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现代文学中唯一存活的古典”（李书磊《散文作为一个问题》）。散文这种文学样式，相对于诗歌、小说、戏剧，在其漫长的发展长河中，无论在观念、体式和创作手法上，都显得较为封闭和保守。进入新时期，思想个性的解放，封闭体制的打破，艺术视野的扩大，特别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渐染，才使散文出现了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局面。下面以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选》中精心选编的十五篇散文为例，谈谈中国现代散文在人文价值和艺术表达方面的特色。
　　 一．人文价值的全新解读
　　 主体意识觉醒。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以“秦刘杨模式”为代表的散文基本上没有人的“自我”与“个性”，人成了政治符号，成了时代和集体主义的代名词。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曹明华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散文传统的深刻断裂”（老愚语），她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改变了传统散文的审美视点，第一次完整地以对自身生命的关注，作为创作的直接切入点，表现真实生命状态对其他生命所造成的感动效应。教材节选的散文《美》，极其细腻而真实地描写了八十年代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毫无遮掩地袒露了女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和微妙的心理活动，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美的生成形态和自我审美追求，潇洒灵动，活力无穷。曹明华开创了现代散文“现代主义”风格的先河，她的散文标志着一个压抑已久的民族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
　　 精神价值探寻。散文的精神价值，是作家的意志、个性和能力的凝聚，是作家整个人格和心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也是作家观察世界和思考世界的一种存在方式。现代散文抒情性的淡化和精神性的加强，丰富了散文的内涵，以作品的精神价值对抗流俗的精神存在，使散文变得辽阔和厚重。
　　 张承志，作为一个出色的散文家，一心一意地用厚厚的色块、粗重的线条，孜孜追寻着以游牧世界为核心的，充满着刚烈、牺牲精神和圣洁、艰忍的生存品格。作为一个在新时期文学中特立独行的“精神长旅者”，他一直在散文中执著维护着他所理解的生存理想与生存精神，这就是人道、人性、自尊、正义、平等等生存理想和血性、刚烈、牺牲、圣洁等生存精神。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商业化大潮，面对大面积的理想主义陷落和人文精神的滑坡，竭力高扬一种“清洁的精神”，张承志的散文给我们以强列的精神震撼。《汉家寨》描写作者在无边的旷野中丰富的精神活动，文章在死寂中碰撞出喧响，从干枯中发掘精神的泉流。“坚守”，人类精神的“坚守”，铿锵有力，振聋发聩！
　　 生命意义追问。对生命的关注和思考，一直以来是西方哲学的一条主要理论线索，尼采认为“生命就是美，就是诗”；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培育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如《逍遥游》的“天地与我为一，万物与我并生”的生命智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散文基本没有生命的体验和感悟。而文学就是人学，现代散文的深度开掘，对生命本体的根本关注，才使散文体现“人性”和“神性”。
　　 史铁生的散文《合欢树》，表现母亲对残疾的“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对枯萎的树悉心呵护照料，我的追悔和对母亲的怀念，无一不表现了荒凉生命的触及，孤独生命的痛苦盘旋及对生命的悲悯、呵护和敬畏，撞击着人类心灵最神圣最柔软的部分。在余秋雨的《都江堰》里，水“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水在这里吃尽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期盼，付之于众目睽睽”。正是借助这喧腾咆哮的江水，我们窥见了李冰那种既大智大拙又大巧的独特的精神世界，感受到他强健鲜活的生命跃动。
　　 宗教智慧体悟。宗白华先生认为宗教境界主于神，是人类最高层次的艺术境界。林语堂、梁遇春等大家，圆融道家思想、魏晋玄学和禅宗哲学，追求一种天地人贯通的大境界，一种物我合一、主客体相容的生命顿悟。众多文化散文作家除了在自然和历史中，更多的是在宗教里寻找精神家园，探寻人类最终极的归宿和最理想的皈依。他们的散文于纯净、幽静、空灵的境界中，蕴含“韵外之致”和“言外之意”。台湾作家林耀德的《树》，讲了菩提树、圣诞树、棕榈三种树，分别涉及佛教、基督教、回教三种不同的信仰，表现对生命苦难的省思，强调救赎的意义。汪曾祺的《葡萄月令》，于散漫随意中，寄寓作者飘逸、洒脱的人生气度，淡泊、平和的禅宗境界。张承志的文化散文不仅体现了自然的真实、酷烈，更显示出了宗教的伟力。他的宗教情怀是源自本心的永不停息的精神追求，是真正纯粹意义的宗教，他获得了璀璨的智慧之光和深邃高远的神明心境。
　　 文化品格凸显。汪曾祺认为，好的散文应该有三个特征：一是带有文化气息，二是健康的，三是悠闲的。“文化散文”的繁荣，使散文文化内涵比以往丰厚了，这种“文化增值”的结果是，当代散文相应的增加了思想艺术魅力。《汉家寨》，孤独的坚守，作者再现和诠释了民族文化人格，充溢悲壮之美。《都江堰》讴歌历史文化名人，引发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挖掘与现实社会文化的思考，提出现代官员“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那里”的严肃命题。《树》堪称都市文化的代表，表现了对都市文明的审视和反思和对“庶民文化”的向往。
　　 二．语言特点的全新解读
　　 感觉化。因为散文反映的是作家的亲身体验，它不像小说那样可以靠故事和人物来打动人；而在音律节奏和意境营造方面，散文也逊色于诗歌。因此，散文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感觉化，即以作家独特的感受、情采、各种感觉的有情有味的语言去打动读者。
　　 “若是没有这匹马弄出的蹄音，或许还好受些。300里空山绝谷，一路单骑，我回想着不觉一阵阵阴凉袭向周身。那种山野之静是永恒的；一旦你被它收容过，有生残年便再也无法离开它了。无论后来我走到哪里，总是两眼幻视、满心幻觉，天涯何处都像是那个铁色戈壁，都那么空旷宁寂、四顾无援。我只有凭着一种茫然的感觉，任那匹伊犁马负着我，一步步远离了背后的雄伟天山。”（《汉家寨》）
　　 文章就是这样抒写自己身处大西北这种充满“恐怖”“死寂”“单调”“静默”“茫然”“阴凉”氛围中的特殊感觉，写色彩和听觉，现实和幻觉，极具冲击力。
　　 隐喻性。进入90年代以后，散文家们不再青睐结构单一、内涵明晰的明喻，而采用个人性极强的潜沉隐喻的修辞手法，隐喻潜沉在全部视角之下，它诉诸感官以具体的意象，却不做明确的投射和清晰的呈现。因而，它的隐喻意义模糊而又综合，为读者提供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并激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给人以陌生感和新奇感。
　　 “我仿佛是从大海里游上来，长途跋涉，溯流而上来到青藏高原，来到长江、大河的源头，这里水流不多，一条条亮晶晶的水线划过亘古高原，清流慢淌，纯净透明，整个世界静悄悄的，头上是举手可得的蓝天白云。”（《特利尔的幽灵》）
　　 这段话以一副隐喻性的画面呈现一种感觉、一种想法，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一种神圣的敬仰之感情，给读者留下无穷的审美空间。
　　 反讽性。近年来，随着散文艺术的开拓，反讽手法逐渐被从戏剧、小说领域引进散文中来。如余秋雨的《道士塔》这样写王道士：“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窑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住的宅院。”“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的一笑，顺便打听了石灰的市价。……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采用反讽的手法，以作家的“知”来反衬王道士的无知，以祖国无以伦比的灿烂古代文化来反讽当时官府的无能和王道士成为莫高窟当家人的荒谬以及作者的愤怒而又无奈的心态。这种反讽的笔调，在《道士塔》中还有好几处，在余秋雨的其他作品中也时有出现。《森林中的绅士》中描写豪猪“得天独厚”“青出于蓝”“乐天派”“尊躯”“可敬”“很有教养”等都有极强的反讽意味。
　　 陌生化。陌生化，指文学语言的新奇性和反常态性，它主要是就读者的阅读效果方面来说的，是与“自动化”——那种由于长久使用而形成了习惯的语言——相对应的一种语言创新。
　　 “安逸、闲适，就犹如一条索然无味的曲线”（曹明华《美》），既感性化，以感性的语言形式表现理性的内容，给人以启示，同时，新奇的比喻又是陌生化的。“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余秋雨《都江堰》）等语言，充分体现了陌生化的艺术处理。余秋雨的语言陌生化还表现在力避熟语，追求自出机杼的个性化语言。如“股股叠叠”“判然不同”“游观”“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心魄俱夺”等。张抗抗语言的陌生化特色主要表现在善用“移情”。“那么轻易又无情地甩下了世俗的浮尘，傲慢地兀立云端，俯视全城”（《埃菲尔铁塔沉思》）。作者通过移情和拟人手法，赋予铁塔以人的情感和心理，既表现了铁塔高峻入云的气势，也暗示作者对铁塔“超凡脱俗”的内在精神的赞美。“他疯狂地钻入地底”“蓝天忽然近了，又忽然远了，远得更加冷酷”“固执而又痴迷地上升”“从神经中解放出来的风，无忌地挑逗着铁塔”等语言，既新鲜陌生，又意味绵长。
　　 艺术思维的多元化，给现代散文注入了“现代主义”元素，散文的“叙述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大量的作品打破传统文章结构学的戒律之思维定势，不仅“法无定法”，而且敢于“破体”，即钟嵘在《诗品》中所谓“有乖文体”。出现了如《特里尔的幽灵》等散文的“隐喻性”叙述，如《合欢树》等散文的“意识流式”叙述，如《美》等散文的“跳跃断裂式”叙述，如《森林中的绅士》等散文的“反讽戏谑式”叙述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叙述方式，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中国现代散文形式多样、意趣多维、审美多元，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选修教材《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需要用全新的审美视角来赏读。
　　
　　 黄文义，语文教师，现居湖北武汉。责任编校：黄碧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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