的表述：
　　生命和死亡全不相容，多奇怪。死时，生便不存在。皆是死亡，一场势不可挡的洪水。继而，一股新的浪头涌起，便全是生命，便是银色的极乐的源泉。非此即彼。我们是为着生的，或是为着死的，非此即彼。在本质上绝不可能兼得。(译文第十三段)
　　死亡攫住了我们，一切残断，转入黑暗。生命复生，我们便变成水溪下微弱但美丽的喷泉，朝向鲜花奔去，一切和一切均不能两立。……说到此，便不能言及彼。当此是时，彼便不是。在死亡的王国里，不会有清越的歌声。但有生，便不会有死。除去银色的愉悦，没有任何死亡能美化另外的世界。(译文第十四段)
　　这些文字表达的是一个意思：生和死是没有过渡地带的绝对对立的两极。对于这样的观点，熟悉辩证法的我们多少会有点不习惯，甚至会觉得作者不可理喻。但是，问题并不在作者，而在于我们自己，是我们漠视了作者的情绪。彼时彼刻，在作者眼前呈现了一派新生的景象，而这种景象似乎—下子就出现，并没有一个充分的酝酿过程，所以作者当时就被震住了。一种极度惊讶的情绪抓住了作者，并左右了他的判断，而他的判断是不假思索的。于是，他便说“生命和死亡全不相容”。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充分关注作者当时的情绪状态，才可能较恰当地理解那些哲理性的话语。但是，当编者对情绪状态进行弱化处理后，这些话语的意义便被遮蔽，甚至被曲解。另外，编者的语言简化处理也使情绪意义丧失不少，除了前述的有关情绪状态的直接描述之外，有关世界选择性及生死关系的文字也是如此。译文中的这些文字在表达上看起来显得重复哕唆，却具有特殊的情绪意义，但在课文中一律被简化了。(这在劳伦斯的小说中也一样，在当时就备受爱好理性的人们的诟病。英国的拉·阿伯克龙比批评他的《儿子与情人》：“故事中事件的叙述过于冗长：有时候，连篇累牍，哕哕唆唆，结果空空洞洞，无事生非。”法国的克·肖特批评他的《虹》说：“这里有一部好故事的全部素栩，但是它却被糟蹋了。不光是被赤裸裸的性细节描写，也被无休止的重复糟蹋了。在某一页上，一个姑娘有着‘明亮的，像浅水一般的’眼睛，而在另外一页上，则是‘清澈的、浅水般的’。我们在一个句子中读到一对恋人的接吻‘将他们化成一个流动模糊体的旺盛多产的核’，在下一文句中又是‘这是狂喜，是旺盛多产的模糊体的核的集结’。”)
　　从上述分析可知，编者对《乌啼》一文的改编是根本性的，其力度似乎已经大到改变作者和原文的基本面貌。笔者无从知道编者这么做的初衷，在这里只想提出两个可供商榷的问题：一是从文学文本到教学文本改编的底线是什么?其权限是否可以大到篡改作者及原文的根本精神；二是生命教育是否可以遮蔽生命存在的非理性因素，生命教育如果有意回避非理性因素还会是健全的生命教育吗?

• 周甲津： 《鸟啼》的非理性特征浅探　/　语文建设 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