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来读者和作者之间必然存在天然的隔膜,但是我们不能容忍误读甚至曲解。尤其是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我们应当致力于靠近作者,聆听他真诚的心声,在历史和现实的万千聒噪中寻一丝清音,引导纯真的孩子。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问世七十余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命运,各种评说不一而足,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边城》对人性的歌唱。可是,《边城》究竟展示了怎样的人性,作者对边城人物究竟持怎样的爱憎态度,确非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沈从文在《水云》中论及《边城》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新书《边城》出了版,这本小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
　　这话说得决绝,让人不禁为公开宣称“我爱《边城》”的刘西渭(刘西渭即李健吾,《雨中登泰山》的作者)抱屈,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沈从文先生的惆怅是极有道理的。刘西渭在《咀华集》中力赞《边城》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是一首诗,是二老唱给翠翠的情歌”。这话乍一看挺对,但是深究起来,在反复阅读《边城》之后,在经历了泪眼婆娑和长长的叹息之后,我们自然会生出深深的疑虑。
　　一、何谓人性
　　这似乎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不必讨论的态度遮蔽了我们接近事实真相和问题本质的视域。只有弄清人性的指称和涵盖,我们才可以讨论《边城》所揭示的人性之面貌。
　　人性即人的本性,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就笔者的粗浅理解,这里面存在两极:一极就是人生而为人的欲望、需求、情感等,比如求生、饱暖、生存的愿望,对爱情、安全和幸福的追求,寻求认同、尊重、发展等;另一极则是对自身欲望、需求和情感的克制,所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也就是说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同时,必须充分虑及他者(相对于自我的外部世界,包括他人、自然、社会的权益和法则等)。简单地说,一极是人的动物性的体现,一极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缺失任何一极都不是真实的人性。过去我们论及人性往往倾向于对后者的颂扬,而现在却又陷入了对前者过分的追捧,这都是错误且危险的。
　　学者鲍鹏山先生在一次题为《作为教育资源的文化经典》的报告中,对500多名中学语文教师做过一个小测试。他说,关于人性,古来就有性善说、性恶说、无善无恶说、有善有恶说,我们先不论孰对孰错,请大家做一个判断,哪一种观点的传播对社会的危害最大。老师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答案自然是无善无恶说对价值判断的模糊甚至抹杀,最是有害于社会。而现代社会恰恰是泥沙俱下,利益优先,效率优先、GDP优先成为社会公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到先哲那里寻求人性的答案。
　　关于人性,孔子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在《礼记》里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就是说饮食、男女是人生两件大事。所谓饮食,关乎生存;所谓男女,则关乎性欲、繁衍、爱情、传承,人生离不开这两件事。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说了另外一句名言,“食色性也”,他认为“生之为性”,饮食的问题、男女的问题是人性的本来面目,这是告子与孟子辩论时说的话,告子主张无所谓善恶,“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孔子和告子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人性的尊重,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而孟子的人性善,荀子的人性恶,是大家所熟知的。笔者无意于评判四位先贤的观点孰优孰劣,只是想说,孔子、告子和孟子、荀子的不同在于,前者属于生命本体论,后者属于道德本体论。而正确的人性观恰恰是要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道德的追求有机结合起来。有了这个基本立场,我们才能全面把握《边城》所讴歌的人性。
　　二、边城人性之善恶美丑
　　《边城》的世界是一个美丽的所在,这里的民众充满友爱和真情,故事中的人物有接近完善的道德和臻于完美的人性。沈从文先生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中的主要人物如翠翠、傩送、天保、爷爷、顺顺、杨马兵等无疑是作者“优美、健康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演绎。但是,《边城》真是要“证明人性皆善”吗?让我们先抛开翠翠等主要人物,去看看作品中两个重要细节。
　　小说第四章写五月端阳翠翠和傩送的初次相识,第八至十段插入了金亭与另一水手的对话,有这样一段文字:“歌声停止后,两个水手哈哈大笑起来。两人接着说了些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使用了不少粗鄙字眼,翠翠很不习惯把这种话听下去,但又不能走开。且听水手之一说楼上妇人的爸爸是七年前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一共杀了十七刀,翠翠心中那个古怪的想头‘爷爷死了呢?’便仍然占据到心里有一会儿。”这个细节是我们全面把握《边城》的关隘所在,所谓“桃源说”谬以远矣。试想,什么仇恨足以让一个人被杀了十七刀,而致这个人的女儿流落风尘,我们可以想见他的家庭甚至家族定然是灰飞烟灭了。面对这种残酷的仇杀,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边城的人性都是善”。但是同时,我们倒是从这个遭遇家庭变故,流落风尘的可怜女子身上,发现了人性的真。她在定然是屈辱的现实遭际中,顽强的活着,而且坦然热切地追逐着无须稳定的情爱,把自己的心寄托在水手金亭身上,“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而且要命的是,这个为她钟情的金亭固然也许是与她两情相悦的。但是同时,他显然也是把她当作艰苦水手生活的调剂,当作与同伴炫耀的资本。他们二人,并不像我们理想中的,为了爱情海誓山盟,为了报仇忍辱负重,他们只是顽强而热情的活着,并不忘记惨痛的过往,并不脱离沉重的现实。这恰是人性可贵的真实所在。
　　小说第十九章是故事发展至为重要的一个章节,写的是中寨人到河街顺顺家来探口风,得了二老“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的答复,“回中寨去报命,见到了老船夫,想起了二老说的话,不由得不眯眯的笑着。”在与老船夫的对答中说了假话:“他(二老)说:我眼前有座碾房,有条渡船,我本来想要渡船,现在就决定要碾房吧。渡船是活动的,不如碾房固定。这小子会打算盘呢。”且看老船夫想要说话,“便又抢着说道:‘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可怜顺顺家那个大老,相貌一表堂堂,会淹死在水里!’老船夫被这句话在心里扎实的戳了一下,把想问的话咽住了。中寨人上岸走去后,老船夫闷闷的立在船头,痴了许久。”这个中寨人的谎话加速了故事的演进,把老船夫推向了绝望的边缘,让他的身心迅速崩溃,在船总顺顺追加的一记闷拳(“伯伯,算了吧,我们的口只应当喝酒了,莫再只想为儿女唱歌!”)的共同作用下,老船夫抛弃了孤雏,走向了死亡。我们都知道,沈从文笔下边城的人情风俗是淳朴的,人民莫不安分乐生,重义轻利,乐善好施,而这个保媒送信的中寨人似乎是个例外。你看他“眯眯的笑着”说假话,“他明知道‘渡船’指的是什么意思”,却抢着要在可怜的老船夫心上扎实的戳一刀,实在可恶得很,在他身上哪里见得到人性的善和美,我们体验的只有自私阴险的恶和丑。可是,是这样吗?仔细想想,这个中寨人其实并非边城的例外,所谓重义轻利,乐善好施,是因为自己的根本利益未受到损伤。在自己的保媒大计可能付诸东流的不利情境下,这个人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狡狯的离间,这不也是真实的人性之体现吗?只是,他可能未曾想过要把一个可怜的老人送上绝路。

• 金 艳 陈 鹏： 《边城》人性探讨　/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