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Ｅ．Ｍ．福斯特（Ｅｄｗａｒｄ Ｍｏｒｇａｎ Ｆｏｒｓｔｅｒ，１８７９－１９７０）是二十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以深刻的社会良知和清醒的理智在其两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小说中率先关注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这一主题，进而提出改变“逻辑”的“联结”。福斯特希冀通过不同语境下的“批判”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结”以拯救英国人冷漠自私、情感麻木的灵魂。本文着重从福斯特文化身份嬗变的角度去解读这种福斯特式的“批判” 和“联结”在表层上是非政治的、乌托邦式的，本质上则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者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不“和谐”进行补救的方法。
　　关键词：发育不良的心爱德华时代文化身份联结
　　
　　作为上世纪前期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的Ｅ． Ｍ． 福斯特的主要作品多发表于二十世纪初到“二战”这段时间，他的作品所关注的不是国家或政治、经济，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透过这些关系所折射出来的冲突、隔阂、背离、分歧”^①，这种强烈而执著的追求使得描写同一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矛盾的两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Ｗｈｅｒｅ Ａｎｇｅｌｓ Ｆｅａｒ ｔｏ Ｔｒｅａｄ， １９０５）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Ａ Ｒｏｏｍ 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１９０８）饱含丰富的人文思想，也促使福斯特率先关注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进而提出改变“逻辑”的“联结”。福斯特希冀通过不同语境下的“批判”和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结”以拯救英国人冷漠自私、情感麻木的灵魂。然而福斯特的这种在双重文化氛围交错生活的独特经历，使得他在游离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同时，也显露了他的双重文化身份和意识，本文正是在解读福斯特式的“批判”和“联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福斯特在其意大利小说中的文化身份的嬗变。
　　
　　一、“居高临下”的“蠢人”
　　
　　“发育不良的心”是福斯特在散文《英国人性格琐谈》（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１９２０）里指出的英国人性格上的一大缺陷。福斯特这样谈到这颗“发育不良的心”：“冷漠顽固，谨小慎微，求全责备，市侩实际，缺少幻想，虚假伪善，这些特点在任何国家的中产阶级身上都不难发现，但在英国它们却成了民族的特点。”^②少年时代在公学不愉快的经历使得福斯特认为正是公学制度培育出“发育不良的心”；对福斯特而言，引起他关注的并不是天生的冷酷变态的心灵，而是被公学制度过早摧残而不能正常发育的心灵和情感。福斯特的这种“关注”往往是通过描写旅行来实现的。一九○一年，福斯特到希腊旅行，并在意大利逗留了一段时间。在这两个地中海国家的见闻，更加深了他对古典文化的崇拜。他留恋希腊和意大利的古代文明的遗迹，陶醉在欧洲大陆的秀美、柔媚之中，在意大利农民身上，福斯特窥见了古典文化中延续至今的“意识的自发性”，而这种生动活泼的精神，在英国等级森严、道德刻板的社会里早已绝迹；同时地中海的景色风情也让他深深感到他所熟悉的英国中产阶级社会是那样的虚伪、无聊，这种落差被福斯特反映在他的两部意大利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
　　与亨利•詹姆斯和康拉德一样，福斯特不得不正视其所处的“爱德华时代”新旧两种势力的冲突：身后的维多利亚时代渐渐落下帷幕，而现代社会正在喷薄欲出。福斯特在其意大利小说中批判“发育不良的心”，正表明了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已经看到工业文明带来的而且已经逐渐暴露出的潜伏危机。“爱德华时代”是世纪交替的时代，新世纪之初（１９０１年）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引发了很多思考，一些忧国忧民的英国知识分子增强了审视社会文化的意识，他们更多地宣泄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不满：抨击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桎梏；批判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基督教信仰；声讨为扩张而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③。爱德华时期英国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激起了福斯特创作国际题材小说的兴趣。福斯特同时还看到了英国公学制度培育出来的“发育不良的心”已经成为阻碍人际关系正常发展的绊脚石。
　　于是，批判“发育不良的心”，寻求人际关系的沟通途径以及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成为福斯特意大利小说的主题。《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借用了十八世纪英国诗人蒲柏一句诗“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蠢人却冲进来了”。“蠢人”当然是指那些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英国人。赫里顿夫人身上充满了“蠢人”的排斥性的势利道德，“日不落帝国”的子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角色”，对“他者”采取“仁慈的居高临下的态度”^④。“发育不良的心”在赫里顿夫人身上表现为一种令人无法企及的荣耀感：“荣耀是唯一实在的东西，显得不如别人慈善是她所不能忍受的。”^⑤“蠢人”在崇尚坦诚、率真的意大利文化面前摆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这种毫无道理的傲慢自大、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鸣得意的性格无法容忍生机勃发的意大利文化对虚伪的中产阶级道德规范的冲击。
　　福斯特喜欢将英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意大利人的生活作对比，喜欢将英国文化和意大利文化进行比较。和劳伦斯一样，他觉得意大利的风景、人物，特别是中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有助于英国人减少偏见，认识自己，在精神上克服极端知性主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式的忽视情感倾向，冲出神学式的惟精神神圣的偏见樊笼，最终能够治愈“发育不良的心”。两部意大利小说都是通过意大利人来反观“蠢人”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傲慢和偏见的。
　　与压抑人性的英国本土文化不同的是，意大利文化对两位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苏醒则起到了推动作用，意大利文化给予了露西“在世界上所能占有的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她自己的心灵”^⑥。不论是《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的萨斯顿，还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萨默街，都成了限制自由的英国狭隘道德规范的化身。在这里，莉丽亚受制于婆婆赫里顿夫人，仰人鼻息；露西陷入她从小浸透其中、耳濡目染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传统以及这个传统的维护者——未婚夫塞西尔和女伴夏绿蒂共同构建的无形之网中。然而当莉丽亚和露西一接触到自由宽松的意大利文化氛围后，传统和规范才有机会被抛弃，她们的爱情才最终得以萌发。“自由是尽享人生的关键，而被观念、人或物所束缚则是对人生的摧残。”^⑦文学关注的是人的情感，挖掘的是人的性情变幻，爱情的选择又往往是情感最炽烈的闪烁。露西选择了乔治，即选择了心灵回归自然的生活；拒绝了塞西尔，即拒绝了泯灭个性、虚伪的所谓中产阶级倡导的理性。“露西这只‘风筝’才能够在爱默生父子的帮助下，扯断传统习俗的束缚，响应爱的召唤，乘以无拘无束为特征的意大利文化之风，自由地享受人生。”^⑧
　　在追求不同文化融通的过程中，福斯特对“蠢人”们极为不满，对“蠢人”所维护的中产阶级传统及精神上的空虚是如此的反感，而对意大利寄予了厚望，在这两部小说中，都是意大利唤醒了英国人的爱情，朝气蓬勃的意大利成了治愈这种“发育不良的心”最佳场所，古典文化成了福斯特的疗救药方。当时的英国随着现代文明在发展，而英国文化却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产生脱节，英国人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价值观念也在急剧转型。“蠢人”灵魂的冲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冲突、隔膜，其实质是英国中产阶级内心与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冲撞。此时的福斯特依然是站在英国知识分子立场上，为英国这颗“发育不良的心”一次次地开药方。自然英国本土已经没有特效药方可寻，也只有到工业文明较少入侵的希腊和意大利去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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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福斯特意大利小说中的婚姻
　　
　　“发育不良的心”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隔阂、背离、分歧”促使福斯特发出改变“逻辑”的“联结”的呼吁，这种“联结”表现为福斯特在意大利小说中寻求人际关系的沟通途径，追求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英国诺丁汉大学著名学者卡特教授在《英语文学史》（１９９７）中将“只有联结”作为福斯特章节的副标题，并对福氏“联结”观进行这样的阐述：如果这些不同文化、不同人生态度、互为排斥的价值观念能够沟通，那么，个人与社会就可能形成完美而健康的一体，人间之爱就可大放光彩^⑨。这正是贯穿福斯特整个创作的主题思想，也是作家终生追求的理想。对联结的理解，福斯特往往是借助于隐匿在人际关系中的婚姻母题来阐述的，所以福斯特笔下的婚姻已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换言之，小说中的“婚姻”已经成为福斯特“联结”观的载体。文学评论家安妮•赖特明确指出，福斯特在某些小说中所描写的婚姻已经不再停留在其表层意义上了，婚姻已经成为一种富有象征意味的度量衡，“借以衡量小说中的‘联结’成功与否”^⑩。在对福斯特小说婚恋情节描写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作家对婚姻的质疑和对婚姻之外的人际关系的重视以及为建立这种融洽友好的人际关系所作出的种种努力。
　　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两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小说中，作者借助爱情描写，讴歌了冲破世俗偏见和传统道德的束缚，勇敢追求纯洁爱情的恋爱观。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信使得赫里顿夫人大为惊讶，寡居的儿媳妇莉丽亚到意大利旅行中竟然想与当地人吉诺结婚，借着婚姻这一话题，一部讽刺传统社会风俗的悲喜剧才得以上演，尽管莉丽亚最终因难产死去，但莉丽亚渴望通过婚姻的形式向一贯具有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势利、傲慢的婆婆——赫里顿夫人表明自己不愿再受其束缚。英国中产阶级的势利的道德观和宗教观在象征人的自然本性的婚姻面前成了束缚，成为福斯特的抨击对象，这一主题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再次出现，意大利自主自然的价值观唤醒了露西心中的爱情，但受到英国中产阶级关于体面和尊严的传统观念束缚的露西起初不敢正视乔治的求爱，回到萨默街后，露西和一个典型的按中产阶级道德观塑成的青年塞西尔订了婚，这种冷漠虚假的关系与真实、自然的感情是格格不入的。露西最终在乔治父亲的帮助下冲破传统道德的束缚，这一壮举被象征性地写成露西承认自己内心对乔治的爱，并响应内心的呼唤与乔治结婚，重返意大利。
　　罗丝•麦考雷一直认为婚姻描写在福斯特的小说中扮演了“不尽人意的角色”，但她也认为，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里，婚姻却是“更深层次，更重要意义的象征”⁽¹¹⁾。
　　露西的母亲霍尼彻奇太太非常渴望找一个乘龙快婿，但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又使得她的择婿标准只能是塞西尔这一类人，因为“他有很多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事实上，这种喜欢显然并非出自内心真实想法，当她向塞西尔这位“准女婿”表示祝贺时，她“假笑着说，接着意识到她这样很做作”⁽¹²⁾。最终高傲的塞西尔让她也无法容忍，“塞西尔从伦敦回来后，好像对什么都不满意。只要我一开口，他就皱眉头。”⁽¹³⁾即便塞西尔这样的虚伪、高傲，但霍尼彻奇太太绝不会喜欢像乔治这样的热情、真诚的青年。中产阶级的准则和标准非但没有使她们的初衷与结果相符，反而使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露西和乔治婚姻路程的不平坦告诉我们：获得幸福婚姻的前提是坦然面对真实、自然的感情，虚假、陈腐的观念只能换来一段痛苦的婚姻。然而这种“有情人终成眷属”式的传统小说常见的大团圆结局也常常让福斯特感到不满意⁽¹⁴⁾，正如他在大学的一篇题为《关于文学的悲观主义》（Ｐｅｓｓｉｍｉｓｍ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０６）的讲演稿中指出：“把婚姻作为小说最终的愉快结尾是真相的敌人。分离，应该是最令现代小说家或剧作家满意的结尾。”⁽¹⁵⁾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二十世纪初小说家的矛盾心态、一个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作家的复杂思想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反映在福斯特意大利小说中，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福斯特对美满婚姻的怀疑以及婚姻之外的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
　　
　　三、文化身份的嬗变
　　
　　福斯特式的“批判”和“联结”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下提出的，福斯特小说所处的“文化语境”是在“爱德华时代”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具体是由三个层面组成的：体现英国本土传承的文化语境；与意大利文化接触而引发在抗衡中容纳变异的文化语境；体现人类共同思维的文化语境。每一层面的“文化语境”又包含多元文化的因素。福斯特的一生也正处于不同文化间冲突的漩涡之中，在不同文化包围中，福斯特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也处于渐变中，其文化身份也随之嬗变。正如荷兰理论家莱恩•Ｔ•塞格尔斯所说，“文化身份”永远无法界定，因为“它会依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¹⁶⁾。英国文化思想家霍尔（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也说：“文化身份既是‘自在’的，也是‘自为’的，它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它并非是个超越地点、时间、历史和文化的已经存在着的东西。文化认同来自某处，有其历史，但它同任何历史性事物一样，经历着不断的变革。文化身份远非被永久地固定在一个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受制于历史、文化、权力的持续‘作用力’。”⁽¹⁷⁾福斯特的这种在双重文化氛围交错生活的独特经历，使得他在游离于异质文化之间的同时，也显露了他的双重文化身份和意识。福斯特一度寄希望于“意大利文化之风”疗救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他极力推崇“文化”，希望人类在艺术以及其他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这些不带功利性质的精神活动来制约并平衡人类的物质需求。但在工业文明冲击下的英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受到日益膨胀的物欲的挑战，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关心超过了对精神生活的渴求，福斯特式的“联结”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其结果与愿望背道而驰。从本质上说，由于福斯特文化身份的嬗变注定了福氏的“批判”和“联结”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者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不“和谐”进行补救的方法。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迷惘和隔膜，看到的是这种启示录式“联结”的尴尬。
　　《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的莉丽亚原本指望通过婚姻的形式能够表达自己对“居高临下”的“蠢人”——赫里顿夫人的不满，但她很快发现她与意大利生活的格格不入，加之与吉诺的性格上的诸多差异，婚后郁郁寡欢，最终因难产而死，成为一个使人遗憾的结局，更令人扼腕痛惜的是象征英国文化希望的婴儿也在一次意外翻车中悲惨离世。在赫里顿夫人那里，福斯特很难指望这位坚定的英国文化沙文主义者有多大的改变。同样，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的露西真的能放弃萨默街吗？真的能放弃中产阶级生活吗？为什么在远离萨默街的意大利她才能下定决心爱上乔治？为什么她对自己爱上乔治感到“有些困惑”⁽¹⁸⁾福斯特希冀通过艺术的魅力投射到菲利普身上所带来的变化来宣扬他的道德主张，希冀烂漫的异域风情涤荡去乔治和露西爱情的阴霾，但这只能“反映了福斯特的良好愿望”⁽¹⁹⁾。事实上，莉丽亚、菲利普以及哈里特像“蠢人”一样闯进了意大利，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虽然失败的方式有所不同；福斯特原本希望把乔治的父亲爱默生先生塑造成一个能够拯救在他看来已经腐朽的中产阶级价值的智者，遗憾的是福斯特显然缺少足够的生活基础将这一角色塑造得完满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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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斯特曾在希腊、意大利的古典风情和自然风光里，一度找到了其认为通向最高精神境界的钥匙——艺术。人类世界的“秩序”（ｏｒｄｅｒ）被福斯特分成了四类，即社会政治秩序、天文秩序、宗教秩序和艺术秩序。这四类秩序按福斯特的价值标准依次递进，他对艺术这个最高等级的解释是：“秩序是一种从内心衍出的东西，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之物。它是一种内心的平衡，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和谐。除了历史学家为方便起见而进行的描述之外，它从来就没有在社会和政治的范畴里存在过……”⁽²⁰⁾福斯特相信既然秩序来源于内心，那么实现精神价值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艺术恰好是“实现精神价值的最高尚的手段”，或者是人类“内在灵魂的最壮美的物质表现和延伸”⁽²¹⁾。但福斯特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中未能让人信服他的艺术功利价值观，也未能给在两部作品中所涉及到的人内心深处的矛盾斗争指出一条出路。
　　工业文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使得“爱德华时代”注定是一段动荡的岁月，知识分子精英们已无法无视象牙塔外的种种变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福斯特将笔触渐探“他者”文化，并且不断地从“他者”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地将英国人的文化身份置于“他者”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以其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两部意大利小说中率先发起对英国人“发育不良的心”的批判，提出“联结”以疗救“居高临下”的“蠢人”，表现出超越其时代的民主思想。尽管由于福斯特文化身份的嬗变注定了这种“批判”在表层上是非政治的、乌托邦式的，本质上则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者对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不“和谐”进行补救的方法，但其依然具有一定建设性意义，福斯特在其追求人类和谐的小说中所运用的叙事模式和叙事技巧也影响了现代主义小说作家们去继续艺术真理的追求和探索。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项目课题之一。
　　
　　作者简介：岳峰，江苏盐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成员，苏州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比较诗学与欧美文学研究。
　　
　　①谭黎．浅谈〈印度之行〉的情节[Ｊ]．国外文学，１９８２，（４）．
　　②[英]Ｎｏｒｍａｎ Ｐａｇｅ， Ｅ． Ｍ． Ｆｏｒｓｔ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Ｍａｃ 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 １９８７， Ｐ． ３．
　　③④转引自李建波．跨文化障碍的系统研究：福斯特国际小说的文化解读[Ｊ]．外国文学评论，２００４，（４）．
　　⑤[英] Ｅ． Ｍ． 福斯特．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Ｍ]．林林、薛力敏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８．
　　⑦转引自李建波．互文性的呈示：Ｅ． Ｍ． 福斯特小说主题概观[Ｊ]．外语研究，２００１，（４）．
　　⑥(12)(13)[英] 爱•摩•福斯特．看得见风景的房间[Ｍ]．巫漪云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６．
　　⑧李建波、唐岫敏．福斯特意大利小说的社会伦理主题——比照国际主题的探讨[Ａ]．外语与文化研究[Ｃ]．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⑨转引自董洪川．走出现代人困境：“只有沟通”——试论福斯特小说创作中的人学蕴涵[Ｊ]．重庆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２）．
　　⑩[英]安妮•赖特．危机的文学１９１０－１９２２[Ｍ]．伦敦：克米兰出版社，１９８４．
　　(11)[英]罗丝•麦考雷．爱•摩•福斯特的作品[Ｍ]．伦敦：霍笳斯出版社，１９３８．
　　(14)(15)骆文琳．福斯特小说中的婚姻与人际关系[Ｊ]． 重庆：重庆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２）．
　　(16)[荷兰]莱恩•Ｔ•塞格尔斯．“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文学研究中的新视角[Ｊ]．龚刚译．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Ｍ]．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17)卫景宜．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Ｍ]．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18)陈小菊．通往心灵之路——试析Ｅ． Ｍ． 福斯特的〈印度之行〉[Ｊ]．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９８，（４）．
　　(19)阮炜等．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Ｍ]．青岛：青岛出版社，１９９９．
　　(20)(21)转引自殷企平．英国小说批评史[Ｍ]．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 岳　峰： Ｅ．Ｍ．福斯特小说中的婚姻母题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5年第10期
• 岳　峰： 福斯特意大利小说中文化身份的嬗变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