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秦瘦鸥的《秋海棠》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的上海孤岛出版后,获得空前轰动,创下了畅销书销售纪录。无疑,像鸳蝴派的不少经典之作一样,《秋海棠》也是写情的,但正像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将此书归为“社会小说”显然更为合适。本文仅谈谈该作的亲情描绘与欲望的书写。
关键词:《秋海棠》 亲情 欲望
虽然秦瘦鸥与周瘦鹃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两名重要作家,因其各自代表作而有“哀情二圣”之誉,但在初读《秋海棠》时,感觉最深的却并不是所谓“哀”情,甚至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儿女之情,而是一种令人无法割舍的骨肉亲情——它与生俱来,且与人的一生相始终,因为太过重要,以至成了人生的最主要目的与意义所在。在亲情的笼罩与荫护下,人生的各种痛苦与幸福,才超脱了至为狭隘的个人体验的意义,而成为更具质感与重量的存在。
秦瘦鸥的《秋海棠》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的孤岛上海出版后,获得空前轰动,创下了畅销书销售纪录。无疑,像鸳蝴派的不少经典之作一样,《秋海棠》也是写情的,但正像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将此书归为“社会小说”显然更为合适。全书以梨园弟子吴玉琴一生的坎坷经历为线索,写在一个动荡野蛮的时代中小人物悲惨而难以抗拒的命运。吴玉琴与罗湘绮的爱情故事虽也贯串了全书的大部,可是罗湘绮正面出场的时间并不长,两人之间的情感故事,在篇幅上只占全书的大约五分之一,在更多的时候,罗湘绮这一人物退到幕后,起的是结构性作用。两个势单力薄的人,他们的“偷情”注定了要有一个不幸的结局,吴玉琴脸上被刀刻上一个十字,不得不重返乡间。以此为界,全书可分成前后两部分,重点显然是在后面,而这一部分写的正是“秋海棠”父女的遭遇,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地方是写父女亲情。综观全书,说是写特定时代中的人物命运或是以人物体现时代,都无不可,但若说成是“爱情小说”或者具体到“哀情小说”,则未免有点离谱。
然而,虽则如此,《秋海棠》最成功的地方仍在写情。作为一本“现实主义”的社会小说,书中自然含有批判性倾向,作者对那个时代多有不满与愤懑之处,不过这种情绪在表达上较为和缓。一方面,这可能是通俗小说书写的共同特征,与严肃文学的作家们相比,通俗小说的作者虽同样清楚地看到社会的不足,但他们似乎与社会联系更为直接紧密,入世更深,表达上反而显得比较“温和”,不那么“铺张扬厉”。另外,这样写更加贴近书中人物,在一个不讲公道与正义,强权与金钱统治一切的时代,相对于社会而言,普通人是那么的软弱无力,就算是哀号,音量也必定很低。在人生的每一段旅程,一切似乎都是宿命,人只为能活下去而活着,要让他们也发出几声“呐喊”,或是采取某种对抗的举动,几乎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如果说文学作品是要以情动人的话,如《秋海棠》者,这种情不能像某些作品一样到对社会的“义愤”上去找,而只能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由于吴玉琴对作为社会恶势力代表的袁宝藩等的“恨”达不到一定力度,作者便只有着重去写他与“自己人”之间的“爱”了,这其中有他与赵玉昆等“兄弟”的友情,与罗湘绮的爱情,以及与梅宝的父女亲情。三者相较,最后一种显然是写得最好的,细致,饱满,深切而有力度。全书最感人的段落,当是描写吴玉琴和梅宝在乡下相依为命的漫长生活。其中雨中送伞与偷学唱戏等情节尤其动人,使人感叹唏嘘。因了这份亲情的存在与坚定不移,我们才多少觉得,吴玉琴黯淡的后半生总算也有了几丝光彩,他这样含羞忍辱地活着,也便是“值得”的。
亲情,确切说是对于自己和罗湘绮相爱结晶的梅宝的“舐犊”之情,是支撑吴玉琴脸容被毁后忍耻活着的信念和动力,是他二十年全部生命的精神寄托。既然他为了爱人的幸福忍痛躲避罗湘绮的寻求,他的生存便完全只是为了梅宝一个人。这样,最后当他得知梅宝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所爱与依靠,虽然眼看就要和自己朝思暮想的情人相见,一家人就要团圆,他却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放心”地远离了这个世界。同样,在长年累月没有吴玉琴消息的境况下,罗湘绮活着所持的一点人生寄托也在于对哥嫂和外甥的一份亲情,尤其是对外甥成长所操的心思。本来,长辈以后代作为自身的希望与寄托应属平常,在自己的一生被宣告为“失败”以后,人所以还能忍受生存之痛,就在于子女所提供的这一点微弱或是强大的精神支柱。可是不仅如此,当我们把目光移向子女辈,他们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在人生还是一个未知数,一切谜底正等待着被一步步揭开时,似乎这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人活着只是为了一个抽象的美好的“未来”。可是看看梅宝,这样的未来只是一种奢望,关于前途的种种“可能性”实则是一大堆的不可能,现实紧迫地压抑了梦想,梅宝的人生目的于是也窄狭到只是为了父亲一个人,以此她才会去偷偷学戏,流落到上海后又被迫去卖唱,而她的命运和遭遇也便由此注定。
今日梅宝的遭遇正是往日的吴玉琴和罗湘绮命运的回响。秋海棠的厄运始自他的梨园生涯,他之所以踏上舞台,一个“好好的男人”,却去“搽脂抹粉的去装小娘儿”,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歧视与耻辱,完全是因为家里太穷,他不得不借此养活母亲,希望让她吃上“热腾腾的雪白的大米饭”。罗湘绮被骗嫁给袁宝藩,也是起因于家境的困难,她寄希望于凭此“有益全家的人”。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的家人却未因此获得意想中的幸福(湘绮的母亲反因此送命),而他们自己更是从此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惨痛深渊。《秋海棠》中三个中心人物的经历与挫折,其根源都来自他们为了解除父辈的痛苦而作出的充满危机的尝试。也许,《秋海棠》中的故事可以这样加以描述:出于亲情,穷苦农民的孩子为了解救他们的父母,走向充满荆棘的人生。这之中,梅宝的将来似乎是一片光明,但这之前她和父亲已付出了无法偿还的代价,何况,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因为人生本是一幕大悲剧……所以连梅宝的得以重见罗湘绮已经也太Dramatic了……”这样一来,亲情便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甚至决定了人的一生。
“为亲人而活着”,无论是作为一种现实还是一种价值观,在中国大地上尤其是在乡村,都是广泛存在的。也许,这是面对现实无法逃避的选择,抑或是国人所拥有的至为宝贵的品质情操?中国人一贯讲求孝道,五四后大举批判封建礼教,否定“愚孝”,不少人离家出走,抛弃家庭,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可是,如果父母并不以礼教压人,只以深情待人,子女的“出走”显然失去了理由。这时他们对于父母,有点像是一种“报恩”的关系。问题是,在他们的举动中,是否只存在着纯粹的亲情,而丝毫没有个人的欲望?子女是否只是父母的依附?《秋海棠》写于四十年代初期,书中已几乎没有什么“封建礼教思想”,但要找出以上问题的答案却并非容易。在吴玉琴们作出自己一生中的重大决定时,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家庭而不是个人,这是可以肯定的,不过事情在另一方面也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吴玉琴作为一个男人,可谋生的职业甚多,他走上了舞台,固属无奈,但也不排除其中含有这样的因素,那就是一旦成为名角,唱戏的收入显然比一般人要高得多。也正因此,在流落到上海后,他不愿让梅宝过早上台,以免因技艺不够而难以走红。而梅宝偷着学戏固然是为了减轻父亲肩上的重担,不过她也有别一种想法,学戏之先,“象一针麻醉剂似的打进了她的血管里去”的,是尚老二所说的“一万八千”四个字,她想:“就是两年以后戏学会了,一时赚不到一万八千,每月只能赚个一千八百,也可以比此刻舒服上几百倍啦!”显然,这种考虑已超出了解救父亲于水火之中的意愿,一面也是在替自己谋划将来。至于罗湘绮,她是想借助攀附有钱人使一家人摆脱困境,但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替自己的打算,显示出人性爱慕虚荣富贵的一面。
人生而有欲,这是不可改变的,并且一定会在人的行动中体现出来,尽管有时比较隐晦。对金钱的欲望,大概在穷人身上比在富人身上表现更为强烈,因为他们是生存在死亡边缘,欲望其实也是一种求生意志。迫于生存压力,个人欲望可能被掩盖而显得非常微弱,在《秋海棠》中,它差不多是隐藏于亲情背后,但绝非不存在。甚至可以说,亲情本身即部分地融化了欲望,而变得不那么纯粹了。然而这正是现实本来的样子,包含了欲望的亲情并不因此而降低自身的品格,也不减其感人的力度。有人认为通俗文学比“严肃文学”更诚实,因为它无意于掩盖什么人性中的“卑劣”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秋海棠》的肯定,正在于它不仅写出了骨肉亲情的美好动人,并且这种描写不是由粉饰得来,人物的欲望同时也得到了虽非有力但却准确合适的表达。亲情使人的一生有了价值,欲望则有可能给人另辟一方天地,逃离宿命,走上别一种路途。秋海棠的悲剧性命运该不会在梅宝身上重演吧。
侯桂新,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