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前人分析《牡丹亭》、《哈姆雷特》,多着眼于纯粹的艺术形象。本文试图在更广阔的文化史视野中对比、分析、解读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和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哈姆雷特,聚焦并解析他们所表现出的反常举动和经典气质,并尝试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审美差异与价值选择。
　　关键词:《牡丹亭》 《哈姆雷特》 反常举动 经典气质 文化差异 价值选择
　　
　　一、为什么选择《牡丹亭》与《哈姆雷特》
　　
　　之所以将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置于我们的研究视阈,主要基于以下四种因素的考虑:
　　首先,时间因素。两位彪炳史册的戏剧大师,他们不曾相识,也从未谋面,却同时照亮了16世纪与17世纪之交东西方的戏剧舞台。他们高举肯定人性主体价值、反对封建蒙昧主义的精神大旗,为冲破中世纪的层层樊篱、步入更合理的未来呼号、呐喊,又几乎同时在历史的天宇陨落,实在堪称冥冥中的知音。
　　其次,时代主题。无论对东方的中国还是对西方欧洲来说,16世纪是一个酝酿着变革的极为重要的时代。如果说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先知勇敢地批判封建宗教蒙昧、肯定人性主体价值是因为他们敏感地觉察到并发出了预示近代社会来临的先声,那么东方文化舞台上汤显祖、徐渭、李贽为代表的文化叛逆则正以背离传统礼教、肯定自然人性的创作企图撕裂那业已板结、衰朽的传统文化结构并向步入迟暮之年的东方专制吹起进攻的号角。《牡丹亭》和《哈姆雷特》正集中体现了东西方同时出现的这一反抗传统、张扬人性的时代主题。
　　再次,文学形式。与小说、戏剧相比,诗歌、散文承载的信息容量较小,而且在记录情感变化、展开矛盾冲突叙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也不具备优势。因此,要想较为详细地了解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阅读小说和戏剧是不错的捷径。但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由于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矛盾交错等原因,对于一篇研究论文来说也过于艰难。因此,我们舍弃了《金瓶梅》、《堂吉诃德》等长篇巨制,而选取了矛盾冲突相对集中、人物形象比较丰满、情节线索更加明晰的戏剧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经过层层筛选,传奇《牡丹亭》和悲剧《哈姆雷特》就保留在我们的研究视阈中。
　　最后,艺术形象的独立性和丰满程度。一个时代最深刻的文化价值常常通过哲学、宗教、文艺等方式保存下来,三者之中又以文学艺术对文化价值保存的完整度最高。成熟、独立而丰满的艺术形象往往蕴含着那个时代最深刻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理想。通过对这些艺术形象的剖析和解读,我们能够获得大量超出纯粹历史记述的文化信息,特别是对于同一时代产生于不同文明体系中的艺术形象而言,就具有更大的对比研究价值。面对16世纪反抗封建愚昧、肯定自然人性的共同主题,哲学家的论著过于艰深,宗教人士的宣传过于神秘,倒是杜丽娘的一腔痴情与生生死死的爱情追求和哈姆雷特复仇故事所表现出的复杂、忧郁、延宕,更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属于那个时代艺术精神的脉搏跳动。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将杜丽娘和哈姆雷特作为研究对象,聚焦并解析他们所表现出的反常举动和经典气质,并尝试揭示其背后蕴含的审美差异与价值选择。
　　
　　二、还魂小姐杜丽娘的爱情期待和忧郁王子哈姆雷特的彷徨延宕
　　
　　自常理看来,杜丽娘为了那个只在梦里有一晌鱼水之欢的情郎痴情守候、至死不渝的感人故事,似乎也已经有了一份可以说得通的理由。哈姆雷特复仇中的许多犹豫不决,也可以解释为他的谨慎、冷静或者政治时机不成熟甚至是受到宗教观念的束缚。然而当我们细细品味时,似乎仍有许多言不尽意的地方。情至莫大于可死,杜丽娘对一个未曾谋面的梦里情郎的爱情期待,按理说应该随着形体的死亡灰飞烟灭,但她又何以可以产生超越生死的力量?仇深无过于杀父,哈姆雷特一剑下去,不仅能够大仇得报,而且可以顺理成章地按照理想重整乾坤,可他为什么却收起了利刃继续装疯,还一个人莫名其妙地发表一大通关于人性、命运和存在的演说?
　　唐人有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些看似难以解释的荒唐之处,正是进一步深刻理解人物形象经典气质乃至领悟作者良苦用心的关键所在。成熟的艺术形象在蕴含了那个时代艺术精神的同时也往往具有超越时代的独立性,他们的身上往往有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甚至是只属于自己的独特气质。正是这种独特的气质,让他们在面对人生命运的重要时刻做出超越常规的举动,这些超越常规的举动在凸显人物性格的同时也成就了艺术形象的经典气质。正如同《红楼梦》里的黛玉葬花、宝玉吃胭脂等举止,它们只能为黛玉和宝玉独有,换了别人就成了效颦之举。直接关注艺术形象的这些超越常规的举动和经典气质,是深刻理解艺术形象并进一步研究发掘其背后审美价值的关键所在。对于杜丽娘与哈姆雷特而言,他们也有着各自的反常举动和经典气质。
　　生生死死的还魂故事和感天动地的爱情期待构成了杜丽娘的反常举动和全部经典气质所在。理解杜丽娘的反常举动和经典气质,全在一个“情”字。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杜丽娘“一往而深”的情爱缘起于何时似乎并非汤显祖所称那般神秘。细观《牡丹亭》“游园”“惊梦”等节便不难发现情之渊源,始于自然人性又成于自然睡梦里的一场儿女风情,打开了杜丽娘全部渴望和欲求的人性闸门,于是便有了一段生死不渝的爱情传奇。在《牡丹亭》之前,中国也出现过许多才子佳人故事,此类故事中才子佳人坎坷的爱情经历之前必定有过两情相悦的山盟海誓,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未必合“礼(理)”的爱情却是有“情”的。这种“情”开始的爱情,连封建道学家也似乎找不到反对的理由,最后只能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杜丽娘的爱情却是从连封建道学家都难以启齿力主毁灭的“欲望”开始的,在梦里她与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子在后花园中一番巫山云雨,醒来竟为之相思成疾直至香消玉殒,变作鬼魂后仍苦苦追寻梦里的情郎。这在将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奉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大明王朝时代,无疑是具有颠覆意义的“石破天惊”之举。《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张生因有情而结合,只要有一个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就会心满意足、衣锦还乡,并不对封建礼教造成根本性的冲击,而杜丽娘始于“欲望”而产生的爱情行动却在最根本的层面与封建礼教发生了冲突。如果杜丽娘的爱情最后也获得了社会认可,那么封建礼教所主张的“天理”又有什么理由再让世人信奉遵循?杜丽娘痴情期待的似乎并非仅仅只是一个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美满婚姻,大团圆对她来说只是一个胜利的代名词,而杜丽娘在终极意义上所追求的乃是胜利本身。
　　同许多形形色色的复仇故事都差不多,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最终也如愿以偿,只是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这些情节在武侠故事中俯拾皆是,也算不得稀罕。哈姆雷特真正令人费解的地方,是他本来可以轻易手刃仇敌、完成复仇事业的时候,反而放下了手中的利剑,在装疯卖傻中不断沉湎于人性、命运、存在等毫无疑义的形而上的思索。这些思索却正是哈姆雷特形成忧郁气质并在行动中表现出反常延宕的根源所在,他的全部反常举动都可以从“人文主义”一词中找到答案。担当了为父复仇和重整乾坤双重责任的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已经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送进了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人文主义所赞颂的人性道义、爱情友谊、责任义务等美好的信条一夜之间訇然坍塌,这一切使得哈姆雷特不能不犹豫徘徊在人生最艰难的抉择中。“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就成了他心中最要紧的疑问。面对这个包含着困扰了人类一代代前贤大哲的哲学问题(包括生死、爱恨、理想、存在、宗教等),哈姆雷特的一切行为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一个需要不同角色才能解决的众多重大的时代问题,却集中到了哈姆雷特一个人的肩上。在抵达人类哲学终极命题的道路上,这种悲天悯人的忧郁使他对整个世界、他人、自我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手起刀落、快意恩仇的复仇者哈姆雷特在收起刺向仇敌克劳迪斯的利剑时,一个忧郁的思想者哈姆雷特已经宣告诞生。这里面固然有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宗教观念因素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王子哈姆雷特的复仇行为在人文主义思想者哈姆雷特看来已不再是简单的复仇本身,复仇行动的效果(送敌人进地狱)和影响(自己要承担起重整乾坤的重任)在复仇行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占据了哈姆雷特的大脑。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哈姆雷特所怀疑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如何将它做好。
　　
　　三、痴情与延宕背后真正的谜底
　　
　　哈姆雷特的背后,站着莎士比亚的影子。莎士比亚通过哈姆雷特眼睛描绘出来的那个“病入膏肓的时代”,正是16世纪末期伊丽莎白女王晚年统治下英国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并未受过多久正规教育的莎士比亚却接受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全部理想。完成了自己的复仇事业的哈姆雷特连同那个“颠倒混乱”了的丑恶世界一起死去了,但莎士比亚自己却仍旧要面对16世纪末期同样是一个“颠倒混乱”“病入膏肓”的时代。哈姆雷特的忧郁气质和延宕举动,全部都是莎士比亚自己精神探索的心路历程。社会发展的每一次进步都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理想固然从理论上已经有力地论证了中世纪束缚压抑人性的封建制度和宗教思想要被更加符合人性发展的新文化所替代的必然,但它付诸社会实践的过程却并没有像他们开始设计的那样一帆风顺。这里面固然有众多因素,但时代局限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哈姆雷特只能担负起复仇的事业,毁灭那个“颠倒混乱”的旧世界是历史赋予他们这一代人的无法推卸的责任,而怎样去建设一个新的时代就只能交给更加具有行动能力的福丁布拉斯和更加理智的霍拉旭等下一代人去完成。尽管哈姆雷特也有心重整乾坤,但他身上的忧郁气质和行动上的延宕却是他和一代人文主义者都无法摆脱的时代病。在某种意义上讲,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的灵魂与精神已经走到了未来的资本主义时代,而他们的身体却属于那个“颠倒混乱、病入膏肓”的旧时代。所以哈姆雷特只能在新时代到来之前死去,而他的创造者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也同样随哈姆雷特一起倒下,荡涤腐朽封建传统的重任,也只能留给未来的思想家与革命者鼓荡起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风潮。莎士比亚退居乡间的晚年,从悲剧创作开始转向编写基调更加清丽俊秀的传奇剧,其中飘逸圣洁的浓郁宗教气息正预示着着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时代行将结束。
　　即便始于“欲望”的爱情基点在理论上是如何坚实,但作为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杜丽娘哪里会有如此坚强的信念支撑起生生死死的爱情期待?细细想来便会恍然大悟,杜丽娘柔弱的外表之下分明隐藏着一颗汤显祖式的雄心壮志!被汤显祖梳妆打扮了一番登上戏剧舞台的杜丽娘,她的真正使命却是要向整个束缚摧残人性的封建文化价值体系发起进攻的号角。更确切地讲,杜丽娘并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痴情女子,她只是一个被汤显祖用来宣扬自然人性对抗封建礼教的文化符号,这个符号最后凝聚成一个字,那就是“情”。对于“情”的起源,汤显祖却显得有些迷茫,“不知其所起”,显然是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究。倒是从封建道学家对汤显祖的谩骂诋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所提倡的“至情”论,其理论支点正好建立在封建礼教所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人性欲望”之上。其实,在汤显祖所处的那个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对渐趋腐朽的封建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股肯定人性欲望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思潮正在明代中后期涌动,对抗着束缚人性的程朱理学。王阳明在理学之外开辟“心”学,对人的主体意识进行肯定,徐渭、李贽、达观和尚等文化异己以狂放之言行对抗传统,这都和汤显祖的戏剧创作一道构成了堪与同时期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的启蒙文化思潮。此时的西方社会,由于宗教、民族运动风起云涌,新兴资产阶级甚至得到了王权的支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获得相当程度发展,文艺复兴运动提倡的自由、人权等人文主义观念已被广泛宣扬。与之相比,由小农生产方式和宗法制相结合的中国传统社会却显得无比坚固,再加上汤显祖、李贽等思想家的理论局限与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一定社会阶层的支持,所以显得特别势单力薄。处于孤军奋战状态的汤显祖之辈,在无所依凭的状况下,只能将全部的希望与信念寄托在一个弱女子杜丽娘的身上。当哈姆雷特用利剑刺向代表“腐朽世界”的克劳迪斯并准备重整乾坤的时候,徐渭、李贽、达观和尚等思想家相继被害,汤显祖被黜官在家,东方文明的重建之功只能依靠戏剧舞台上那个哭哭啼啼、经历了生生死死的弱女子杜丽娘来独自担当!而她面对的,却是一个十倍强大于丹麦王国的堕落时代。所以,经历了生生死死考验的杜丽娘,一旦还魂重返人间面对真实的生活时,就只能又重新回到“才子佳人奉旨成婚大团圆”的传统轨道中。汤显祖自己也实在不知道给还魂的杜丽娘安排一个怎样的结局才算得上是完全意义上的胜利。如果说哈姆雷特临死之前尚可欣慰的话,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自己身后的丹麦王国将由怎样的人来重振乾坤,那么杜丽娘走向大团圆结局的时候,汤显祖的心底肯定有着无限的遗憾。因为当他的心想要跨向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他的身体连同舞台上的那个弱女子,都只能被旧世界的无形的大手死死拉住,而且毫不犹豫地关上了那扇有可能会通向新时代之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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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明]汤显祖.汤显祖全集[M].徐朔方校笺.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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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雪冰 河南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451150)

• 季雪冰： 痴情与延宕　/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