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一个解构与重建的过程，既要对旧有的王朝国家观念及其相关知识体系进行否定，又要建立新的国家观念及其支撑的思想文化理论，而对传统文化的解构和对民族新文化的重建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和建构中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现代家族小说也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一方面，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家族主义)进行批判，动摇其神圣性、瓦解其合法性；另一方面，以西方文明为参照，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开放性的视野中，重建民族新文化。由于现代性的外源后发以及民族国家的西方色彩，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现代国家观念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文化批判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形成矛盾，进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即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冲突。他们或者是在理性上赞同西方现代文明，感情上却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引力；或者是在早年崇尚西方文化，步入中年以后逐渐趋于回归传统文化。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的变化，他们对民族国家建构方案的选择也有所不同。通过蒋少祖形象，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反映了这种现象，并真实地记录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
　　蒋少祖是蒋家的二儿子，年轻的时候不满于父亲对自己的生活的干预，成了家中的第一个叛徒，十六岁便只身一人去上海读书，大学毕业之后与朋友一起办报纸，宣传自己的信仰，由于不满于环境的灰暗，又到日本留学。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迫近，受到国内爱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他底心境起了变化，他思索了在他胸中诞生着的事业的热情”，回到国内，再次开始了他的社会活动以及对于中国道路的学术探索，在十年里“为了新的中国和新的文化而斗争”，这是五四之后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他曾经“猛烈地攻击中国底文化”，而欧洲的文化对于他“曾经是一个强烈的诱惑”，他“崇拜了伏尔泰和卢梭，崇拜了席勒底强盗们，尼采底超人和拜伦底绝望的英雄们。关于被压迫的人们的苦难，关于被歪曲的民族生命底痛苦，关于贵族底，布尔乔亚底无耻的荒淫，关于普洛米修士们悲壮的呼号，关于中世纪的黑暗和文艺复兴的光明，关于一切种类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蒋少祖是有着知识的”。在西方的知识影响下，他树立起了一种信念，对未来中国的信念：“他希望中国能建立民主的，近代化的，强大的国家。”为此，他“颂扬独立自主的精神，说明非工业和科学不足以拯救中国”。然而，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不是仅仅靠着西方的知识就能够解决的，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新中国的建构似乎遥遥无期；而中国思想界则是各种观念互相交战，莫衷一是。失望之余，他逐渐从欧洲文化的沉醉和诱惑中挣脱出来，开始重新转向已经被自己遗忘多时的传统，试图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他渐渐就意识到，中国底固有的文明，寂静而深远，是不会被任何新的东西动摇的；新的东西只能附属于它。”然而他毕竟是受过新思潮洗礼的一代，而且“他是在西欧底文化中生活过一些时的”，内心必然会有矛盾和挣扎，甚至警醒：“我难道是——复古?”因此，最初，还不肯公开地宣称传统，只是在文章中“好像很偶然地提到古代的中国和孔子”，经过几番思考，他终于下定决心：“我从此想着我底伟大的祖先，想着灵魂底静穆”，因为“这个民族底气魄是雄浑的。那么，为什么要崇拜西欧底文化，西欧底知识阶级?”“中国底文化，必须是从中国发生出来的”，同时，开始清算自己的过去：“他在过去是热情、浪漫、被西欧的自由主义、颓废主义以及个性解放等等所影响，是像目前的一切的青年的一样，值得怜悯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必须付出代价的痛苦的成长过程，而他自己已经由此达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一个更高的阶段。他开始与青年疏离，与社会疏离，后来更是搬到乡下，过起了半隐居生活，集中所有的精力去构筑关于中国文化的鸿篇巨著。他“快乐的、陶醉的”穿起了皮袍、唱起了《苏三起解》，读更多的旧书，做更多的旧诗，甚至成了版本搜集家，“在那些布满斑渍的，散发着酸湿的气味的钦定本，摹殿本，宋本和明本里面，蒋少祖嗅到了人间最温柔，最迷人的气息，感到这个民族底顽强的生命，它底平静的，悠远的呼吸。”随着重新皈依传统文化，对于如何进行文化重建和民族国家建构，蒋少祖也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人民必须有自己底道路!……爱好孔子，因为他是中国旷古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可以激发民族底自信心和自尊心，并不是说就要接受礼教!这就是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这一命题底现实意义!”在给最高当局的建议书中，“他比较了中国和西欧底不同的文化、政治、武功、风习；并且比较了中国和西欧底对民主的不同的观念。”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实施中国化的民主。”
　　在蒋少祖从叛逆传统到重新皈依传统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家族所给予他的童年—少年期的生活和教育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他。还是在少年的时候，蒋少祖便获得了关于中国的古书和它们的版本的知识，即便在反传统最激烈的间隙，他仍然能从中得到一种追怀的感情和审美的激动。在阔别多年之后重回苏州故居，花园的纯白与宁静，那种肃穆的、深沉的氛围令他感动，过往久已遗忘的生活重新回到记忆之中。此后，更是无数次地想起儿时怎样和哥哥在深夜一起高声念《诗经》，那在当时是非常痛苦的事，现在却成了无上的幸福。甚至书本的气息都使他想起苏州的花园，深夜里的宁静的香气：在那些苦读的深夜里，推开窗户，香气便流进房来，和香炉里的檀香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些不断暗示着一种“温暖和熟悉”，牵引着他身不由己地踏上归途。先是在父亲辞世后大步地冲到灵前忏悔说：“爹爹，饶恕我!”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更尊敬、更热爱亡父，把父亲的照片挂在书房，与卢梭和康德的照片并列。“青灯有味是儿时”，融入血脉的童年—少年期的生活和教育成为一种人生的底色，一种挥之不去的温馨记忆，影响着一个人终生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多都有着这样的人生底色和温馨记忆，因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也都潜伏着产生这种回归的可能。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折或失去目标，怀旧的本能就会使潜藏在心底的童年—少年记忆喷薄而出，成为一种柔韧而强大的亲和力，将人拉回到温暖而熟悉的过去，不由自主地重拾旧梦，在文化上的表现则是极有可能重回传统。
　　同时，由于旧的传统已经被打破，新的文化尚未重建起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精神家园的丧失，对于灵魂栖息之所的追寻，成为一种必然。特别是面对中国社会“近代的自私的、愚昧的、标新立异而争权夺利的人们”以及各种党争，知识分子莫衷一是，缺乏归宿感，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自己的人生道路。正如蒋少祖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奋斗之后，尽管博得了个人的名利，他却频频发出质疑：“二十年来，我为了什么这样的匆忙?难道就为了这个么?”乡关何处?有的人在全盘西化中得到抚慰，有的人在传统文化中徘徊，而更又一批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浸淫之后，甚至是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中取得显著成就之后，却浪子回头般地最终重新选择了向传统的皈依。应该看到这种回归与复古派的抱残守缺是不同的，正如蒋少祖在他的书房挂上了父亲的照片之后，还依然并列挂着卢梭和伏尔泰的照片一样，除了传统文化的素养之外，他们还有着西方文化的深厚修养，有着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和世界性的目光，对于未来中国的构想也不乏合理之处，比如，在重建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尽管强调回归传统，但仍主张剔除封建礼教的内容，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然而，蒋少祖毕竟走得太远了，他排斥西方文化在中国民族文化重建中的作用，彻底否定了五四精神，否定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的奋斗价值，“他记得，在年青的时代，在那个叫做个性解放的潮流里，在五四运动的潮流里，他做了那一切”，“我对过去毫无留恋，我只是悔恨”，同时，他越来越充满感激地记起他是蒋捷三的儿子。“假如我已经看到了我底祖先，假如我已经懂得了宇宙底永恒的静穆和它底光华绚烂的繁衍，那么，唯求将来能够回到故乡去，能够回到故乡去!”在否定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的努力之后，蒋少祖终于回家了，然而，他的家园却是“已经出卖了的、荒凉的家园”，在这里是建构不起新的国家和新的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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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现实社会脱节，退回书斋，甚至过起半隐居的生活，听不到时代的呼声、人民的召唤，在思想上必然会停滞，不能时时更新，在精神上也必然会告别充满反叛与创造的青春期，而步入保守持重的中庸主义的中年期。在现代中国不乏这样的例子，蒋少祖成为他们的真实写照。正如胡风所说：“在那个蒋少祖的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的控诉：知识分子底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义所战败而走到复古主义的泥坑里去。这是对于近几十年的这种性格底各种类型的一个沉痛的凭吊。”通过作品可以看到，对于民众，蒋少祖以高高在上的领导者自居，认为他“确然没有从民众得到什么。他想不出来他和民众有怎样的关系；……在历史的意味上，或在抽象的观念上，他，蒋少祖，领导了民众，为民众而工作”。因此始终不屑于和人民为伍，把人民看做陌生的路人和卑微的邻人，心灵之间永远没有交通。对于民众的愚昧落后不能进行客观分析和理性对待，更不能开展有效的启蒙，仅仅抱着失望的态度，甚至憎恶起这些“构造出腥臭的市场和肮脏的街道的顽固的，愚笨的，无教养的路人和邻人起来”。青年曾经拥护过他，他也因此而博得盛名，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渐趋保守，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无法正确阐释现实问题，渐渐地，与青年之间的共鸣越来越少，“蒋少祖底喊声显得微弱了，在波涛汹涌的武汉显得更微弱了”。尽管他也试图检讨自己，反思自己是否在孤独中飞得太高了，忘记了自己的起点；也担心自己与青年们的隔离会使自己走上官僚的道路。然而，反思的结果却是：“是他们被浪漫的幻想和自私的权利迷惑而脱离了我，不是我脱离了他们……”并且认为自己并没有背叛五四，而是对五四更高的发扬。和群众隔离，使蒋少祖无法取得与时代一起前进的动力，变得日益孤独起来，“他不爱任何人”。他开始怀疑过去一切，将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归结为智识分子的堕落。而智识分子堕落的原因“那便是他们曾经在年青的岁月顺从了某几种诱惑，或者是，卷入了政治的漩涡”。在自我忏悔的同时，蒋少祖否定了五四一代人的努力，带着“青春诱惑”所留下的“创伤”获得了凯旋。他的心里有一种新的、明确化了的热情，“理直气壮地鼓吹起那种叫做民族的灿烂的文化和民族底自尊心的东西来”。
　　在重建民族新文化的历程中，从叛逆传统到重新皈依传统，蒋少祖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整个抗战期间中国思想界的动向密切相关，就像“世界化”之于五四时期一样，“中国化”成为抗战时期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思潮。“中国化”思潮出现的社会历史原因颇为复杂，就其最直接的原因而言，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它植根于广大民众心理需求的沃土之中，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它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也体现于学术领域，不仅文学艺术创作提倡形式的“中国化”、“民族化”，史学研究的重心也转向中国历史以及中华民族的优异特征，而哲学研究则以第二代新儒学的诞生及其成熟标志着“中国化”的努力。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需要强化国家认同、强化民族文化认同，以此来凝聚人心，早日取得民族救亡战争的胜利。然而，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或者以对优秀传统和固有道德的大肆颂扬代替对民族落后因素的批判，更不能因此而放弃世界性的开放目光，否则很可能会给民族文化的重建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带来更为长久而深远的负面影响。正是鉴于对上述后果的高度警惕，路翎表现出了他的深刻。尽管在涉及到蒋少祖对新的国家和新的文化重建蓝图的时候，在面对着蒋少祖反复强调的“中国人民必须有自己的道路”、“中国底文化，必须是从中国发生出来的”、“中国必须实施中国化的民主”等观点的时候，作者流露出审慎的肯定，但是从总体上，作者是持否定意见的。特别是对于蒋少祖的否定五四、彻底排斥西方文化在中国民族文化重建中的作用，作者显然是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的。因为在作者看来，坚持五四精神，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在现代中国是比对优秀传统和固有道德的大肆颂扬更加重要，即便是在战争状态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强化爱国心具有明显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的情况下，依然不能丢弃五四的开放意识和批判传统，因为它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未来的新国家和新文化的建构意义则更为重大。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江 倩，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文学博士。
　　
　　参考文献：
　　[1]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J].文学评论.2003.1.
　　[2] 路翎.财主底儿女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1985.
　　[3] 胡 风.财主底儿女们·序[A]. 财主底儿女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 江　倩： 故国家园是归途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