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官场小说，在改革开放步入中期之后，长篇、中篇、短篇，可谓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笔者跟风读了不少这类小说，但读着读着，便觉出了其中的蹊跷、浅薄、雷同，觉出了作者想象贫乏，笔端乏力。而我所读的湖北作家程天保的官场小说则有别于如上状况，不仅高屋建瓴，眼光独具，而且匠心独运，别开生面。
　　关键词：程天保 《文件悲喜录》 《失印》 《红尘别传》
　　
　　在湖北作家程天保的小说创作中，写官场的篇什较多，这里我专门谈谈他的官场小说。
　　官场小说，在改革开放步入中期之后，长篇、中篇、短篇，可谓连篇累牍，汗牛充栋。起始，因这类小说抨击时弊，揭露黑暗，激浊扬清，呼唤正义，一时成为文学及社会的热点，有一种独辟蹊径，标新立异，令人耳目一新之叹。为此，笔者与大多数评论家一样，跟风读了不少这类小说，但读着读着，便觉出了其中的蹊跷、浅薄、雷同，觉出了作者想象贫乏，笔端乏力。不仅状物写人，浮光掠影，谋篇叙事，亦凭逻辑推理，绝少生活真实。这类小说渐渐淡出读者视野，自然是意料之中之事。究其原因，一是这类作家大多非官场中人，对官场生态缺乏深切的感受，想象力远远滞后于官场变化，仅凭一点茶余饭后得来的谈资，便上下纵横，虚拟想象，敷衍成篇，自然是虚浮浅露，隔靴搔痒，缺乏应有的思想力度；二是官场生态辗转流变，腐败龌龊之行，诡谲隐蔽，千奇百异，即令作家生活其中，若其历练缺失，学力不济，少了一双洞幽烛微的慧眼，操弄这类题材，亦必然开掘不深，就事论事，仅止于直白的揭露，表层的痛快，而缺乏一种真正意义的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思想批判力量。而程天保的官场小说则有别于如上状况，不仅高屋建瓴，眼光独具，而且匠心独运，别开生面。《文件悲喜录》、《失印》、《红尘别传》是程天保官场小说的代表作。
　　先谈《文件悲喜录》。春节期间，对于党政机关，似乎从来是其滥用职权，大搞不正之风，摊派索要，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滋生各种腐败的高危期，为此，地委郑重其事，发出1号文件，耳提面命，三令五申，务期春节期间在全地区刹住这一歪风。然待到地委王秘书长率工作组来陆平县检查1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时，陆平县委牛书记因思想集中于经济建设，忙着向地委争取那个3000万元的车身厂大项目，竟将那份从地委带回的文件锁在了抽屉里，不说检查督导，就连传达学习的程序也未进行。为怕给地委留下不好印象，不利于争得那个车身厂项目，于是县委办公室周主任征得牛书记的同意，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
　　首先，为赢得时间，争取主动，先是将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能吃会喝的领导全部请来，巧语诙言，精心谋划，大吃大喝，将工作组全体成员灌醉，使其无法调阅陆平县委贯彻落实地委1号文件的会议纪要及通知；其次是办公室全体成员，昼夜加班，各司其职，抢在地委工作组酒醒之前，拟写出县委如何学习贯彻地委1号文件的纪要及通知，以偷天换日，搪塞检查，蒙混过关。
　　待到这一欺骗之行被人告发，揭露，地委严令处理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县委办公室周主任时，陆平县向地委争取那个3000元车身厂的努力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在要不要按地委要求，给县委办公室周主任处分，以及如何争得车身厂项目上，陆平县委、县政府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地。在反复权衡掂量，莫衷一是时，办公室周主任为顾全大局，不得已而自拟处分文件，以息事宁人，使县委、县政府解套；县委为了争得那个车身厂项目，亦不惜动用政治，社会，经济，舆论手段，到省城、地委进行公关，以与其他兄弟县展开竞争。用小说人物中郑县长的话说，“其他县书记、县长倾巢出动，正在地委、地区行署及亲朋好友那里游说，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白的、黄的、纸的，应有尽有。”而陆平县当然也不得不适应形势，“用小钱钓他的大钱。”
　　而陆平县下属的各乡镇厂矿又当如何呢？尽管车身厂那个项目到底花落谁家，八字还没一撇，也纷纷来县委、县政府攻关，以求那个车身厂将来能建在本地。而攻关手段则与上述手段毫无二致。
　　
　　一方面在发文件端正党风，反腐倡廉，郑重其事，检查督导，一方面各地又因本位主义作崇，地方利益至上，暗中做着种种违背党风的不耻之事。作者在描述这一事件时，不是直接挞伐，辛辣嘲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是心如止水，不动声色，寓庄于谐，寓荒诞于正经，寓邪恶于郑重。笔触直指人的灵魂，写出了人性的多样性，多面性，从而也写出了社会的多样性，复杂性。事件中的党政官员，绝大多数均不乏端正党风，反腐倡廉，清明政治的良好愿望，不泛励精图治，发展经济，造福社会的坚毅决心，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亦不乏道德操守，作人良知，而其行为的结果，则不管其如何冠冕堂皇，如何振振有词，最终却南辕北辙，自觉不自觉地助长了腐败，败坏了党风。这既是一种官场生态，也是一种政治生态。是官场的悲哀，亦是社会的悲哀。
　　《文件悲喜录》中这一系列的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又为什么会发生？我想，读者自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生发出许多思考。然现实生活中，却并不能因为理论与实践的悖离，官样文章从此绝迹。而恰恰相反，愈是存在不正之风，愈是要进行道德的反思，行为的规范，愈是要反复以文件的形式加以约束。那么，还是借用《文件悲喜录》中的一段话吧：“文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历史记录，是政治宣言，是舆论导向？是粉饰现实的油彩，是掩盖矛盾、污秽的遮羞布？但不管怎么理解，文件有时对一个地区，对一个人确实无比重要。在正常的情况下，它约束着一切，主导着一切，但在不正常情况下，一切又似乎在文件的表皮下，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然无论在正常、不正常的条件下，人们都需要文件，社会都需要文件。”
　　人和社会与文件的联系既然如此紧密，又岂能不悲不喜，有悲有喜？
　　如果说《文件悲喜录》中的周主任，是位稳健老成，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勇于奉献的人，那么《失印》中的另一位办公室主任叶光焰，则显得有些另类。尽管其襟怀坦白，思维清晰，工作勤勉，作风正派，然用其妻子童秀贞的话说，“他似乎先天不足，缺乏在政治上一展宏图的志向。念念不忘的是要生活得美好、坦然，无须刻意地去追求什么，攫取什么。该来的自然会来，不该来的硬要抓来最终还会失去，无须自寻烦恼。”而其妻子童秀贞，作为沙河县的妇联主任，在其干瘪瘦削的躯体里，却隐藏着极大的权利欲望，沙河县“任何有关政治方面的信息，她都极有兴趣。不仅要打听、猜测、议论，而且要千方百计地施加影响，体现自己的意志。”她瞧不起丈夫的庸人哲学，却在无奈中，始终不忘“耐着性子帮助丈夫成就一番事业。”
　　沙河县委机关遭窃，本是一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个案，却恰逢县委欲申报县政法委书记邓大山为县委副书记，需要去县委办公室机要室用印。而那代表沙河县委权威的大印却蹊跷失踪了。大印是被窃贼盗走，还是另有猫腻？小说便围绕着这一情节抽丝剥笋，层层展开。作者的高明之处，他没去写这种猫腻，而是集中笔力写两个均具有竞争县委副书记宝座资格的人——政法委书记邓大山、县委办公室主任叶光焰，在这一事件中的襟怀，心态，禀性、作为，以驱动故事，设置情节，从而使人物的形象更为鲜明，个性更为凸出，命运的走向更为合理，使小说有一种普世的意义和感人的力量。虽然小说最终也没有回答那牧县委大印的蹊跷之失，但读者却能感受到其中的奥妙，感觉到童秀贞那只罪恶的手在暗中操纵，利用着这一事件，将自己的丈夫叶光焰推上了县委副书记的宝座。尽管童秀贞不是这篇小说的主人翁，也不处在县委权利的核心，却是写得最成功、最生动、最典型、最入木三分的一位人物。这样的人物，《文件悲喜录》中还有一位，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包喜。他心地龌龊，刁钻狡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建设不足，破坏有余；能力不足，野心有余。而且还认为自己是个人才，并怨气冲天地“把这个世界看透了”。这种反讽的力量，不可谓不巨大，也不可谓不深刻。
　　与上两部中篇迥异的是，《红尘别传》中的主人翁——第五三由，他其实算不得官场人物。因在县委机关理发，其言其行其归属，便与官场上下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道是“宰相家人七品官。”这县委衙门的理发员，便有了别样的背景，别样的声势，别样的欲望。
　　第五三有出身贫贱，饱受贫穷的压抑，心灵的煎熬，在一片看不见尽头的黑暗中苦苦挣扎。他人生的最大欲望，便是进机关当干部。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有了一官半职，对后人、对祖宗就有一个交待。官不在大，位不在高，权不在重，在乎个名声，在乎个地位。然在种种争当干部的努力中，却又表现出令人不齿的阴毒狡诈，贪婪残忍，仗势凌人。因此，这个人物便显得既可笑可怜可叹，又可悲可恨可伐。虽然第五三由最终如愿以偿，当上了干部，但官场并不接纳他，机关干部依旧视其为另类、异类。并模仿第五三由作诗的笔法，写下一段顺口溜，以表达对他的不屑与鄙视：“太阳出山又落西，第五三由把干提。此人曾当创作员，冒充日人来写诗。洋相出到外国去，不知人间羞耻事。后进机关来理发，趋炎附势攀高枝。一般顾客数般待，刁钻奸滑坏东西。城关开个狗肉铺，贩牛杀狗品位低。残忍血腥无人性，四邻惊吓难安息。如此恶人提了干，县委威望在哪里？”在舆论的压迫之下，在官场的挤对之中，第五三有虽有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之心，终因埋下了种种祸根，不期然间，在一次机关植树造林中，被其残忍虐杀的狗群同类团团包围，活活咬死。可谓因果报应，如影随形，福祸无门，唯人自招。
　　作者在写作这篇小说时，笔触冷峻而温情，素朴叙事与幽默叙事互为穿插，亦庄亦谐，亦正亦反，融入了欧美文学黑色幽默的种种技巧，使人读之常常忍俊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为作者的机智，匠心而拍案叫好，为小说人物的操行、命运而深长叹息。第五三由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形象，可以说是第一个，而且是独有的一个。
　　
　　程文沛，评论家，现居新疆乌鲁木齐。

• 程文沛： 程天保官场小说漫评　/　文学教育 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