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商隐是个悲情诗人,爱的悲情抒写是其女冠诗独具特质的美学形态。同时爱的悲情抒写也融入了诗人的悲剧身世和生命的悲情体验,体现了诗人至真至纯至美的爱情价值观,在其爱情诗中占有特殊地位。
关键词:李商隐女冠诗爱悲情抒写
女冠诗是李商隐诗歌创作中一道独特而绮丽的风景,这类诗以深情绵邈的笔调,抒写女冠的生活境遇和情感世界,并泄露了商隐与女冠的隐秘恋情。初恋的经历带给他短暂的欢愉,同时,无果而终的痛苦恋情促成了一批女冠诗的成功创作。从数量上看,咏及女冠的诗有近三十首,其中包含部分“无题”诗。从风格上看,女冠诗大都写得隐约迷离,意境飘渺空灵。从内容上看,这些诗是女冠和诗人自己真爱追求与身世遭逢的悲情抒写。李商隐因家庭变故、仕途偃蹇和爱情失意而形成的悲情心态,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从而使悲情抒写成为女冠诗乃至整体诗歌的特质,悲情抒写在义山诗中获得了较高的美学价值。
一、初恋悲剧与悲情心态
李商隐是个悲情诗人,其诗歌的悲情抒写与早年悲情心态的形成有着深刻渊源。而造成其悲情心态的因素较复杂,主要跟幼年及青年时期经受的生活及人生打击有关。
首先,童年的家庭变故萌生了其悲情心态。商隐十岁丧父,作为李家长子,支撑门户的重担自然就责无旁贷地落到商隐的肩上。为了奉养母亲、抚育弟弟,他不得不拖着幼弱的身躯为生计而奔波,来到东都洛阳靠“佣书贩舂”(《祭裴氏姊文》)取得的微薄收入来养家糊口。其时,商隐年龄也不过十二三岁,却从此涉入艰难的人生,过早地告别了本该属于他的童年。正常孩子应当有的纯真和欢乐,与商隐擦肩而过。幼小的心灵很早就品尝了生活的艰辛和沉重,长期的生活重负使他以一种悲情心态和超凡勇气直面人世与人生。悲剧命运造就了悲情心态,而这种心态又持久地弥漫于他的整个情绪和情感之中,使他的诗歌带有一种“先天”的悲情色彩。“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阳楼》)一个同情孤鸿命运的少年,忽然醒悟到自己的身世原来也和这形只影单的孤鸿一样孑然无依、飘无栖所,甚至还不如孤鸿,孤鸿不知身世而悠然自得,可是自己的不幸又有谁知道,又有谁来同情呢?
其次,他的悲剧家世强化了其悲情心态。商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公先真帝子”(《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商隐的远祖和李唐皇室有同宗关系,但这种关系却非常疏远,因而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政治、经济上的实际利益。从其诗文中看出,他是很在乎自己与皇室的这种关系的,至少多少会给他带来些许门第、身世方面的自信与自负。他的父亲李嗣仅做过县令之类的小官,并且很年轻就病故了。此后李家孤儿寡母顿时陷入更大的困境。“寄绪衰微,簪缨殆歇……泽底名家,翻同单系;山东旧族,不及寒门”(《祭处士房叔父文》)。“这样一种现实地位相当寒微而又‘系本王孙’的家世,一方面使他具有对唐王朝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政治责任感,怀抱‘欲回天地’复兴李唐王朝的宏愿;另一方面,又使他具有强烈的家族责任感,时刻想着振兴家道,冀立门构。”①“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溅艰虞多”(《安平公诗》)。这种“寄绪衰微,簪缨殆歇”的地位处境,使他有一种浓重的家族没落感、心理压抑感、孤苦无依感,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悲情心态。
当然,对李商隐悲情心态的形成影响最大并最终塑成悲情心态、使悲情心态成为“常态”而存在的,是他与女冠的恋情悲剧。这段隐秘恋情发生在商隐玉阳山学道期间(大约在他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时),并不见载于史料。当时商隐初次应试不第,情绪上极为低落,“精神上颓丧苦闷,需要藉宗教来寄托”②。隐居学道倒是最好的和必要的精神治疗。另外,在崇尚道家的唐代,道学生徒可以通过“道举”步入仕途,许多士子在落第后往往选择这一“终南捷径”,所以脱世服而着道士衣冠学道者甚多,商隐学道玉阳与此不无关系。唐代道观中还有不少女道士,因戴黄冠而称作“女冠”。“唐时重道,贵人名家,多出为女冠。至其末流,或尚佻达,而衍礼法。故唐代女冠,恒与士人往来。”③大多女冠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较少受礼法束缚,与社会尤其是文士有广泛交往。这些文士“有的还与女冠结下了深深的友情,甚至演绎出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④。李商隐这位深情绵邈的青年才俊学仙玉阳时结识了一些女冠,难免与其中个别年轻美貌者擦出缠绵的情爱火花。
多数学者认定商隐所恋女冠是一宋姓女子,她的身份应当是玉阳山灵都观陪侍入道公主的宫女。商隐的两首诗《赠华阳真人兼清都刘先生》《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无意中泄露了他们之间的秘密,还有其他为数不少的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他们的恋情。两人的爱情是真挚的、严肃的,甚至“李商隐与那女冠已经情同夫妇”⑤。不幸的是,这种“偷桃窃药”的地下恋情毕竟不合法,后来由于事情泄露,女冠遭到宫观处置,被遣送回长安宫中,商隐也被逐出道观。他们被迫分离,这段恋情遂无果而终。
“李商隐所真诚热恋的那位女冠的悲惨下场,给他留下了深重的精神创伤,使他终身不能忘怀,所以反复咏叹,篇什尤多;隐约迷离,难以索解。”⑥在此之前,生活的磨难、失意的打击极少在商隐诗中涉及,但这场悲剧恋情却不断地化作篇篇优美婉伤的诗章,“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些经典的诗句如粒粒流泪的珍珠,他那爱而不得的悲情,打动了无数追求真爱、为情所困的人们。
家世、身世、爱情等不幸带给李商隐的是心理上长期的沉重压抑感、孤独无依感,使他经常处于一种悲情心态,而曾经给过他心灵慰藉的玉阳之恋的失败,最直接地把他推上了悲情诗人的地位。
二、爱的悲情抒写
美好爱情历来是诗人咏唱不衰的主题,对爱情的向往、追求和赞美是爱情诗的主旋律。然而,在李商隐的女冠爱情诗中,却几乎听不到欢愉之音,爱的悲情抒写主导了女冠诗的基调。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哪个诗人像李商隐那样,倾心于以悲情来写爱情。
首先,女冠诗对爱情间阻的悲情抒写。唐代女冠尽管不受世俗礼法束缚,可以与社会交往、结交异性,但这种交际仍然受到道教种种戒规禁律的限制,道家男女相恋毕竟为人所不齿,为社会所不容,只能以秘密方式或半地下状态进行。一旦私情败露,还是要受到严厉惩处的。再者,商隐所恋的宋氏女冠是入道公主的随侍,她的行为自然受到的限制就更多,更不自由。他们追求爱情的行为本身就是对道教禁律的挑战,同时又不得不冒着被处罚的巨大风险,因而其爱情也就具有了悲情色彩。
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
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
(《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
“偷桃窃药”以东方朔偷桃和嫦娥窃药喻男女恋爱与学道求仙难以两全。“锁”字写出所爱之人被禁锢于“十二城”(指道观)之中,过着形同幽囚般的生活;“水精帘”则是隔绝不通的象征,道教禁律无情地把他们分离开来。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无题四首》之一)
上次约好的会面日期已过,但伊人不见,没有了消息,约会成了空言。诗人徒有相思而不得相知相会的悲伤。依钟来茵先生所解,前一首诗写“宋真人在灵都观(在玉阳山)学仙时,被禁闭在碧城十二楼中,得不到自由”⑦,二人相距很近,尚不得见;此诗则写“她(宋氏)被遣送回宫,一去不返,则恍如隔世,故顿生‘更隔蓬山一万重’之感”⑧。“所思远隔,会合无期”⑨,发出因爱情的间阻引起的带有悲情色彩的沉重叹息,“蓬山重隔之恨,相思无望之叹,可望而不可及之感”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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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别后相思也是悲情抒写的重要内容。挡在这对恋人面前的有万重山,千重水,他们聚少离多。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相会都充满了艰险,充满了悲情。而短暂的欢会之后,便是又一次漫长的等待;就在这遥遥无期的等待中,便又陷入了绵绵不绝的悲情相思: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无题》)
冲破重重阻隔,终于相见,此已属不易;分别则更见悲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相会,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但他们心意已决:无论结果如何,都要像春蚕,直至死时才吐完情丝;要像蜡炬,直至成灰才流尽情泪。“这是无望中的执着追求”(11),虽然他距离恋人所居“蓬山”(指玉阳道观)并不遥远,可种种禁律却把他们生生分开,他们为相思而憔悴,也只有靠“青鸟”(指使者)传书,暗通情意。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无题四首》之二)
刘学锴先生谓此诗“写幽闺女子风雨怀人之情思与相思无望之痛苦”(12)。钟来茵先生则更进一步明确“作于义山晚年”,“义山此诗的背景,是在玉阳山”(13)。由此推知,所写乃诗人晚年回忆当年与恋人在芙蓉塘边幽欢之事。他们相爱,如贾氏之爱韩寿少俊,?妃之慕魏王才华,皆发乎内心自然情感。而今虽至人生暮年,即使永无相会,这“春心”亦如春花争发,难以自已。这“一寸相思一寸灰”不正有一种殉道般的悲情色彩吗?
再次,爱的悲情抒写源自痴情。唐代文人与女冠交往过程中发生风流艳事并不鲜见,但很少有谁会把真情奉给那些渴望爱情、真情的女冠,他们仅仅是猎求“艳遇”,追求“肉欲”,不过是逢场作戏,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名誉、仕途、门第才最重要。但商隐则不同,他是个多情重义之人,幼年丧父、家境艰难、仕途失意等不幸遭际,一方面促成其悲情心态的形成,另一方面现实关爱的缺失反而使他对亲情、友情、爱情等人生中温暖情谊格外珍重与热切向往。因此,商隐对玉阳初恋更其珍视,倾注了自己全部真情。他明知受道教戒律和社会习俗的束缚,他们的恋爱根本不可能使他们终成眷属,仍一往情深,至死不悔。
明知相思徒劳无益,仍为她痴心追求,即使终生惆怅、发狂亦无所悔:
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无题二首》之二)
用生命谱写爱情,其情最真,其情更痴: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题》)
痴情的诗人竟还想像自己学得道家轻身灭影之术,能飞进重门紧闭的“十二碧城”,与恋人相会:
飞香上云春诉天,云梯十二门九关。
轻身灭影何可望,粉蛾帖死屏风上。
(《日高》)
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能与心上人朝夕相伴,永不分离。甚至为此而甘愿变成一只粉蛾,附在恋人闺房的屏风上,即使“帖死屏风”,只要每天能看到心上人,牺牲自己也心甘情愿。因痴情而殉情,这不是悲情又是什么呢?
三、女冠诗中的身世悲情
李商隐的女冠诗毫无疑问是表现男女情爱的,但这不是女冠诗的全部内涵。女冠的生活、情恋固然是这些诗的本事,但作为艺术的诗歌往往又不受限于本事描述,它们“在歌咏女冠生活与感情的同时渗透或融入自己的身世境遇之感”(14),部分女冠诗在表现爱情题旨之外,寄寓着诗人的身世悲情。
商隐的身世与女冠的境遇有某种相似之处,女冠的遭遇很容易引起诗人心灵的相通与生命的共感。女冠虽然摆脱了世俗礼法的羁绊,但又受到道教戒律的束缚,像宋氏这种服侍贵主的女冠受到的约束就更多、更严。她们渴望与社会交往,更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和过常人的生活,但实际上这些对她们来说都不可能实现。她们在道观的生活是孤寂清冷的,她们对美好生活和爱情的憧憬最终在痛苦和失望中漫灭。商隐幼年经历家庭变故,后来又应试不第,加之身陷党争、背负“放利偷合”“诡薄无行”等辱名,纵使有高远之志、凌云之才,但“内无强近,外乏因依”(《祭徐氏姊》),使他在现实中处境凄凉,其内心的压抑苦闷是难以理喻的。于是在与不幸女冠的交往中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生命共感,自己的身世之慨也就不知不觉融入了女冠诗中。
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
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
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重过圣女祠》)
这首诗写“圣女”沦谪迟归之慨。“圣女”因“犯了错”而被从上清界贬至凡尘,在清冷寂寞中已生活了很久,却迟迟不得回归。但她仍希望掌管仙籍的玉郎来此相会,帮助她重登仙界。刘学锴先生谓此诗“明赋‘圣女’,实咏女冠”(15)。钟来茵先生则坐得更实,说“圣女”被贬“比义山昔日情人宋华阳因玉阳之恋被遣返回宫”,“迟迟未能返回道观”(16)。这种解释虽说牵合,但“圣女”身上有恋人的影子却是不争的。“圣女”的不幸遭遇以及在爱情上的期待、追求,正与李商隐的坎坷身世以及期待得到政治上的援引相契合,咏女冠实际上也是诗人的悲情自抒。“从咏女冠境遇到寓慨身世,这实际上体现了一个由同情到同心的发展过程。”(17)“目睹对方沦落不归之境遇,弥感己身世之沉沦,故借‘重过’而一抒‘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也。”(18)借“圣女”以寄身世悲慨,抒写自己的孤苦无依、前途渺茫的痛苦。这里,“圣女”、女冠和诗人融为一体,诗人仕路沉沦的悲情与爱情失意的悲情融为一体。
李商隐部分女冠无题诗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很久以来就有假艳情寓政治之说——或谓君臣遇合寄托,或谓朋友遇合寄托;以闺情相思自伤身世说——或谓藉男女恋情以托喻身世宦途之慨,或谓以女子之忠贞托己之情操。因为无题诗的题旨深曲难解,众说纷纭,以致引起“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元好问)的喟叹。不过,不同解家都认同一个事实,即它们都是表现爱情或曰“艳情”。引起纷争的焦点集中在诗人表现爱情时有无寄托。如果有,又托喻什么。“他的无题诗之所以‘微晦’幽眇,一在于他对自身真实情况的讳莫如深、闪烁其词,二在于取用象征手法,更具华赡的意象与丰富的联想。”(19)因此,本来反映女冠生活和恋情的内容,反而很容易引导人们往政治寓托和自伤身世方面联想。从接受美学角度讲,读者如何解诗都不为过,允许这样那样的发挥,因为欣赏也是再创造的过程。但从作者创作角度看,由于“境类心通”(刘学锴)的作用,李商隐的女冠无题诗却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融入了身世悲慨,从而在表现向往爱情、爱而不得的感伤时常常搅和着对理想的追求和人生失意的悲情。
于是,有人从中读出身世遭逢: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
(《无题二首》之二)
“菱枝”质弱,偏遭风波摧折;桂叶馨香,却乏月露滋润。而诗人自己屡遭党人贬抑,仕途失意;未遇有力援引,无所依托,“老女不售”是谓。清人何焯就认为:“义山《无题》,不过自伤不遇,无聊怨题。”(《义门读书记》)
有人读出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题》)
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无题二首》之二)
春蚕不死而吐丝不尽,蜡炬不熄则烛泪不止;为爱而狂,不计得失——为理想、为真理宁可毁灭自我,生命不息,追求不止。
有人读出人生的间阻: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无题四首》之一)
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
(《无题四首》之一)
“蓬山”万重,“伊人”远在“瑶台”之上,可望而不可即——人生追求过程中的重重间阻。
当然,这些都是读者自己的解读,仁智互见,而商隐作诗则未必有意为之。女冠无题诗是爱情诗,但读者可以不必仅仅当作爱情诗。诗人往往把爱情失意之悲情与自己的身世、人生,乃至国运之悲慨糅为一体,亦此亦彼,造成某些女冠诗多义、难解的特征。
李商隐以其优秀的爱情诗赢得了“情圣”之名,他的女冠诗更在爱情诗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以严肃真诚和啼血哀心的悲情抒写,体现了诗人至真至纯至美的爱情价值观。同时,他所创树的悲情抒写成就了独具一格的美学形态,在中国诗歌史上可谓风华绝代。
作者简介:何光超(1966.9- ):河南洛宁人,商丘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①(11)(14)(15)(17)(18)刘学锴.李商隐传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6.
②吴调公.李商隐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
③梁乙真.中国妇女文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0.
④邱瑰华.唐代女冠社会交往探析[J].江淮论坛,2001,(3),116-120.
⑤⑥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A].王蒙,刘学锴.李商隐研究论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
⑦⑧(13)(16)钟来茵.李商隐爱情诗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7.
⑨(10)(12)刘学锴.李商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12.
(19)张放.为李商隐无题诗正名[N].太原日报,2005,5,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