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话剧的经典之作《雷雨》1979年以节选的形式进入高中语文教材(以下称为《雷雨(节)》)，至今已逾三十年。在节选的内容上，编订者们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均节选第二幕。不可否认，第二幕的确是全剧的重要一幕，其尖锐的戏剧冲突、成功的人物刻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对表达全剧的主题、揭示造成这场家庭悲剧的根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客观上也能很好地表现特定的时代主题。但由于第二幕长时期被选入教材，再加上教材(包括配套的教参、大纲)的权威性解释，这一切曾使我们深信不疑：《雷雨》是一部服务于时代的作品，其主旨是反封建或揭露大家庭的罪恶。在《雷雨(节)》的教学中，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简单化的概括。然而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式，却并不符合《雷雨》的原意，造成了《雷雨(节)》教学的误区，在实施高中语文新课程的今天，应该得到根本改变。
　　关于文学作品的教学，高中课标建议：“应引导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努力做到知人论世，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与作品相关的作家经历、时代背景、创作动机以及作品的社会影响等，加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显然，“知人论世”是这个建议的关键词，它对克服《雷雨(节)》教学中的片面性具有指导意义。关于知人论世，鲁迅先生有着精彩论述：“我总认为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近乎说梦的。”鲁迅的“三个顾及”对纠正《雷雨(节)》教学中的片面性更具操作性。受时代的影响，许多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往往片面强调“一个顾及”即“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而对另外“两个顾及”(即顾及全篇和顾及作者的全人)却关注不够，即使提及也是浅尝辄止。这样一来，如何谈得上对文本进行全面的把握和分析呢?
　　顾及全篇，就是理解作品要从整体出发，不能断章取义。如果仅仅根据《雷雨》第二幕就断定《雷雨》的主题，显然违背了这一要求。要做到顾及全篇，，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看《雷雨》原著，而不能仅仅局限于第二幕。第二幕虽说是全剧中的经典，但毕竟不能代替整体。此外，电影和话剧也不能代替原著，因为二者都对原著进行了较大改动，如果据此来讲解《雷雨》，难免会产生片面性。在对《雷雨》原著的解读中，许多教师往往对序幕和尾声视而不见。这并非偶然，实乃必然。在《雷雨》七十多年的接受史上，无论是评论界，还是一般的读者和观众，大多认为序幕和尾声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有问题的。事实真是这样吗?《雷雨》于1935年在东京首演时就删去了序幕和尾声，曹禺对此耿耿于怀。在1936年出版《雷雨》时，他特地在序言里申明设计序幕和尾声的用意：“简单地说，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盈漾在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水似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像一场噩梦。……我不愿这样戛然而止。‘序幕’。与‘尾声’在这种用意下，仿佛有希腊悲剧歌队Chorus一部分的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曹禺的这番话是别有用意的。他已经预感自己的作品有可能被误读，觉得大有申明的必要。但他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引起时人的注意。相反，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强烈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很少有人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人们总是把这部作品看成为时代服务的佳作。从这个角度理解，序幕与尾声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有脱离时代之嫌，其被批被删的命运也就不足为奇了。自此，《雷雨》在长时间内只能以不完整的形式被读者和观众所接受。受此影响，许多教师对《雷雨》缺乏整体把握，往往把这种斩头截尾的《雷雨》当做全部，最终导致对主题的狭隘理解。
　　“顾及作者的全人”就是要全面了解作者，包括写作时的真实想法。只有对作者进行充分而全面的了解，才有助于对文本进行准确的解读。这似乎是一个不值一谈的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教师在介绍曹禺时，常常是比较简略的，甚至是一笔带过。这里面既有应试因素的影响，也有教师知识储备不足的原因，更有常规思维的束缚等原因。于是，曹禺的外在世界(如籍贯、生平、创作道路以及创作中与时代紧密相关的部分)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而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却被忽视了。
　　曹禺在完成《雷雨》时还是一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雷雨》从构思到创作，正好跨越了曹禺的大学时代。不同于左翼作家们对时代和政治的强烈关注，曹禺总是带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和理想的情绪去观察和描写生活，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思考。他往往不是先有主题，而是在朦胧的诗意般的感受和想象中；抓住最激动人心的创作冲动。他的创作类似于诗人写诗，是从体验：感受和印象出发：曹禺在创作《雷雨》时并非有意于时代主题的反映。他承认自己写《雷雨》时，“甚至主题也没有预先想到它”。而是先有“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许多种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
　　有两个文献有助于我们把握曹禺创作《雷雨》时的真实意图。第一个文献是《<雷雨>的写作》，第二个文献是《雷雨》的序。可以肯定，曹禺在这两个文献中讲了真话。理由有二：其一，从写作的时间来看，这两个文献与《雷雨》的创作时间是较近的。前者写于1935年，后者写于1936年。作家的前后思想认识没有多大变化。而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抗战爆发)，作者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其二，曹禺写这两个文献的时候，外在环境还没有给他造成较大压力。因此，他不必掩饰或忌讳什么。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曹禺在这两个文献中是如何传达其真实意图的。
　　《<雷雨>的写作》是曹禺写给东京几个中国留学生的一封信。《雷雨》发表后的第二年，东京几个中国留学生把《雷雨》搬上了舞台，不久又给国内的曹禺写信，征求意见。曹禺当即回了信。在信中，曹禺第一次谈到了《雷雨》的写作意图：“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述诗，而决非是社会问题剧。”这个解释很含蓄，它一方面是对《雷雨》第一次公演就遭删改而愤愤不平，另一方面也在表明其创作意图与时代主题的疏离。显然，曹禺并非要迎合特定的时代主题，他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
　　《雷雨》的序是《雷雨》第一次出版单行本时曹禺所作的自序。在序中，曹禺重点阐述了当时的创作心境，并较为系统地表达了创作意图。现将关键性的几段引述出来，以供分析：
　　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然而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
　　《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
　　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年轻的曹禺以敏感的心灵、悲悯的情怀来考察人的命运及生存处境，这才是他的真实意图。尽管后来他对《雷雨》的主题做了多次解释，我们仍然相信他上面所讲的话。通过两个文献的解读，我们触摸到了一个真实而丰富的灵魂。这才是那个真实的曹禺，而不只是一个美丽的空形。如果我们在教学中能对曹禺作如此全面的把握，那么，走近这位天才作家应该是可能的。而只有走进这位天才作家，我们才有可能走进他的《雷雨》。
　　总之，只有在《雷雨(节)》的教学中真正做到“两个顾及”，我们才有可能走出教学的误区，对这部作品才会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作者的创作意图才会得到真正的呈现，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才会得到根本转变。

• 蔡长青： 谈《雷雨》教学中的“两个顾及”　/　语文建设 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