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PLUS 教研 文学教育 2011年第7期 ID: 151554

[ 周海天 文选 ]   

试谈卡夫卡作品中的“耻辱”主题

◇ 周海天

  内容摘要:在卡夫卡小说中,作者对“耻辱”主题展现出很大的关注,而同时对于“耻辱”主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比较少。本文一方面从文本内部探讨“耻辱”主题的展现方式,一方面试图从文本外部解读造成卡夫卡对“耻辱”主题的关注原因,从而探究卡夫卡作品一直被人忽视的这一主题。
  关键词:耻辱 动物化 目光 悖论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他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他的作品大都用充满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的意味,把现实与梦幻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本文主要从文本内部入手概括卡夫卡作品中各种“耻辱”主题的展现并分析它们各自所呈现的不同方式,并结合外部研究即家庭,与父亲的关系等外部因素证明卡夫卡对耻辱主题关注和态度。
  
  一
  卡夫卡小说中的“耻辱”有着丰富的内涵,在不同角色设计上体现不同的意义:首先“耻辱”与道德有关,羞耻心作为人之为人的条件,如尼采所说“我们身上的猛兽要被哄骗才行,道德就是为了使我们不被这猛兽撕碎而说的应急谎言”。[1]其次,羞耻也被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产生的畏惧感和自责感可以摧毁人的精神和身体。在卡夫卡作品中特别是小说“耻辱”主题一再出现,无论是主人公和配角都无法逃避受辱的情节甚至命运,而在处理“耻辱”主题时卡夫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人的动物化处理。
  为了彰显“耻辱”主题,经常采用人的动物化处理。这里所谓的“动物化”指的是人的行为像牲畜一样,受自然欲望支配,如食欲、享乐等,在追求这些欲望时往往表现出无耻的状态。而且这些人物通常没有正常人自尊,他们把侮辱不看作耻辱。
  卡夫卡在处理这类主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如小说《变形记》那样明显的人变成动物的幻想和明喻,更多的时候卡夫卡以隐喻的方式写出人的动物化后的粗鄙与欢乐。
  卡夫卡通过外貌描写来展示这些人物的怪诞而不具有人的特征。例如《城堡》中的庄稼人,他们是神秘的克拉姆(K一直渴望见到的城堡官员)的侍从,并且没有个性,卡夫卡是这样描写他们的“乍一看长的都很相像,扁脸、颧骨高耸,脸颊却是圆圆的。”[2]卡夫卡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一模一样的人物,他们扁平而单薄,如《变形记》中的三个房客等,他们行动一致,行为一致,但人的外貌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即使在陌生人的眼里,一般来说普通人可以通过外貌来分辨不同的人,而只有人眼中的动物才可能是相似的。而这种假设也可以从他们的行为上得到确证。
  在行为方面,卡夫卡在写到这些侍从时提到他们像畜牲一样玩乐吃喝,又被旅馆的女服务员弗丽达用鞭子赶走,而且他们住的地方就是马槽:“她(弗丽达)从角落里拿了一根鞭子,纵身一跳就跳到跳舞的人群中……喊道:‘以克拉姆的名义回窝去,统统我回窝去!‘现在他们看到是她当真的,便带着一种对K来说无法理解的恐慌神色往后退去……他们乖乖地让弗丽达在后面押着,在晚风中穿过院子,消失在窝棚里了”。[3]K与弗丽达在酒馆相遇这一场中出现的克拉姆的侍从表面是人,但他们的行为,弗丽达对待他们的态度都是他们的动物化的暗示。
  此外,卡夫卡在描写动物化人物处所常常带有游戏的性质。如《乡村医生》中的马夫出场:“我悻悻地往多年不用的在猪圈的破门上踢了一脚……一个男人蹲在低矮的圈栏里,露出他那嵌着一双蓝眼睛的坦诚的脸。’要我套车吗?‘他问道,四肢着地爬了出来。”[4]“猪圈“、“四肢着地爬了出来”等暗示了马夫与动物无异,住的是肮脏的猪圈,而后马夫的行为又一次显示了他不知耻辱的,当女佣给马夫套车时“她刚一走近,马夫就抱住了她,把脸贴到她的脸上。她一声尖叫逃回我的身边,她的脸颊上印着两排红红的齿印”[5]后来又趁医生看病借马离开后强奸了医生的女仆。卡夫卡在描写这样的人物时展现出随心所欲的虚构,在现实中构筑非现实的细节。对人的处所与人物性格的关系,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有这样的论述“背景即环境,可以看作是对人物转喻性或隐喻性的表现,一个人的住所就是他本人的延伸,描写这个住所也就是描写了他”。[6]
  这些动物化的人物一般都是配角,他们的行为粗俗,但当他们出场时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展示不知耻的欢快。卡夫卡在在这些配角身上抛掉了作为人责任、自尊等沉重的负担,展示了无道德的轻松,这些角色的轻与主人公的沉重负担相对,使小说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美。同时这些像幽灵一样人物,是现实与幻想的标示物,他们冲破现实的理性与逻辑而展现艺术的游戏性。
  其次,旁观者的目光透视
  拉康在他的“镜像理论”中提到人只有通过“镜子”即他人的眼光才能认识自己,判断自己的行为。因此他人的眼光起到了评价的作用,“人们不羞于思考肮脏的东西,但是当人们想象有人相信他们有这种肮脏的念头时,他们就感到羞耻了。”[7]目光成为审判的重要力量,是未知权威的同谋。在卡夫卡中长篇小说中经常出现旁观者的角色,他们是主人公耻辱的见证者,两者形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虽然这些见证者和不可知的权威相比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但他们的目光加重主人公的耻辱感和无助感,同时不可知的权威的力量在旁观者的目光中得到延展。
  首先,主人公被迫受到旁观者的观察与窥视。这其中有陌生人的窥视。如在《审判》中约瑟夫·K被莫名其妙在家被捕并被看守侮辱时,几次看到对面楼窗一家人的窥视,而且随着K的受辱程度逐渐增强,观察他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开始K正为厨娘没有为他端早餐而疑惑时“发现对面楼上的老太太异常好奇地注视着他”,[8]然后两个看守闯进K的家里宣布K被捕后“穿过敞开的窗户,K又看见了那个老太太。她面带老态龙钟的好奇走到正对面的窗前,想再看看眼前发生的一切”,[9]接着观看的人数增加了“他(K)在屋子里的空地上来回踱了几次,看见对面楼上的那个老太太扶着一个年纪还要大得多的老头走到窗前”[10]最后,一个男人也加入了观看的行列,K难以忍受他们的目光作出了反抗“‘走开’他朝对面吆喝一声,那三个人立即往后退了几步……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走开的意思,好像在等待时机,在悄悄地回到窗前来。”[11]如果说陌生人的目光对K还不至于产生强烈的屈辱感的话,那么熟人的注视无疑使K的处境更加困难。在监督官在K的房客邻居毕尔斯泰纳小姐房间里宣布K已被捕的事实,并像在空气中召唤出K的三个银行下属时,读者可以感受到K的难堪与失态。银行的下属与对面窗的老太太一家一样都给K带来了屈辱感,银行的下属显然与审判K的机构有着共谋的关系,这也将是审判的最终目的。同样,在卡夫卡其它小说中,旁观者也作为削弱主人公的力量,使他们自觉有罪。这样的旁观者是不可知权威的共谋者。如《城堡》中那两个如影随形的助手就是城堡委派,但讽刺的是这两个“助手”却丝毫不能帮助K进入城堡,反而处处给他捣乱,介入他与弗丽达的生活中并让他感到耻辱。而在短篇小说《在流放地》“我”作为旁观者等都见证了的受辱过程。
  其次,旁观者的不理解的目光是对主人公的侮辱和伤害。在《饥饿艺术家》中,饥饿艺术家试图通过表演忍受饥饿的能力而获得人们的赞赏,但人们是带着取乐态度:“至于成年人来看他不过是取个乐,赶个时髦而已”,[12]怀疑的(看守饥饿艺术家的人总是怀疑他偷偷吃东西)、怜悯的目光看待这个怪人,因此当大家都满意而归时“只有饥饿艺术家不满意,总是他一个人不满意”,[13]因为他的表演被观众的目光侮辱,“耻辱”主题在这里表现的比较隐蔽,以致到最后当饥饿艺术家被关在动物园的笼子里表演时,他附近笼子里的猛兽吸引了观众全部的注意力,饥饿艺术家因此彻底地失去目光,这更深的侮辱了饥饿艺术家,他很可能达到了饥饿艺术的高峰——没有人可以那么长时间不吃东西,但观众却不知道,“没有人记天数,没有人,连饥饿艺术家自己都一点不知道自己的成绩已经有多大”[14],公众的不理解使得展示成为一种耻辱,最终导致了艺术家的死亡。
  旁观者的目光作为一种武器给主人公压力,加重主人公的耻辱感,观察者是权威的延展,逼迫主人公认同权威的审判结果。同时旁观者的目光构成了对主人公的伤害。
  第三,场景和对话的展现。
  卡夫卡喜欢用悖论和反讽的方式表现人荒谬的生存状态,这一点在人物对话和具体场景中都有所表现,具体的场景例如卡夫卡描写《城堡》中村长家被文件占据,村长一边忙碌地寻找文件,一面又大谈城堡官员和体系的完美高效这一场景,整个一章都是对村长忙而无效的不动声色地反讽。而在中长篇小说中,卡夫卡更是将其内化成了小说的一种结构,在卡夫卡的长篇三部曲或中篇小说《变形记》中,人物命运和处境的恶化大都陷入此种悖论之中,从而表现出愈反抗愈沉沦。
  而在对话中,卡夫卡运用反讽的手法写出耻辱感的丧失导致主人公的处境恶化。例如:《变形记》可以分为三节,随着每节结尾时门的关闭,格里高尔·萨姆沙由人变虫后逐渐丧失了耻辱感,最终走向死亡。在格里高尔初变为虫时,他的羞耻心尚存,还为工作而忧虑,并且害怕承担不了家庭的责任。当变成昆虫的格里高尔惊吓到了秘书主任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一定要留住秘书主任,安慰他、劝告他、最后还要说服他;格里高尔和他一家人的前途全系在上面呢!”[15]与此同时,格里高尔又为自己的样子担心羞愧,当他妹妹进入他的房间时“他立刻惊醒了过来,虽然他差不多睡着了,就急急地重新钻到沙发底下去。”[16]等,然而随着情节的推进,格里高尔的羞耻心几近消失,“他(格里高尔)自己也弄不清到底爱吃什么,却打算闯进食物储藏室去把本该属于他分内的食物叼走”,[17]“尽管现在这么邋遢,他却老着脸皮走前几步,来到起居室一尘不染的地板上”[18]最终,丧失了羞耻感的格里高尔走向了死亡。在这里卡夫卡延续了人的动物化的主题,不同的是《变形记》细致地展示人变成虫的灾难性过程,写出耻辱感丧失后的格里高尔的轻盈,但正是由于这种无道德的轻松感把他排除了人类社会,最终导致他的死亡。由此可以看出卡夫卡在处理同一种主题时,并不仅仅局限于同一种意义,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寻找不同的含义,这也造成卡夫卡小说多意义,同时一再被研究的结果。
  耻辱感的丧失是导致主人公处境恶化的原因之一,并且这个原因具有很强的道德指向和训诫意味,然而,卡夫卡却能超越道德训导并从中看出耻辱的另一个方面:在《审判》中,K一心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开始他以为自己被捕只是个玩笑,但后来他逐渐感到法庭加诸于他身上的耻辱,如让被告无限期的等待,或者迫使其在法庭上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态度——“这些从来就挺不直身子,弯着腰,曲着膝,站在那儿就像街头上的乞丐”。[15]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商人布洛克与他的律师身上,律师对布洛克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而布洛克只能任由律师摆布。及至后来,耻辱扩大到与被告相关联的人身上。K在银行的三个下属在K被捕时出现,K的叔叔为K请律师,K一直担心银行的其他人知道他被捕的消息,以致在工作中心神不宁。最后K竟接受和认同了自己的罪责,在被执行死刑时K表现得极其轻松,也是其最大的耻辱:为无罪而认罪。
  
  二
  在卡夫卡作品中“耻辱”主题的多次出现并非偶然,为什么卡夫卡如此关注这个主题呢?下面我们个人经历、社会、民族简单探究一下这个问题。
  批评家们普遍认为童年时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与父亲的关系是影响卡夫卡写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卡夫卡的家庭生活中,父亲的形象是粗暴而专制的,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能干的年轻人,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我在自己的家里,在那些最好、最亲的人中间,感觉比陌生人还要陌生”。[16]卡夫卡心中一直对父亲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因此而形成了敏感、怯懦的性格和孤僻、忧郁的气质。在此种性格与气质的影响下,卡夫卡又形成了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危机感以及无法克服的荒诞和恐惧。而对父亲的畏惧主要源于幼年时期因不能达到父亲的要求而感到的耻辱,并成为卡夫卡的心病,只得借写作宣泄和反抗。在卡夫卡那封致父亲的信中曾多次谈到:“我始终感到耻辱,要么服从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只有我必须遵守他们;要么执拗,这也是耻辱,因为我怎么可以在你面前执拗;要么我达不到法规的要求,比如说我缺乏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敏捷,而在你看来,你所要求的都是我理所应当具备的,这便是最大的耻辱。”[17]当父亲讲述自己艰苦创业的经历时,年幼的卡夫卡感到的是“我们所处的劣势在于,我们不能像你那样炫耀自己的困苦,拿它来使人感到羞愧。”[18]而在游泳时,面对父亲高大强壮的身躯,卡夫卡又一次感到自己在父亲和世界面前是如此的渺小——“我却恨不得有地缝可钻,万分绝望”。[19]而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考证了卡夫卡试图烧掉自己作品的原因,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卡夫卡只是烧掉书信和私人日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他人对自己生活的窥视以及由此造成的羞耻感。
  同时犹太人的生存境遇也使卡夫卡体验到了耻辱。在历史上罗马人、十字军东征都对犹太教徒进行迫害和屠杀,而犹太人商业上的成功并没有给这个民族带来尊敬,在文学艺术上犹太人往往是作为吝啬鬼和狡诈的放高利贷商人出现,例如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夏洛克的形象即是这样。在宗教绘画中犹太人被描绘成卑鄙的小人,卖主求荣的犹大作为犹太人被鄙视。而在卡夫卡生活的的那个时代,犹太人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1893年4月卡夫卡经历了布拉格的反犹运动,犹太人的住所和商店遭到反犹分子的破坏,他的两个犹太同学因受不了精神压力而自杀,这时卡夫卡更加深刻感受到犹太历史和现实加诸在他身上的沉重感,感受到孤独和耻辱,这使他认为“我们犹太人从出生开始就是老人”[20]
  
  三
  卡夫卡对“耻辱”主题显示了极大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很大程度来源于现实生活,但作为艺术家的卡夫卡在小说对耻辱思考更为深刻,在处理这个主题时他的思考显然是多层次的。他一方面把羞耻心作为确定人独特性与动物区别的标准,在处理人的动物化这个小主题时卡夫卡设计的那些扁平、模糊、相似的人物,他们受到羞辱或行为卑鄙却毫不在意,这体现了人在失去道德的粗鄙、轻盈和欢乐。然而,由于这种不知耻的状态是属于动物而非人类,所以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就不得不死去。同时,无所不在的权威潜移默化的加诸在人身上的羞耻是从内部彻底的摧毁人精神的武器,在看与被看的主题中,目光充当了这种武器,耻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迫使一个无辜的人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所以耻辱既是一种摆脱兽性通向人解放的途径又是束缚人自由的桎梏。因此,笔者以为耻辱主题以多变的形式出现在不同作品,甚至同一部作品中,这说明卡夫卡对耻辱的态度和思考是深刻而多角度的。而恰恰是这种多样性造成的文本多义性为不同的解读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注释:
  [1][7][德]弗里德里希·尼采,《尼采生存哲学》,杨恒达等译,九州出版社,2003,第225,67。
  [2][3][奥]弗兰茨·卡夫卡,高年生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Ⅱ城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37,40。
  [4][5][奥]弗兰茨·卡夫卡,王炳均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58。
  [6][美]雷·韦勒克,奥·沃伦,刘向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第248页。
  [8][9][10][11][奥]弗兰茨·卡夫卡,韩瑞祥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209,210, 213,217。
  [12][13][14][奥]弗兰茨·卡夫卡,叶廷芳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01,104,108。
  [15][奥]弗兰茨·卡夫卡,韩瑞祥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第217。
  [16][17][18][19][奥]弗兰茨·卡夫卡,杨劲译,《卡夫卡小说全集Ⅱ致父亲的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0]《卡夫卡口述》上海三联书店,2009,雅诺施记录,45。
  
  周海天,上海同济大学200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试谈卡夫卡作品中的“耻辱”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