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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渊 文选 ] 　　

苏轼: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 冯渊

　　课文作者
　　苏轼（公元1037－1101）：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赤壁赋》的作者，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位列宋四家；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无论穷达，不忘兼济天下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一个年仅六周岁、刚刚进入乡校读书的童子，从老师那里窥见一首《庆历圣德诗》，过目即成诵，令老师啧啧称奇，更可奇者，是他向老师询问诗中所颂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事迹。这些人都是当世的贤臣名士，老师以为不过是孩童的好奇心使然，便漫不经心地回他说：“童子何用知之？”不料这童子反问：“此天人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老师大惊，从此对这孩童刮目相看，着意栽培。
　　这个童子便是苏轼。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他生活的六十多年，正是北宋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的时段。凡是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当时小人当政，政治腐败，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税吏贪官，相继投身绿林而落草为寇，成为梁山上的英雄好汉。
　　不过在苏轼的童年时代，北宋的贫弱之象尚未显现，苏轼的故乡眉州位于号称“天府之国”的蜀中，民生富庶，素有好学雄辩之风。他的祖父苏序虽不识字，却有着豁达的性格和旺盛的生命力。他的叔父早早考中做官，父亲苏洵早年虽不甚读书，但天资聪颖，得了长子苏轼之后，发奋读书，终能文名大噪，与两个出色的儿子并称“三苏”，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他的母亲出身世家望族，知书达理。苏洵赴京赶考、出门游历的时候，她在家中教育孩子。有一天，她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苏轼问：“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她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过人的天赋、良好的教育，以及日复一日的发奋努力，使苏轼很快具备了应试出仕的资质。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秋天，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的陪同下赴京应试，兄弟二人均以优等得中。苏轼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主考官欧阳修十分赏识，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不过这里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误会，苏轼这篇文章原本列于卷首，主考官欧阳修审核时，由于是匿名，他以为这篇文章是自己的朋友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刻意改为第二。嘉祐二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岁的苏轼高中进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中几乎名列榜首，从此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学者，名扬天下。
　　此后，苏轼又应制科考试，二十五篇策论“霆轰风飞，震伏天下”，以致仁宗授官后回去对皇后说：“今天我给子孙选了两个太平宰相。”
　　初入仕途的十年，是苏轼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十年。这期间他曾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事、大理寺丞、殿中寺除直使馆等职。直到宋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大刀阔斧进行变法。苏轼因不同意王安石的激进做法，请求外调，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低回。
　　他先任杭州通判，后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前后历七年。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专从苏轼诗中寻章摘句，罗织罪证，以“指斥乘舆”“讪谤朝廷”罪将苏轼下狱。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历时四年，元丰七年（1084）又改贬汝州。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年幼，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保守派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苏轼作为旧党，起用为登州太守，旋即被诏回朝，由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连升三级，一时风光无限。但他对司马光等不问利害全盘废除新法的做法不能苟同，尖锐地提出反对意见。在朝四年，深为旧党腐朽官僚所忌恨。司马光死后，旧党分裂，人事矛盾加剧，苏轼早年政治斗争中多次横遭构陷，请求外放。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知杭州，元祐六年出知颍州，半年后又改知定州，“团团如磨牛”。
　　不过这还不是真正的人生谷底，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大肆改弦更张，再次起用新派进行变法。政治投机分子如章惇、吕惠卿、曾布、蔡京等人，以所谓新党面目出现，恣意报复元祐旧臣。苏轼本来屡受元祐旧党的疑忌和排挤，此时又被作为旧党要员加以打击，连连被贬，由惠州而琼州，直至海南荒蛮之地儋耳。
　　然而无论穷达显隐，苏轼从未忘记少年时即树立的兼济天下的志向。每到一处，他都深入下层，了解民情，征询疾苦，因法便民。对朝廷则直言正议，指陈得失。在杭州任上，他亲自检查湖州堤岸，巡视富阳、新城、于潜等县。知密州，他一入境便发现官吏隐瞒蝗旱灾情，请求朝廷减免赋税，组织百姓生产救灾，自己带头以杞菊为粮，自救度荒。知徐州遇黄河决堤，他“庐于城上，过家不入”，指挥军民冒雨抢修堤坝，鏖战七十余日，保住徐州。第二次外任杭州，他组织以工代赈，开浚西湖，建筑长堤，清除淤泥，植柳种荷，成就了闻名天下的西湖美景。他为杭州、广州兴办水利，建立孤儿院与医院，创监狱医师制度，严禁杀婴。无怪乎林语堂总结说：“在王安石新法的社会改革所留下的恶果遗患中，他只手全力从事救济饥荒，不惜向掣肘刁难的官场抗争。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走遍人间，却依旧躬耕
　　
　　人们喜欢苏东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正直有为的官吏，而是因为他始终将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而又表现得那么自然质朴，充满火一样的热情。
　　在凤翔，遇天旱无雨，他为求雨而虔诚祈祷。在密州，他修造盖公堂，作《盖公堂记》，以医药比喻治国之道，提倡与民休息，为政宽仁。苏轼坎坷仕途的开端，始于反对王安石新法。反对新法的最重要的理由，恰是他看到了激进的新法对民生的危害。王安石身居相位推行新法时，三十二岁的苏轼任职史馆，官卑职小，却连上两次奏折，雄辩滔滔，直言无隐，告诫皇上千万不可凭借权力压制人民，他高呼：“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他质问：“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他警告皇帝：“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在这洋洋万言的上书中，我们看到了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传承，看到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
　　激怒当权派，一再被罢黜、被贬谪的坎坷路途中，苏轼始终保有他的质朴与仁心。他看到佛寺中的祷告文句“咒诅诸毒药，愿借观音力。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大叫荒唐，提笔改为“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不忘关心农民的食粮：“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他甚至亲自躬耕于田，津津乐道种稻之趣：“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他细细品尝自种的五谷的馨香：“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他感念农夫的教导：“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他已然化身为地地道道的农夫，他的关心不再有半点居高临下之意。
　　林语堂说苏轼是火命，因为他一生不是治水，就是救旱，不管身在何处，不是忧愁全城镇的用水，就是担心运河和水井的开凿，因为他一生都精力旺盛，他的气质，他的生活，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的温暖。
　　
　　快意自适，一蓑烟雨任平生
　　
　　屈原在曲折的人生经历中坚持“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理想，以“自沉汨罗”表达了他的忠诚与殷切；苏东坡则于宦海沉浮中，在保持赤子之心的同时，借助庄子的智慧和自身的悟性，学会了自我开解。因此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这种个性影响了不少后世在政治风波中遭遇不测的人，他们很少选择像屈原一样决绝地离去，转而模仿苏东坡，他们不可能像苏东坡那样凭借绝世的才华在不同的境遇中都能淡定欣然，也多多少少在不幸和坎坷中学会了“转移视线”。
　　苏东坡不能吉人天相逢凶化吉，却总能在荆棘丛中蹑迹披求绝处逢生。你看他的《记承天寺夜游》，看他的前后《赤壁赋》，包括那首人尽皆知的“大江东去”，他在有限中发现无限，在“多情应笑我”的自嘲中解脱，在“清风明月”中把握住永恒。相反，在众人看似沉重的地方，他又能巧妙化解，将“宏大”化为“渺小”，他的案头和心头不乏这样的名句：
　　譬如《战国策》：“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
　　譬如前朝诗人白居易的“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所以，他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
　　需要指出的是，苏东坡的自我开解是建立在勤恳务实为民请命的基础上的，不是清谈；苏东坡的豁达自适是建立在数不清的诗文基础上的，是历经痛苦后的天才分泌，不是傻呵呵的所谓“乐天派”。简单地说，命运放逐了他，他最大的本领是“黄连树下弹琴”，他在一点一滴的政务工作和日常生活包括写作中，发现和创造了生活的意义。当别人长吁短叹感慨时运不济时，哪怕是最庸常的饮食中，他也能发现快乐。譬如以他名字命名的“东坡肉”——
　　苏东坡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再放上酱油。
　　他做鱼的方法亦为笔者所推崇和效仿：先选一条鲤鱼，清水洗净，抹上点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料酒。快熟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这样就没有了鱼腥气而有橘子的清香。
　　一个处江湖之远的诗人还心存魏阙，表明他志趣高尚，但成天心忧黎民而面容憔悴，不如在一粥一饭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这是苏东坡给后人众多启示中很重要的一条。
　　林语堂说，苏东坡在中国是主要的诗人和散文家，而且他也是第一流的画家、书家，善谈吐，游踪甚广。天生聪慧，对佛理一融即通。因此常与僧人往还。他也是第一个将佛理入诗的。他曾猜测月亮上的黑斑是山的阴影。他在中国绘画上创出了新门派，那就是文人画。他也曾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他自己寻找草药，在中国医学上他也是公认的权威。他也涉猎炼丹术，直到临去世之前，他还对寻求长生不死之药颇感兴趣。
　　至于饮酒，那更是生活的常态：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人家醉酒撒泼，他醒复醉回家时，家童沉沉睡去，敲门不应，这是连贾宝玉也要生气踹人的事，苏东坡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连这样的生活细节也不放过：那就拄着拐杖听一会浩荡的江声吧。在绵绵不绝的江水声浪中，他又有了新的发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他像顽童一样想攫取宇宙间的奥秘，在不知疲倦的追逐中大限来了，他轻轻放开手，一笑而逝。

苏轼: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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