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透视广阔时代,塑造细腻心灵冯渊新语文学习·高中2011年第11期语文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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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渊文选 ] 　　

伯尔:透视广阔时代,塑造细腻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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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透视广阔时代,塑造细腻心灵

◇ 冯渊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德国小说家，课文《流浪人，你若到斯巴……》作者，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一贯主张作家应关注现实，干预生活。作品大多针砭时弊、暴露黑暗和批判现状。在艺术技巧上，他言简意赅，善于用直观的手法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往往在冷静、朴实的白描中注入强烈的夸张，借以渲染气氛并进行讽刺，还吸取了蒙太奇、内心独白、闪回、联想、象征、纪实等现代表现手段，形成独特的风格。
　　
　　出生和童年
　　
　　1917年12月21日，海因里希·伯尔出生于科隆。这一年德国人民面临着由战争造成的最大贫困与饥荒。海因里希·伯尔的父亲维克多是个细木匠；母亲是维克多的第二任妻子。伯尔是维克多的第八个孩子，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1917年4月，伯尔的父亲维克多作为战时后备军人被征入伍。可是由于健康状况比较差，他没有派往前线，而是留守科隆市。1930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德国总统兴登堡将军解散国会，实施紧急时期的临时法令，此时纳粹正崛起。
　　1933年，伯尔刚满十五岁。德国经济衰退，上百万人挨饿，全国蔓延流行性感冒，“流感”导致伯尔的学校放假。1月30日，希特勒被选为国家总理时，伯尔刚好卧病在床。一个同学到他家来，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伯尔。他母亲听到这消息感叹地说：“希特勒，这就意味着战争。”这年的2月是德国多事之秋，1日解散国会，27日柏林的国会被纵火。国社党利用这次纵火案通过一个紧急法令《总统有关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取消人民所有的基本权利，结束宪政。
　　1937年，伯尔毕业于国立威廉大帝高级中学。1933年4月纳粹开始在学校里组织希特勒青年团，很多高年级的学生都穿上这种制服，为希特勒摇旗呐喊。伯尔经历了第一次纳粹示威大游行，感到纳粹的血腥恐怖与荒谬。不久，纳粹发动烧书运动，民众与学生将“禁书”搬到空地上，浇上汽油，点起火来焚书，伯尔对这种行为十分反感。
　　
　　入伍和当逃兵
　　
　　1939年8月伯尔应征入伍，在奥斯纳布吕克军营接受军事训练。1939年9月1日德国在没有宣战的情况下袭击波兰，因而法国与英国对德国宣战，由此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5月，伯尔在军事训练营集训完毕，被派往波兰战场，同年6月被调往法国，9月回德国。
　　1942年，伯尔与安内·玛丽结婚，5月被派往法国，1943年由法国到苏联。1944年3月到1945年2月伯尔作为逃兵在德国科隆附近的山区中躲藏起来，因为怕被军警发现，只好回军营报到，不久就被美军抓获，作为战俘被关禁，10月被释放。
　　伯尔在1940年7月14日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我对军营生活的厌恶已经到了顶点，一有机会我就会申请离营，无论到哪里去我都愿意。我肯定自己在其他方面会像个英雄，或者是个勇往直前的人，但是不断地被那些军营里的低级军官命令来命令去，真是不可忍受，我是真的忍受不了了，为了多得到一些自由和宽容的环境，我是乐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
　　1944年秋天，伯尔被派往东线，他以病休为理由离开所属的军队，在军医院休养。因害怕战争，伯尔遂去伪造文件，装病，离队做逃兵。他天天企盼战争能快一点结束，希望美军能尽快地占领科隆。
　　科隆城是在1945年4月8日这一天被美军占领的。伯尔盼望美军给他带来“解放”，可是当他面对美军时，心中却感到沉重。伯尔对战后的生活没有抱太大的期望，他想象他将会常年地在战俘营中做苦工。但幸运的是伯尔当时在职业项上，填写的是“大学生”，在这20万的战俘中，只有60个是大学生。美国人有时出奇地理智，他们对这些学生另眼相待，照顾得特别好。
　　
　　战后写作
　　
　　伯尔从战俘营被释放后回到科隆家里的第三星期开始写作。1947年3月伯尔将他的一篇名为《在障碍墙之前》的短篇小说寄给报社。这是伯尔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45年到1947年，伯尔在10家报刊上发表了约60篇小说。
　　20世纪50年代，伯尔作品主要描写人物在战后经济复苏过程中的痛苦挣扎与悲惨遭遇，表现他们的苦闷彷徨，揭露社会上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批判复辟军国主义的逆流。
　　这一时期出版的三部小说是《列车正点》《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和《亚当，你在哪里？》，它们都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写战争中的耳闻目睹，写回乡时的发现：废墟。它们揭露与批判战争与军国主义，清算历史。伯尔的许多作品是以纳粹、战争和战后现实生活为题材的，这时期他的作品被称为“废墟文学”。
　　1952年以后，伯尔写作的题材慢慢地转到德国当时的现状。他的随笔时常针对政治而写。他认为成立联邦德国时的道德基础已慢慢为复辟的经济、社会与政策所迫而让步。
　　1957年伯尔的小说被收入教科书中，1958年伯尔第一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伯尔创作了长篇小说《小丑之见》，小丑汉斯由于“爱人”玛丽的离去，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在某次演出“意外”中，腿部受了伤，不能再继续表演，只好提前回到波恩的家。小说写的是汉斯回家后3个小时中的心理状态，通过汉斯的回忆、联想、内心独白等，将故事的情节一一展开。在这个故事中，除了出场的两个人物能使汉斯感到他们的真实存在外，其他人物似真似幻，汉斯无法确定其真实存在。透过小丑的这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小说描摹了战后西德的政治社会状况。当一种“人权”或“神权”被绝对化，都会产生这种“小丑效应”。
　　
　　反思战争的“欧洲之书”
　　
　　德国在“二战”后一直在国际社会寻找合适的定位。勃兰特因为外交上与东欧和解，承认东德，结束东西方冷战，签订限制核武器继续扩散的协议，访问波兰时，以总理身份向被德军杀害的犹太人纪念碑下跪，赢得了东、西两大对抗的政治集团的好感，受到高度评价。1971年10月勃兰特因其东方政策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71年，伯尔长篇小说《女士及众生相》一问世，立即轰动文坛，被誉为1971年“欧洲之书”，作品问世次年，伯尔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自1929年托马斯·曼获奖后，历经43年德国作家才重夺此桂冠。获奖后，他继续创作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如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长篇小说《流水景色前的女人》等。这些作品出色地表现了在“自由”“民主”掩盖下，小人物所遭受的迫害与践踏。
　　《女士及众生相》1971年7月28日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小说由一个德国妇女的中年开始写起，并追溯了她年轻时代的爱情故事。莱尼的父亲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他为纳粹军队兴建工事，大发战争财。莱尼与她的表哥艾哈德相爱，不幸的是艾哈德与她的哥哥海因里希同时被征入伍。他们对这场战争感到厌恶，在军中故意捣乱，后来两人被抓获，以叛国罪被枪毙。海因里希的死亡，使他父亲万念俱灰，故意贪污犯罪，断送了自己的事业，被纳粹送进监牢。莱尼后来与军士相爱，在成婚的第二天，新郎就得回到军中，不久就在苏联阵亡。莱尼在她父亲入狱后到工厂当女工，认识了苏联战俘鲍利斯，她爱上了鲍利斯。不幸的是鲍利斯又被法军俘虏，被送到洛林矿区工作，后受工伤而亡。战后她将自己的房子低价出租给外籍客人，还爱上一个比她小10岁的土耳其工人，并和他同居。正如伯尔其它作品中的女人一样，莱尼爱上的都是一些受伤的、弱小的、被威胁着的、被通缉的男人、战俘、在死亡路上的士兵和被歧视的工人。她照顾他们，保护他们、帮助他们，为他们牺牲了很多很多。莱尼是伯尔乌托邦式道德标准与理想的体现。伯尔对战后的政治失望，在战争中看到的暴力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改变了形式，在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他写的是在社会中潜伏着的暴力，一个敢于藐视世俗的偏见，不追求功利与金钱而有理想的人，在社会上难有容身之地。
　　战后的德国，许多女人独自将孩子教育成人，国家以社会福利局代替了男人经济上的责任，用儿童和青少年局代替了父亲教育上的职责。德国妇女慢慢地习惯于没有男人的家庭，这使男人与女人间的法权和相互间的义务解体，也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无限膨胀的基础。被德国女人遗弃的过着独身生活的男人，很多只得从非德国妇女身上去寻求温情，并祈求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是伯尔在小说中要表达的一个重大主题。
　　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像一篇“报告文学”，又像是“历史故事”。1971年德国《图片报》利用一个偶然抢劫银行的事件，发表了与事实不符的报道。《图片报》制造社会上反左的气氛，使人们认为西德处于“非常时期”，人民的基本人权应受到限制。伯尔在作品中要指出的是：暴力的发生是在人们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酝酿而产生的。人们在这篇小说里可以看到，新闻报刊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制造假象，甚至用假新闻践踏别人的尊严、破坏别人的声誉，以期垄断新闻市场，营利赚钱。被害者是个小人物，女佣卡塔琳娜·勃罗姆，面对垄断的新闻机构，无法去反抗。在新闻机构的一再毁谤下，她采取了极端的行为，用枪打死了《日报》的记者，对社会表示抗议，然后向警方自首。这篇小说在媒体日益发达而真相愈益难寻的现代社会更值得人们反思。
　　伯尔最后的著作是《流水景色前的女人》，1985年8月出版。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是在波恩市的莱茵河两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府波恩市区里政要们豪华的住宅中，描绘的是德国政要们日常的私生活。小说中，夫妻关系变成了政治工具。莱茵河的流水与景色不但被工业污染了，也被政治搞脏了。可是在这政治的流水景色之中，他们身边的女人是无辜的。她们始终只是在政治的景色之外，观看着那些政治的风浪与河中的急流。
　　1985年7月2日，伯尔旧病复发，手术后的第二周去世。7月19日伯尔在科隆安葬。前来参加这次葬礼的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为表示哀悼，科隆市在伯尔去世后整整一周内为他降半旗。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联邦共和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伯尔逝世后说：“伯尔的去世使我很难过。在他的书里和在公众生活中一样，他的声音总是坚定不移的、毫不犹豫的、不屈不挠的，必要的时候又是响亮和尖锐的。人类的尊严是他文学创作的题材和他参与政治的目的。”
　　
　　他的作品包含了一个不断重现的双重主题，即：无家可归者和人道美学，但伯尔的无家可归者并非悲惨的个人命运，并非游离社会的安全避风港之外的个人破船。他讲述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社会，一个脱出常轨、误入歧途的时代……在这样的艰难岁月之后，新一代诗人、思想家、学者如此迅速地挺身而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中肩起他们自身的重要使命，肩起他们国家的任务。海因里希·伯尔的创作为德国文学的复兴提供了明证，他本人以卓越的表现亲身参加了这场革新。
　　——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伯尔的颁奖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