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解构 建构 后现代主义
　　摘 要：《故事新编》是鲁迅致力于文体创新的历史小说。他将神人和圣人还原为俗人，英雄被置于一个解构和建构的尴尬地位，历史被放逐，同时又努力营建一定的深度。整个文本体现了反讽和戏拟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故事新编》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新历史小说的精神资源和艺术借鉴。
　　
　　长期以来，《故事新编》的解读，一直争论不休。鲁迅自己认为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①，有人认为是“一部非凡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②，有人说它是“历史小说”③，有人说它是“卓越的讽刺文学”④，有人说它是“一种以所谓历史小说的形式写出来的讽刺小说”⑤，有人说它是“以‘故事’形式写出来的杂文”⑥……同一文本的解读，出现如此众多分歧的定义，充分显示了《故事新编》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挖掘，个性自由的极力推崇，国家命运的倾心关注，使鲁迅小说透出一股逼人的激情，同时，个人命运的不济，国家时局的混乱，又使其文本表征出一种绝望而不停战斗的虚无。鲁迅历时十三年创作的《故事新编》，充分展示了他激情的战斗与绝望的虚无之间的精神矛盾，他徘徊于古代与现代之间，解构与建构相互扭结，形成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喧哗局面。本文立足于《故事新编》解构与建构之间的复杂性，摆脱以往的政治话语束缚，力图提供一种新的文化阐释方式，以切近文本的审美本身。
　　首先是“人”的还原与英雄的尴尬。鲁迅首先从人物外貌上将神人的缥缈、圣人的道貌岸然还原为一个个世俗形态的人。肩负造人和补天两大神圣使命的女娲，本该是神来神往，呼风唤雨的天神，也经常哀叹“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而代表中国文化的老子和庄子，一个“好像一段呆木头”，“没有牙齿，发音不清，打着陕西腔，夹上湖南音”。一个是有“黑瘦面皮，花白的络腮胡子”的“糊涂虫”，全然没有了古代文化中远离世俗而超脱飘逸的君子形象。治水英雄大禹，“是一个粗手粗脚的大汉，黑脸黄须，脚弯微曲”。这样一个乞丐式的人物才是民众化的真实形象。“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着，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一般的老茧。”禹这种不拘小节的俗人形象，既体现了他治水的艰难和辛劳，也距离传统历史中抽空的圣人很远。在这些人物身上，以往的文化遮蔽得到了消解，体现了一种浓浓的生活气息。作家让相距几千年，甚至远古神话中的先贤们生活在现代人中间。
　　赋予这些神人和圣贤以平凡人的世俗情感和行为，是小说解构的一个主要方面。抟土造人的神圣使命，是出于慵懒的女娲一觉醒来，身上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冲动与失落；而造出的“小东西”仅仅只是她性失落中打了一个呵欠之后，开始从海水中捞些软泥揉捏的产物。一方面女娲的神圣形象遭到了解构，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妄自尊大、雍容华贵的贵族阶级而言，也只是女娲手下随意揉捏出来的“小东西”，同样也遭到降格。《奔月》中的后羿，整天为三餐而奔波，献给嫦娥的只是一年到头的“乌鸦炸酱面”。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纷纷降格为一个个肉体凡胎的寻常人。
　　颠覆崇高、消解神圣，彻底地还原神与圣人以世俗的人的面目，其本质是鲁迅人的观念的体现，是鲁迅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一种追求和努力。他在颠覆各种压抑“人”的文化遮蔽物的同时，恢复了人的世俗存在的一面。对于鲁迅来说，不管是封建传统文化，还是政治意识形态，都构成了对个性的束缚和压抑。自由的人应是一个消解了文化压抑的个体，这与“具有某种几乎是无个性特征的生存状态”的后现代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吻合。可见，他将神圣降格为世俗，将英雄拉至凡人的地位，并非要凸显神圣的伟大，而是通过对他们的颠覆和消解，来展示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以探求“人”的真正内涵。
　　同时，消解和颠覆后的“英雄”在鲁迅的笔下处于一种尴尬地位。一方面，面对一个纷乱的时局，他渴望有一批足以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出现。尼采的“超人”形象、“脊梁式”的人物是他的追求。“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⑦因此，他塑造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舍身为眉间尺报仇的黑色人、为避免生灵涂炭而奔走的墨子等英雄人物。他将他们从传统文化的光环中拖曳出来，恢复他们人性的真实存在。后现代主义将主体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没有中心的个体。他们丧失了理性，没有追求，没有动机，只是存在着。而鲁迅则是在解构中寻求个人主体的真实存在，这是对长期以来压抑性专制文化的一种极端反抗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将文化遮蔽之下的个体解放出来，可见，解构之中蕴涵了建构，建构体现了解构。
　　然而他在建构英雄的时候，又处于一种怀疑的心态中。他一面思考英雄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对英雄能否出现、如何存在表示怀疑。为了避免战争，墨子不畏艰辛替百姓奔走，鞋底磨破了，脚起茧了，却“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外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墨子历尽艰辛，为民众赢得了不战之机，却没有受到民众的爱戴，反而受到不该有的“礼待”。鲁迅在这里质疑英雄的命运，实际是对英雄的出现作出一种怀疑性的消解。英雄存在的质疑，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国民劣根性的针砭，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时代，对人性的真切把握。
　　如果说墨子的英雄行为没有被民众理解，反而遭到迫害，那么大禹身上，则体现了传统文化对英雄的消解性同化。大禹抛弃前人的传统，以“导”代“湮”，制服了洪水，“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而随后的大禹呢?“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勤俭朴素，为民众谋平安的英雄，变成了一个注重吃穿的官员。英雄被极为“合理”地消解在传统的礼教文化之中。大禹被传统礼教文化“合理”同化，墨子则被民众和官方不予认同，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丧失了英雄的主体性存在，甚至个体的生存也遭到了威胁。鲁迅在对英雄的解构和建构之间，将英雄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英雄的尴尬，进一步体现了鲁迅对人的命运的一种独特思考。他所关注、思考，并用生命去探索和论证的，是一个几乎被全民族遗忘而极其严峻的个人人格的生存问题。这里有其自身的人生体验，也有他对国民性的独特看法。一次次的人生打击，将原先满怀启蒙热情的自我置于一个怀疑甚至虚无的状态。他曾对许广平说：“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⑧这种矛盾的心态直接影响了鲁迅对英雄存在的思考。一方面，他期盼英雄的出现，并且自身也在努力实践着；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英雄的命运。可以看出，鲁迅在这里并非执意要塑造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而是处于一种解构和建构之间徘徊、矛盾心态。这种心态，既来源于他自身面对社会的人生体验，也体现了他对人生生存状态的切实把握。
　　其二，历史的消解和深度的寻求。《故事新编》的主旨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历史是他建构小说文本的一个凭借物，也是消解历史意识的一个立足点。从对《故事新编》所依据的历史文献的考证来看，鲁迅在创作过程中对史料的处理是非常严谨的，确实做到了“言必有据”；但另一方面，他所采用的史料又都是人所共知的，没有做更为深入的考证，没有挖掘出新的史料纳入小说文本之中。这正体现出《故事新编》独特的历史观念：他的历史小说不偏重于历史与现实任何一方，而着眼于二者之间的临界点，通过现实生活情节的介入，用小说的叙述对历史进行重新建构，从而实现了对在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具有神圣性及崇高意义的观念、人物、历史话语的消解。《补天》一文，古奥的《尚书》语言，和女娲的现代语言并置一处，消解了这一历史，将人物置于现代、古代之间的荒谬地位。《出关》中老子在函谷关讲学时，讲述内容使用《道德经》原文，而且造成“大家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子手打了一个大哈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瞌睡来”。代表道家学说精华的《道德经》居然成为一部传统文化宣讲的闹剧。更有甚者，讲课之后账房和书记先生请老子补发讲义，鲁迅竟让他们讲起了吴方言考察《故事新编》的文本，鲁迅一方面以“博考文献”的方法，编织一个可供消解的历史文本；另一方面，又以大量现代生活情节构成的现实文本的介入，展开对历史的重构，二者相互消解，使读者在对文本的解读中逐渐失去对历史本身的信任度。这样，历史意识只是作为作家个人意识的折射，消解在历史文本与现实文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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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节的相互消解和阻隔，也颠覆了历史的连续性。《铸剑》中母亲严肃地要求眉间尺为父亲报仇，挖出的宝剑却“不见得怎样锋利，剑口反而有些浑圆，正如一片韭叶”。当眉间尺走上复仇之路时，却极力铺排一个干瘪脸少年。他因为被眉间尺撞坏了“贵重的丹田”，而要求人身保险。鲁迅在原先史料的基础上，将眉间尺复仇后的情节做了极大的铺衍。据《铸剑》情节所依的史料，复仇后情节的描述仅“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之冢”几句。而《铸剑》中却敷衍成一段相对独立的完整情节。这一段主要内容是分辨头骨，但分辨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和对话都显得支离破碎。鲁迅在这里运用了小说整整四分之一的篇幅叙述了一段无意义的行为，消解了复仇主题的正义性，使整个历史情节陷入无可奈何的荒诞与无意义之中。
　　鲁迅将传统文化置于解构的位置，历史的意义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线性的中国历史发展轨迹，似乎在鲁迅的笔下成了一个虚无的轮回。他曾经叹道：“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⑨现代就是历史，历史也是现代。历史既然无法存在，将来也注定走向虚无。对于这些遭到消解了的历史人物，他认为：“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⑩将来无法为他提供一个光明的方向，返观历史也就只能进一步堕入虚无。《奔月》中的羿也是一位改天换地的英雄，但他辉煌的战斗历史给他带来的是无用武之地的困窘，只能和嫦娥吃“乌鸦炸酱面”。此时弟子逢蒙落井下石，造谣诬功，直至剪径暗害，而爱妻嫦娥终于受不了生活的艰苦偷吃仙药独自奔月而去。这种种冷透魂魄的英雄末路的苍凉感，正是鲁迅几十年来对人生、对世界产生的一种虚无的苍凉感的写照。因此，鲁迅对历史的消解，不仅仅体现了鲁迅对封建传统的解构和批判，更体现了他对人生的虚无状态的深刻体验和思考。
　　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感消解之后，“关于过去的这种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和时代，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纸、文件袋。”[11]鲁迅在消解历史的同时，注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寻求的是个人化的精神出路。历史的消解之中同时有一种寻求精神家园的努力。钱理群在《<故事新编>解说》中写道：“鲁迅《故事新编》对中国传统中的神话英雄(从女娲到后羿、夏禹)和圣贤人物(从孔子到庄子、老子、墨子以至伯夷、叔齐)进行了重新审视，把他们从神圣的高台拉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揭示了他们真实的矛盾，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并透露出鲁迅内心深处的深刻绝望。对‘神圣之物(人)’的这种反思(还原)，显示了鲁迅思想的彻底。”[12]鲁迅“借古事的躯壳”寻求出路，却无法自持地落入历史的消解之中，他踯躅于历史的解构和建构的中间状态，正是他努力寻求走出虚无却又不得的状态写照，体现了他对人生体验的更内在把握。从这点上看，仅仅从借古讽今、借古喻今来阐释《故事新编》都是不全面的。
　　最后一个特征是反讽和戏仿。《故事新编》是鲁迅“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而成，历史的人物与事件往往与现代互为文本，构成一种反讽的张力。“当缺少一个基本原则或范式时，我们转向了游戏、相互影响、对话、会话、寓言、反省——总之，转向了反讽，这种反讽以不确定性和多义性为先决条件。”[13]在《故事新编》中，反讽体现在古人和今人之间的游戏性对话，在古代和现代之间产生一个反讽式的审美距离，二者互相拆解，形成不确定性的互文状态。《采薇》《出关》《起死》三篇写的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圣贤巨哲，长期以来他们都是身上罩着圣洁、神秘的光环，受人们的顶礼膜拜，鲁迅却将他们置于一个反讽式的境遇，让其自显荒诞之处。“不食周黍”的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然在阿金的叙述中，他们每天喝着鹿奶，还想杀死母鹿吃鹿肉；老子想“无为而无不为”，然而当他“有所为”──给孔子解惑后，却不得不避出函谷关，想“无所为”而悄悄溜出关外，却又不得不在关上讲学、编讲义。《理水》中大禹在外不辞辛劳地为百姓治水，而官员和学者们却在讨论大禹究竟是一条龙还是一个人；百姓吃的是榆叶和海苔，而学者们吃的“面包每月会从半空中掉下来，鱼也不缺”。而小品文学家笑道：“是之谓失其性灵。”这些不同人物之间构成一个反讽式的张力，使文本本身呈现多义性。
　　戏拟(parody)是对以往小说的宏大历史叙事予以无情的解构，并探索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历史的游戏性反讽，其意图实际上直指传统经典文本或者权威成见，它竭力通过戏仿及改写传统经典文本等滑稽方式，来瓦解其在历史中的尊贵地位，以弥合高雅/通俗、历史/现代之间的鸿沟。《非攻》是对《墨子·公输》的戏拟，《理水》是对《尚书》《史记》等历史文本的戏拟，《出关》是对《庄子·天运》的戏拟，八个故事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历史传说或神话，他们之间形成互文结构。文本与文本之间相互融合又相互消解，形成一个不确定性的语义场。也正是这个原因，对《故事新编》文体的界定，一直是文学研究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小说”、“卓越的讽刺小说”、“寓言式作品”等等，这种复杂现象正是《故事新编》戏拟文本的表征，因此各种文本的特征都能从中掘取。
　　除了文本之间的戏拟之外，更多地表现为话语的戏拟，即通过各种话语的相互杂糅，来消解既往的历史演义小说平实庄重的风格和浪漫悲喜剧式的话语形态，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言说方式和表现形态。《理水》中“文化山”上有关吃面包、说“OK”、“古貌林”之类英语的情节，水利局考察大员的考察宴会以及“时装表演”、“募捐”和“莎士比亚”的议论；《采薇》中小丙君的“为艺术而艺术”和小穷奇的“海派会‘剥猪猡’”；《出关》中关尹喜、账房先生和书记的“优待老作家”、“提拔新作家”、“稿费”以及“恋爱故事”等等都属于古今杂糅。这些不同的话语在一个语义场内展开跨时代的对话，既消融了古今的界限，也消解了高雅、庄严与世俗、戏谑之间的对立，达到对古代历史和神话的消解。
　　对于戏拟，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谈到他写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从认真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其实“油滑”正是《故事新编》具有后现代主义特色的一个表征，是鲁迅看待世界和历史的一种特殊感受方式。“油滑”将这些历史的戏拟小说带入一个具有民间色彩的狂欢广场。在这个广场上，反讽、戏拟既是鲁迅消解历史的一种方式，也是他内心陷入虚无后的一种化解途径。
　　毋庸置疑，《故事新编》是鲁迅文体探索的结果。他将传说、神话和史书置于一个解构和建构的矛盾氛围下，代表主流话语的正史得到了消解，而被压抑的一切因素得到了释放。他在给我们传达一种深刻人生体验的矛盾心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对待历史和世界的感受方式。这种感受历史和世界的方式，历经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随着后现代思维的影响，直接成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历史小说的精神资源和艺术借鉴。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江腊生，文学博士，江西九江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① 鲁迅：《自选集》自序[A].鲁迅全集[M]，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唐?：《故事新编》的革命现实主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1.
　　③ 吴颖： 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J].上海：文艺月报，1956.9.
　　④ 李桑牧：卓越的讽刺小说——《故事新编》[J].武汉：长江文艺，1954.5.
　　⑤ 周凡英：论《故事新编》的社会意义[J].武汉：江汉学报，1964.2.
　　⑥ 伊凡：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N].北京：文艺报，1953.14.
　　⑦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A]，鲁迅选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⑧ 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A]，两地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⑨ 鲁迅：鲁迅全集[M]，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⑩ 鲁迅：记谈话[A]，鲁迅全集[M]，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 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A].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江腊生： 穿行于解构与建构之间的艰难之旅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