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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英 文选 ]   

冯沅君《卷?》中的双重矛盾

◇ 李国英


  关键词:冯沅君 卷? 矛盾性 女性意识
  摘 要:冯沅君《卷?》鲜明地体现了“五四”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无畏精神和青春活力,向旧道德、旧礼教发出了无所顾忌的挑战,并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审视“五四”知识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识女性深层心理中的传统文化意识,表现了她们在新旧冲突中情感和思想的双重矛盾,同时也反映出作者的个人体验、内心苦闷及其独特的艺术追求。
  
  冯沅君是与冰心、庐隐、凌叔华等齐名的“五四”以后的第一代新文学女作家,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卷?》收入了她一九二四年二月至四月间发表的四个短篇小说:《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再版时,又增收了《误点》和《写于母亲走后》两篇。《卷?》中的主人公多是青年知识女性,她们崇尚爱情,又赞颂母爱,并竭力使这两种在当时既对立而又同等神圣的情感在自己的生活中达到和谐统一,但始终无法如愿。这是因为她们在思想上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代表着充满活力的新生力量,而母亲的意志却代表着压制新思想的封建旧势力。除新旧势力的矛盾难以调和外,她们自身又长期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在进行精神探索、追求人生幸福的过程中,其内心也交织着新旧思想的矛盾冲突。她们的灵魂挣扎在情感和思想的双重矛盾中,内心充满了难耐的痛苦, 是“五四”运动时代某些青年,“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写照”①。细读《卷?》,我们不仅能感到作者对当时青年知识女性挣脱旧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无畏精神的歌颂,而且也能感到作者和她的作品主人公面对新思想与旧传统的艰难选择,及其在情感和思想的双重矛盾中挣扎的艰辛。
  有论者指出:“‘五四’时期知识女性题材小说的中心冲突是觉醒的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反映在沅君笔下,最先表现为‘性爱’与‘母爱’的冲突。”②冯沅君从自我生活出发,凭着自己对社会、人生问题的独特感受,将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集中在情爱与母爱的矛盾中加以具体表现。在母爱和情爱的情感交战中,她作品的主人公尝到了“五牛分尸般”的痛苦,付出了血的代价。
  《隔绝》《隔绝之后》中的女主人公纟隽华,因为情人的爱,她宁愿牺牲社会上的名誉、天伦的乐趣;因为母亲的爱,所以不敢毅然解除“父母之命”的婚约,并为自己的行为给母亲带来痛苦而深深自责,宁愿冒险回来看望年迈的母亲。她为这两种爱所累,内心充满了矛盾痛苦:“服从了母亲的话,爱人的意志自由便要受委曲了,不然,母亲又要伤心。这种矛盾的爱情,在她肚内争雄称霸,差不多有六年之久。这就是她精神上痛苦的来源……”(《隔绝之后》)在她的心中,她无法毫不顾及有生养之恩的母亲的一片苦心,更不能放弃比生命还重要的爱情。最终因不能实现“爱的圆满”而毅然服毒自杀,用血写成了“爱史的最后一页”。《慈母》中的“我”与莪如深深相爱,“有保全个人的自由而脱离家庭的勇气”,虽也时时牵挂年迈的母亲,但为躲避“父母之命”的婚约而长期滞留在外,同时又为自己六年不曾回家看望母亲而陷入不孝的内疚中难以自拔,自称“我便是为了两性的爱,忘记了母女的爱的放荡青年”。面对母爱,“我”作为女儿真诚“歌颂在爱的光中的和乐家庭”。《误点》中的女主人公继之,既抛不下恋爱的悱恻缠绵的浪漫生活,又舍不了刻板拘泥而诚挚朴实的家庭,母亲的爱、情人的爱,在她胸中交战,使她无所适从,“精神上感到五牛分尸般的痛苦”。最终由于火车误点使她滞留家中,她答应母亲当年不往北京去,此时,母亲的爱暂时败退了情人的爱。
  可以看出,情爱和母爱的冲突是作者在《卷?》中着意叙写的主要内容,二者始终在作品人物的心中激战,并在不同的情况下此消彼长。作品主人公既向往自由的爱情生活,又不愿使母亲失望伤心,但无论怎么努力也找不到一种使二者和谐的办法。仔细分析也不难发现,在《隔绝》《隔绝之后》《旅行》中,性爱占主导地位,可以说是情人的爱暂时战胜了母亲的爱;而在《慈母》、《误点》和《写于母亲走后》中,是母爱占主导地位,可以说是母亲的爱暂时战胜了情人的爱。冯沅君通过作品人物的矛盾心理,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两种爱冲突的实质,从而揭示了隐藏其后的社会内涵。冯沅君笔下的主人公,不仅尝到了情爱与母爱不能兼得的痛苦,而且在思想上,又经受着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和自身潜意识的制约,使她们在大胆追求爱情的同时,内心又充满顾虑;在赞颂母爱的过程中,又意识到母爱中包含着复杂的成分,从而质疑其纯洁性。
  在对待爱情上,《卷?》中的主人公既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顾虑重重。一方面,冯沅君笔下的女主人公在“五四”新思想的感召下,高举“个性主义”、“爱情至上”的旗帜,激烈地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全身心投入到追求爱情的伟大事业中。她们坚信爱情的崇高伟大,视恋爱自由的获得为一切幸福的基石。在她们的心目中,天下最光荣的事,无“过于殉爱的使命”。她们为了爱情勇往直前,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表现出无畏的勇气和精神。她们宣称“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隔绝》)。“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个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万一各方面的压力过大了,我们不能抵抗时,我们就向无垠的海洋沉下去,在此时我们还是彼此拥抱着。”(《旅行》)她们与心爱的人摆脱各种束缚,大胆相爱,表现出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反抗。另一方面,作为刚刚从旧社会脱身出来的“新女性”,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外界强大的压力,更要忍受自己内心深处的旧道德观所带来的惶恐不安和负罪感,心理上犹豫、痛苦,行动上表现出畏缩、迟疑。如《隔绝》中?华与恋人在一起时,本可以尽情享受爱的甜蜜,但她内心却又为家庭的反对、社会的非议等而顾虑重重,表现出“既爱又不敢爱的多所顾忌的矛盾心理”③。再如《旅行》写热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共同外出旅行时,在火车上以行李作“界牌”放在两个座位中间,两人不自在地谈笑,“用来点缀寂寞的场面”。“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到了目的地,他们又只敢选择除他们之外没有第三个学生可以发现的旅馆,租两间房子,一切都作出两人分住的假象,以遮人眼目。他们在一个旅馆里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星期,但他们之间 “爱情肉体方面的表现,也只是限于相偎依时的微笑,喁喁的细语,甜蜜热烈的接吻”。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真诚相爱,但迫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他们只得靠节欲而使内心产生道德自豪感,竭力回避、排除性关系来保持爱情的“纯洁”,以此来应对旧传统所施加的压力,这说明其潜意识中也认同恋爱自由并非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事情和传统文化中性不洁的观念。
  毋庸置疑,如黑格尔所说:“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示出一种本身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④作者也确实“以其笔下大胆、热烈和格调高尚的爱情描写,表达了她爱的理想和健康的美学趣味,从而使她的《卷?》超越了当时流行的一般恋爱小说”⑤。但不可否认,在这种描写中,也显示出了作者和她笔下的人物对传统势力的妥协和对传统观念、传统规范的认同。其实,“这种所谓纯洁的爱情,是残缺不全、灵与肉相分裂的爱情。”⑥如果将性从性爱中完全剔除,那么,爱就显得有点虚无。当然,笔者在这里并非有意将爱情庸俗化,而只是想说明作者及其作品主人公过分强调爱情的“纯洁”,实际上恰恰暴露出其思想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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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待母爱上,《卷?》中的主人公既歌颂母爱又怀疑母爱的纯洁性。一方面,在冯沅君的笔下,母亲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母爱与性爱同样不容亵渎。作者在抒写爱情追求的同时,也用深情的笔调歌咏着母爱。如《慈母》中的主人公“我”见到阔别多年的老母,“我觉察得我的微小的灵魂,已被由她那衰老憔悴的身躯中射出的伟大的母性的爱威慑——无宁说是感化——着了。”感到母亲“颤巍巍的动作上更显示了世间唯一的、绝对的、神圣的母亲的爱”。《卷?》中的主人公面对母亲的逼婚,朦胧地意识到“世间种种惨剧的大部分都是由不自然的人与人间的关系造出来”(《旅行》),破坏自己爱情的,不是母亲本人,而“是两个不相容的思想的冲突,假如以后这样的冲突不消灭,这种惨剧,决不能绝迹在人类的舞台上”(《隔绝之后》)。另一方面,作品的主人公在盛赞母爱的同时,也朦胧地意识到母爱中包含的复杂成分,她们面对残酷的现实对母爱进行了反思和质疑,并以不情愿的态度去谴责它、否定它。这又表现出她们思想的初步觉醒和走向成熟的一面。如《隔绝》中主人公明显感到,她一向慈善的母亲在要自己履行婚约时,竟变得异常残酷:母亲说她的爱情是大逆不道,说她与情人的交往同“姘识”一样,让做母亲的丢尽面子,并把她关起来,逼她与不相爱的人成婚。她为此对母亲感到不满,不由心生怨言,并开始作较深入的理性思考,她逐渐发现并怀疑母爱的纯洁性:“我发现人类是自私的,纵然物质上可以牺牲自己以为别人,而精神上不妨以为要实现自己由历史环境得来的成见,置别人于不顾。母女可算是世间最亲爱的人,然而她们也不能逃出这个公例,其他更不用说了。又发现人间的关系无论是谁,你受他的栽培,就要受他的裁制。” 在《慈母》中,主人公“我”由发现母爱中的自私成分,到对依附于母爱并以母爱形式表现出来的旧道德的诅咒和批判,同时也感到个体生命面对强大的旧势力时的无助:“我觉得人类是自私的,就是嫡亲的母子也逃不了这个公例。我诅咒道德,我诅咒人们的一切,尤其诅咒生,赞美死,恨不得把整个的宇宙用大火烧过,大水冲过,然后再重新建筑。想到极端的时候,不是狂笑,便是痛哭。”
  显然,冯沅君试图把母爱当做一种神圣的感情,从旧道德中剥离出来,使之纯粹化。作品主人公所要歌颂的母爱就是这种被纯粹化了的、包含着自己理想的母爱,而实际上这种纯粹的母爱在当时的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其实,作者在《卷?》中并没有真正写出母爱的具体表现,所表现的也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母爱亲情,更多的是主人公对母爱的笼统感觉和从一般情理上的解说,其中明显包含着作者赋予的理想色彩,显然难以使母爱自身散发出耀眼的光辉,自然也使得作品让母爱在与情爱的冲突中带有说教的成分,显得有点生硬,也缺乏力量。再者,作者对母爱的质疑乃至批判是有限的,她虽朦胧意识到母爱中包含着不纯洁的因素,但并没有清醒认识到母爱与传统专制的密切联系,无力审视母亲逼婚立场中显而易见的专制实质,把母亲的爱与母亲的封建立场混为一谈,更没有将代表传统专制的母爱和代表个体生命自由的自我的不同道德立场置于新旧对立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善恶对照,从而在对母爱的歌颂中回避对旧道德的直接批判。
  冯沅君《卷?》所呈现出的复杂矛盾,反映出社会环境和现实的局限对作者造成的直接影响,也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局限,这在当时具有较广泛的普遍性。从一般意义上讲,情爱和母爱并不矛盾,但在“五四”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母亲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母亲的意志往往代表着顽固的封建势力,母亲甚至以封建传统的卫道者身份出现,母亲的爱更多地表现在要儿女接受旧礼教的规范上,在对待儿女的婚姻上,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无视他们的挚爱真情;而青年人追求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与封建礼教格格不入,他们的男女之爱就是要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封建家长的专制、权威,这样,母亲的爱和情人的爱必然会形成矛盾冲突。在冯沅君的笔下,正是把这两种爱的矛盾冲突作为主人公的重要感情冲突来表现的。再者,爱情和婚姻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部分,而作者使她作品的主人公把它当作伟大的事业去追求,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局限。当然,这也是一种时代的局限,“五四”狂飙运动所张扬的就是人性,当时觉醒的青年尤其是青年女性,便很容易从自身生活实际出发,把爱情当做最神圣的东西,甚至它当做伟大的事业去追求,以此勇敢地与封建传统展开决战。当时,处在“五四”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新思想唤醒了“五四”知识青年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迫切要求的“人的权利”,他们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挣扎着冲杀出来,勇敢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婚姻。但是,封建的精神统治力量仍十分强大,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又必然会在他们心灵上投射下阴影。冯沅君与同时代的觉醒青年一样,还较单纯、幼稚,由于现实的残酷和自身思想的局限,无法认清当时的形势和社会的本质,在歌颂的母爱、追求的情爱中都赋予了自己理想的色彩,但这些一接触现实都会显得十分脆弱。在思想上,作者一方面主动接受新思想,高扬“个性主义”大旗,积极探索新的人生之路,另一方面又长期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内心难以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制约,造成灵魂的彷徨和行动的迟疑。她通过作品反映了当时觉醒了的青年知识女性在拼命追求抗争的同时,也诅咒生,赞美死,长期彷徨于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之间,在追求人生幸福的道路上,留下了艰难跋涉的足迹,这都真实地反映了包括作者在内的“五四”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既大胆热烈又迷惘的思想精神面貌。
  总之,冯沅君在《卷?》中展示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矛盾,真实地再现了“五四”时期的青年尤其是青年女性在新旧思想作用下的觉醒与苦闷、追求与迷惘、激愤与忧伤的心理,反映出作者的个人体验、内心苦闷,也表现出作者独特的艺术追求。尽管这些小说在创作思想和题材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冯沅君在中国新文学史,特别是新女性文学史上占有开先河的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国英(1964-),河南郏县人,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② 贺萍.困惑与寻求:知识女性的精神探索.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1999.8。
  ③⑥ 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④ 黑格尔.美学(第2卷). 商务印书馆.1979。
  ⑤ 张衍芸.冯沅君《卷?》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1997.1。
  

冯沅君《卷?》中的双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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