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沙汀小说的独创性主要体现在他对川西北乡镇生活富有特色的描写上。本文通过作者对四川乡镇阴暗、沉滞生活的叙述、反面人物的刻画和典型生活场景的展示,阐释了作者小说中独特的地域性。
　　关键词:沙汀 川西北 乡镇 地域性
　　
　　地域性特征是作家与生俱来的胎记,它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作品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与各自地域文化相联系,如老舍与北京文化,沈从文与湘西文化,萧红与东北文化等等。而沙汀以其浓郁的川味,笔墨成功地向人们展现了川西北乡镇文明这一独特场景,被称为“四川乡土的精魂”。
　　
　　一
　　
　　四川,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崇山峻岭很大程度上阻隔了西风东渐,更多体现为大陆农业文明的封闭性、保守性。“甚么新文化运动啦”,“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1]在沙汀的川西北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沉闷、压抑、毫无生机的人生景象:“人们已经从被窝里钻了出来。他们咳嗽着,吐着口痰。他们大多数人,都睡得很好,既没有做过好梦,也没有做过恶梦。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很自然、很简单的。纵然某些新的事物,比如物价、兵役和战争,有些时候也叫人感觉生疏,感觉苦恼,但是时间一久,也就变得很平常了,成了闲暇时候发泄牢骚的资料。”[2]
　　这里社会生活的停滞和僵化导致个人理想的庸俗和思想方式的愚昧。他们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浑浑噩噩,周而复始、年又一年地顺应既定的秩序和习惯,没有多少个人创造的执着,最终卷入生活的涡流中。龚春官“每一看见马封筒子,就会毫不打闪摸出他那寿山石私章来”,“每当一桩议案提付表决的时候,他也不会忘掉举举手臂”,“他那全部性格的特征,似乎就是安详和无所谓的”(《龚老法团》)。丁跛公私藏的枪支被团总周三扯皮强行要走之后,又被土匪砸碎了右脚的踝骨,这使得他成了个货真价实的丁跛公。“但是在半年之后,他可又自己在半边茶铺里找着人开玩笑了,而且比那些流氓还要粗野。”(《丁跛公》)而冯家在连年来灾祸频频发生(儿子卖壮丁毫无音讯,媳妇、田产被霸占,冯大妈夜求神水又跌坏了左臂)的情况下,当冯大生的父亲被粮柜里窜出的老鼠咬了一口时,就惴惴然产生了大不吉利的预感,冯大妈甚至还提着鸡蛋,心事重重地去请卦婆子禳解。(《还乡记》)
　　作为一个有现代意识的作家,沙汀必然会痛感于故乡四川的压抑和停滞,于是用饱含讽刺的笔触将他“看见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3]
　　
　　二
　　
　　在沙汀的川西北小说中,既找不到现代的工人,找不到觉悟的农民,连土产的知识分子也如此的黯淡无光,活跃在文中的是形形色色的实力派。他们或是地主劣绅,或是兵痞流氓,更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基层执政者,如乡约、保长、联保主任、巡官、县长、袍哥大爷等等。沙汀以幽默讽刺的现实主义的笔调,把他们那种贪婪自私、暴虐狠毒、阴险狡诈的本质,以及种种黑暗腐败的内幕,横行无忌、草菅人命的种种恶行,尽情披露,形态纷呈,栩栩如生,力图通过他们“暴露农村中的封建统治的罪恶”。[4]于是,我们看到在哀鸿遍地、饿殍盈野的县城里的代理县长贺熙,成天挖空心思搜刮农民,叫嚷“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哩”(《代理县长》);穷得连老婆也养不起的小乡约丁跛公,通过“逼得小粮户上吊”来完成征粮任务,并向农民摊派购买奖券,所得的一点钱财,却又全被团总周三扯皮一口独吞(《丁跛公》);表面上装腔作势“主持公道”的乡长,背地里却侵吞了抗属的“优待谷”(《公道》);就连一个地方收支所的会计,也克扣公款,中饱私囊(《逃难》)。
　　在这个现代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的封建色彩浓重的四川地区,上至地方政权的把持者,下至某一具体事务的执行人,都凭借自己高低不等的地位划分着势力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他们为满足一己的欲望,发号施令,提劲撒野,打击异己,为所欲为,整个四川的生存、舆论已经完全为他们所左右了。而四川远离中原地区,道德约束、儒家文化的管制相对松弛,使得这些实力派身上尚且存在着某些蛮性和野性。为了两升口粮,一个瞎眼地主一刀割开了佃户老太婆的脖子(《查灾》)。一个要争自由、求幸福的连长太太萌生了稍许的反抗意识,却被所谓“裹腿帮”出身的丈夫施加迫害,将其活活钉进棺材。他的逻辑是:那女人是他用钱买的,是不能怀有二心的,而他这样有身份的人,更是不容许任何人冒犯的。(《在祠堂里》)
　　沙汀之所以能够把这些反面人物描写得细致入微,刻画得鞭辟入里,源于他深厚的社会生活积累。青少年时代的沙汀经常随着身在哥老会的舅父郑慕周到处游荡,并且帮着舅父递送消息,运带小型武器,出入于县城、小市镇和乡村之间,因此他对四川农村的反动基层政权和地主豪绅、帮会组织及其他各种社会势力的情形非常熟悉,以致连“他们眨眨眼睛”,都“似乎可以猜透他们的意图”。[5]于是中世纪最黑暗、阴沉的一幕幕场景在四川乡镇这个舞台上上演了。
　　
　　三
　　
　　作为川西北哺育的精魂,沙汀擅长将人物置于精心择取的种种地方性生活场景中加以展现,使带有主观性的人物本身和他们的外在环境得以统一。吸食鸦片、坐茶馆是传统中国人普通的生活场景。而沙汀将这些普通的个人生活活动更多地推向社会,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的重要手段,成为扩张个人的社会关系影响、提高地位的重要方式。因而这些普通的生活活动承担了丰厚的社会内涵,看似单一的生活场景的背后衬托着广阔的社会场景。
　　在沙汀的川西北小说中,每当这些生活场景一出现,都能裹带出一大片的世俗风情,一系列重要的生活故事就在烟雾缭绕、倾茶倒水中发生,在烟榻烟馆、茶馆茶铺处铺展开来。《淘金记》写的是北斗镇上的各实力派争夺何寡妇的坟岗的曲折故事,种种的密谋、策划、交涉、唇舌交锋都发生在镇上著名的茶馆涌泉居、畅和轩和关帝庙隔壁的烟馆、彭胖的烟榻上。
　　翻阅沙汀的小说,我们还可以看到,鸦片、茶馆不仅构织着待客交际的“社会场景”,而且还呈现出人们不同的生存境遇。
　　何人种经常光顾关帝庙隔壁的一家烟馆,“那里的嗜好品掺灰太重,床铺也是褴褛的和不洁的。”下场口范大娘家是龙哥、白酱丹、彭胖颇感兴趣的地方,这里比关帝庙隔壁的那一家更加不堪入目:“床铺上摆着一副丑陋的烧烟家具。灯,是用膏药钉补过的,一张草纸权且代表套盘。”(《淘金记》)
　　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表面上看是一个聚会厮混,融会各阶层为一体的社会活动场所。但实质上也按照社会地位,人事关系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趣味划分为若干阶层。者者轩是所谓正派人的巢穴,而在没有牌号的半边茶铺里,茶客分子很复杂,有绅士,也有歪戴帽子的赌徒(《丁跛公》);涌泉居属于林幺长子“在野势力”,畅和轩是属于龙哥一般当权者的活动圈子(《淘金记》)。而在同一个茶馆里,座位与茶友也有分别。在其香居茶馆里,刑幺吵吵与俞视学、黄光锐、汪世模一桌,因为他与这三个茶客全是熟人;方治国与张三监爷、黄毛牛肉坐在后面的一桌,张三监爷是他的军师,黄毛牛肉则是他的重要助手(《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汀是一位善于刻画人物的作家,而人物则是乡镇风俗画的主体,要想鲜活地塑造人物,挖掘其内心灵魂,需要对人物生活场景加以细致的描绘。因此烟馆烟榻、茶馆茶铺不仅可成为故事的“生成地点”,各色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可以在这儿得以集中体现。生性死板却喜爱劳动的外祖父,吸烟极其讲究,“烧法也别致,锭子小得像糯米,烟里时常渗合些陈香或薄荷的油末”。“他抽一锭烟总得费半点钟,但又并没闷灯的恶习。他把工夫全用来收拾烟具去了。”而父亲却是个懒散而快活的人。“他的红木烟盘上常是积满烟灰,分明有‘打石’,却也常用手指裹烟。”“一锭烟裹不上三四下,便又闭着眼睛打鼾了。但姿势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指爪常给灯火炙伤,而也要被炙他才会醒转过来。”(《一个人的出身》)在“其香居茶馆”里一场为抓壮丁互不相让的争吵中,刑幺吵吵的横行无忌,方治国的阴险狡诈,张三监爷的小心多虑,黄毛牛肉的漫不经心、毫无顾忌都通过各自的语言、行动在茶馆里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从以上可以看出,烟榻茶馆不仅给予人物表演空间,还提供了暴露其灵魂的契机,具有一种不同于咖啡厅、电影院这些都市生活场景的川西北乡镇典型环境的意味。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艺术上是要地方色彩的”。地方色彩是作品艺术高低的一个重要表现。沙汀的这一系列小说,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那个阴暗、沉滞的川西北乡镇生活中去,向我们展示了这块内陆腹地的生存百态,为丰富现代四川文学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注释:
　　[1]沙汀:《播种者》,《沙汀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2]沙汀:《淘金记》,《沙汀文集·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
　　[3]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沙汀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4]沙汀:《我的传略》,《沙汀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5]沙汀:《纪念鲁迅先生,检查创作思想》,《沙汀研究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参考文献:
　　[1]沙汀.沙汀文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2]黄曼君,马光裕.沙汀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金葵.沙汀研究专集[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4]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殷齐齐 徐州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机电分院基础部 221011)

• 殷齐齐： 论戴望舒诗歌中的意象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第4期
• 殷齐齐： 一幅川西北乡镇风俗画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