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余华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求变的作家,其作品多描写血腥、死亡、暴力的场面,破坏了人们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九十年代以来,余华逐渐将描写重点转向沉重的历史,来展现完整的人性和人物顽强不屈的品格。余华小说叙事风格向传统和现实的靠拢和嬗变,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关键词:余华小说 叙事风格 张力结构 线性时间 嬗变
　　
　　余华曾说,一个一成不变的作家只会快速地奔向坟墓。对于一个先锋作家来说,这就意味着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余华既不能因袭前人的风格,也不能一味地继承自己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刚登上文坛的他,将自己的写作置于风口浪尖,一心致力于带有梦幻结构的复杂叙事,进行着表现人性恶的片面的叙述,人物也因此成了为达到叙述目的的道具,这就是远离尘世的贵族叙事。到了90年代后,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逐渐消解与现实生活的紧张关系,走上温情的路线,到了《徐三观卖血记》时,余华完成现实主义风格的转变,回到了讲故事的线性结构。最重要的是余华认识了现实的真正价值,开始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和全面的人性,这种转变使他的叙事风格发生一系列变化,给人新鲜的感受。
　　
　　一、由贵族叙事向民间叙事转变
　　
　　余华早期惯于现代叙事技巧,表达某种现代主题。他以一种精神分裂式的迷醉与狂喜,以滔滔不绝的思绪,创造出一种流畅、弥散、陌生而不祥的文体。以夸张、变形来放大死亡,描写了大量令人骇讶的暴力场景,对性、鲜血以极大的暴露。他的技巧与主题对于当时的阅读体验来说,都是陌生的,给人造成一种陌生化、隔离化的感觉。这种远离生活的贵族叙事同时也破坏传统的艺术秩序和思维习惯,在创作中避免主观介入,摒弃了价值判断式的表达。他对传统的反叛,影响其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决裂,从而使作品与读者之间产生陌生化的感觉,造成人们普遍看不懂或很难理解作品。在《往事与刑罚》中的“我”面对刑法专家即将的杀害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充满对死亡的幻想,这种局外人的叙述方式与我们传统的思维格格不入,却正是吸引读者的地方。
　　余华终究是一个飞行者,不是一个立定者,告别先锋之后,他转向一种民间叙事的立场。他开始对平常的生活产生兴趣,余华一直试图在“民间”中去寻找有意义的精神追求和含有活力,生机的民间文化因素。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重建一个民间世界:1.民间朴素的伦理情感与生存思维:许三观知道儿子一乐的亲生父亲是何小勇,非常气愤,有失男人尊严,对妻子和一乐很生气,导致一乐出走,许三观又把他找回来并且把他带到胜利饭馆去吃面条,继续把一乐留在身边,这些都体现人的一种宽容和人性美。在何小勇病危时许三观允许一乐为他生父喊冤,在一乐得了肝炎时,何小勇的女人和两个女儿把所有的钱都借给许三观给一乐看病。这体现民间的一种纯朴和善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民间舞台。2.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和对苦难的宽容。在文中依据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目的和需要讲述了许三观的12次卖血经历,对许三观而言,在困难和危机关头,能够救助的方法就是卖血,对鲜血的出卖完成了自我满足和生存的需要,他的血越卖越淡,但是他的生命意识越来越强,他的血为家庭,为儿子,为妻子,为朋友而卖,其人生价值在无形中被抬高。小说以民间的日常生活画面为主体,民间的混沌,民间的淳朴,民间的粗糙与民间的狡猾,呈现出了它的原始生机和魅力;而民间的温情,民间人性,民间伦理结构和民间生活细节都是作者尽力描写之处。
　　
　　二、由虚与实结合的梦幻结构向历史与事实的交汇转变
　　
　　这是余华前期作品叙述技巧的又一鲜明特点。他的小说被莫言称之为“仿梦小说”,余华本人也被称为“清醒的说梦者”。
　　余华的小说模式就是梦幻结构,亦真亦幻,真幻交错的,通过虚与实的对抗和替换来构建其作品的意义体系,这是余华小说叙述技巧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通过相互对峙又相互作用,构成一种张力叙事结构,在梦幻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来揭露超越现实的真实。
　　在《鲜血梅花》中阮海阔漫无目的的漫游,穿梭于群山江河,村庄集镇,他忘记了自己身上替父报仇的责任,对仇人的死甚至没有一丝情绪的波动,这个故事显得很荒诞,梦游一般,总体上就是一种梦游结构。在《一九八六》中的那个老师,研究古代刑法,在疯了之后充满了对这些刑法的暴力幻想,让这些刑法在他脑海里又展现一遍,到后来,他从自己的身体游离出来,把所有的刑法在自己身上试验一遍,他不是把自己当一个受刑者而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施刑者看待,这一暴力幻想在他身上得到现实的体验,由历史——幻想——现实,在梦一般的境况中实现了这一切的转换,展现现实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称自己是“永远的先锋者”的同时,又称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余华回到了生活的地面,《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推进了余华关注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兄弟》也异乎寻常地违背自己以往淡化历史的创作思维,将文本大胆地置于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这些小说也同样沿用了张力的叙述结构,不过这时没有梦幻,而是以高度的写实来主导叙述行为,用一种与现实主义成规相吻合的叙事外表,包容了非现实主义的问题。他用这种高度的写实主义写作时,沿用了以前的那种全知视角,并用线性时间来描述故事中人物的发展历程。在《活着》中的富贵,人生呈下降趋势,年轻是吃喝嫖赌,败掉了家产,接着亡了双亲,儿子被抽血过多而死亡,儿女凤霞死于难产,妻子家珍死于贫困和疾病,女婿死于工伤,最后一个亲人外孙因饥饿贪吃豆子而胀死,连朋友春生也死了,但富贵还活着。面对困难和打击,活着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胜利,意味着人的抗争与不屈;展示的虽然是人的不幸与苦难,却参透着一股顽强的生命力,引发人对历史,对人性,对生命的重新思考。讲述了人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中福贵作为讲述者,而“我”一直作为倾听者和旁观者,这使故事本身与讲述者产生一种时空上的距离,苦难和死亡主体就变得更加的凸显,上升到人性哲理上的东西被展现出来。通过人物命运的坎坷,生活的艰难而上升到一种哲理的高度,凸显着创作主题种种精妙的人生感悟与生命思索,文本也因此获得了极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与余华前期飘渺、神秘、虚幻的作品相比,明显的有一种现实主义风格,沉稳、朴实而有生命力。
　　总之,余华风格的创新是跟着时代的步伐在不断思考的,他一直保持着一些严肃的话题和充满生命的命题。他在叙事上的创新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感受和哲理思考的深度,余华的这种探索精神是每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都应该具备的,也使得作者获得更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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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明霞 湖北荆州 长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434024;何国安 湖北荆州市东方红中学 404023)

• 丁明霞　何国安： 余华小说叙事风格的嬗变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