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南国,并不是想象的那样焦灼,偶尔有些温润如酥。
班长斜坐在对面,和我商量班上座位的安排,他突然说:莫聪可要放在第一排,他有时爱搞笑,有点像你。我一愣,盯着他,他只是淡然一笑。窗外下起了阵雨,一片迷蒙,弥漫了双眼,如歌的岁月,伴着湿漉漉的记忆,淅淅沥沥的,旖旎而来。
“屋檐在猫爪下起伏”。这句沉淀在记忆深处的现代诗常常浮现在眼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像所有文学青年一样迷恋现代诗歌。当时工资只有几十元,猛然订了《诗歌报》《星星诗刊》《诗刊》等,我披星戴月地读,读着读着后脑勺就冒泡,一冒泡就想说出来,就想写出来。那篇《荷塘月色》一讲就是5节,其中一半时间在讲诗歌,讲现代诗对语言的变形,讲“屋檐在猫爪下起伏”对语言规则的破坏。后来处女作《铁镰》在市里获奖:“搁置已久的激情/与铁镰同舞/收割现代村庄的茬茬话题。”除了讲课,我和学生最多的话题就是诗歌,那时诗歌写得最好写得最沉重的一个学生,现在也站在讲台上讲文学了。年轻激越的心与美一起律动,诗意美、人情美,美得单纯,美得纯粹,美化了自己的人生,也美化了学生的情操。
二十一世纪的高中生更关注世界,关注人生,渴望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而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急剧变迁中,社会变得日益浮躁,由创伤到扭曲,由变态到异化,由背叛到颠覆,社会思潮日趋低俗化,中西方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一些低俗化倾向。当读到波德莱尔的时候,我有点动摇,忧愁的《恶之花》使我骚动,也使我惶惑。当然我也从中找到了兴奋点,老波用丑恶的意象来抒写人的精神状态,从丑恶中挖掘美,这使我开阔了视野。
后来浮躁的东方大地上出现了“垃圾派”,他们高举丑恶的大旗在我们视野里游荡。我们阅读、我们对比、我们反思,我们终于认清了有时候故作异样的姿态其实是一种反叛,是对崇高的反叛。“崇高有多高,溅起来的粪花就有多高”,这是“垃圾派”的宣言,这是对现实信念的反叛,是一种精神的塌方。通过对比,我们终于明白:波德莱尔是力求表达一种高尚,而垃圾派却着力表达一种下流。崇高就是崇高,无论你如何贬低,它还是长存于人类精神的常青树上。语文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我告诉学生:垃圾派因为自己内心的阴暗而否认世界的阳光。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视野里有一点点阴影,就悲哀地认为世界和人生都是阴雨绵绵。面对物欲横流,我们还是要内心淡定,这样我们的世界就不会波澜起伏。后来我引导学生学习波德莱尔以丑为美的表现方法,再后来我们在现代小说文本中、在诗歌里找到了这种方法。我们从“以丑为美”走向“反讽”,我们读苏童的《神女峰》、我们读闻一多的《死水》,而闻一多的《死水》成了我们认识“反讽”的经典。从闻一多身上,我们看到反讽其实是一种进取精神,而“垃圾派”的故作姿态不是反讽,他们是在赤裸裸地演绎一种堕落。我们学习语文,关注文学,关注时代,关照人生;课堂上宣讲主流文化,课堂下辨明是非曲直。说真话,在令人窒息的应试教育的缝隙里,我们能够拥有一小段时间、一丁点精力,能够拥有一角45°的蓝色天空,真是人生的大幸!
高二阶段是学生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他们敢想、敢说,没有什么禁忌,充满了理想主义,崇尚“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正视黑暗”。我们班搞了个课前5分钟的演讲活动,讲时事、谈感悟,讲名人、谈人生,令人惊讶是绝大多数学生把视角聚焦于现实的无奈、文化的低俗、道德的滑坡上。于是乎,庸俗、低俗、媚俗的话题扑面而来,芙蓉姐姐、凤姐不断涌现;古墓经济、三鹿奶粉、豆你玩、糖高宗、蒜你狠、地沟油等等接踵而来;彭宇事件的不断翻新;强权、腐败、贪婪、欺骗比比皆是。
这些东西说说可以,如果动不动就写到大小作文里,就有点不对味了。有一次作文,让他们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不妨为五斗米折腰”中选择一个题目作文,居然有60%的学生选择了后者。在这些作文中,有少数几篇立意较为阳光:暂时的折腰是一种智慧,是为了更大的发展,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成功;而绝大多数学生直言不讳、大胆讲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五斗米折腰是一种现实的生存法则,小人物的生活就是讨生活——为五斗米折腰,人的一生就是在为米奋斗、没有米我们怎么活。我不明白,他们的想法为什么这样赤裸裸的现实?我告诉他们:人还是要有点精神,不要把自己降低到低级动物的水平,他们会说:你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式的说教。我告诉他们:人活着还有比吃更重要的东西,他们会说:可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吃,你那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我还真没有办法说教,没办法讲什么大道理,因为他们讲的是当下的现实。再说我也不能说教,他们之所以一直信任我,用他们的话讲就是我从不装逼,用我的话讲就是用真实的我与他们交流。但是这一次,我真的不敢苟同他们这些想法。
后来,他们讲到杰克·伦敦,粤教版教材有他的《热爱生命》,他的这篇短篇小说着力表现人在绝境中所爆发出来的生命能量。杰克·伦敦让我们学会了以阳光、简单的姿势仰望生活!但是杰克·伦敦在取得成功后,陷入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金钱的泥沼,批量复制了一些低劣之作,最后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40岁的生命。杰克·伦敦用死亡的方式背叛了他的成功。他可以忍受痛苦和磨难,却不能面对快乐和舒适。以此为契机,我和他们一起探寻杰克·伦敦的死因。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们的共鸣:一是童年的苦难记忆,二是极端个人主义。杰克·伦敦童年尝尽了穷苦困顿、颠沛流浪之苦,这激发他突出重围的强烈动力,童年的不幸也为他的人生埋下了阴影。极端的个人主义使他的思想与人生一样变得越来越狭隘,生活的空虚、内心的无聊拷问着他的人生意义,而这一切走到极点的时候,死亡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诗意总是在生活过程的延伸中滋生,一旦失去了彼岸,失去了烛光和灯塔,失去了召唤和倾听,生活的诗意便会飘散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杰克·伦敦凋零的根本原因。我们的学生正是世界观成形阶段,要学会阳光看世界、阳光看人生,心里永远阳光满满,人生总是温暖如春。这个阶段不能滋生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关注生活、关注人生、关爱他人、热爱生命。你给别人幸福,别人还你幸福,我们要做一个幸福平和的人。
在这篇短文完稿后的几个周,看到了一篇文章,谈到语文教学有三重境界。教会学生字、词、句和语法知识,更紧要的是要担当起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使命,这是语文教学的第一重境界;语文教学可以开启人的智慧,培养学生学会做人,这是第二重境界;语文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心灵成长,让学生做心灵完美,人格健全的人,这是语文教学的第三重境界。我不知道我修炼到哪种境界了,但我一直坚持走着,我的目标是让学生做一个健全的人,根本目标是让学生做一个幸福平和的人。
杨大为,男,语文高级教师,现任教于广东省深圳市松岗中学。曾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文学教育》《语文学习》《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多篇。责任编校:老 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