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一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人们或褒扬或诟病。至今，关于《沉沦》的主题探讨仍然众说纷纭，这证明了《沉沦》的魅力和价值。本文认为《沉沦》描写了青年人的现代的苦闷，这种苦闷来源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冲突，青年们在个人人格发展和建立社会关系过程中不断选择、分裂、忏悔，显示了人生的悲剧和力量，打动了一代代的读者。
　　关键词：自然性社会性矛盾苦闷
　　
　　郁达夫的为人为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中算得上是极具个性的。《沉沦》一篇作于一九二一年，是郁达夫最早期的小说之一。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留学日本的青年，他渴望着身心的自由和爱情，但因为他是“弱国子民”而在日本备受轻侮和嘲弄，他向往自强而又无力自救，只能以病态的方式表达苦闷，最终不能自拔而沉海自杀。在《沉沦》的叙述中有大胆的自我心理暴露和情欲描写，曾引起过众多非议，但《沉沦》的发表却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爱，这奠定了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
　　时光飞逝，《沉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地位无可非议，而对于《沉沦》的主题却众说纷纭，针对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争议，在此，笔者谈一谈自己的几点思考。
　　
　　一
　　
　　对《沉沦》非议最多的是其中的病态心理暴露和情欲描写，小说刚刚发表，不少研究者认为宣扬颓废、色情是小说的主题，纷纷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非难郁达夫。笔者认为，《沉沦》中的心理和情欲描写是对作品主题的充分展示，与文学史上那些直接以感官刺激为目的的色情文学作品有根本的差异。《沉沦》借鉴了日本“私小说”的一定技巧，描写生命和生活与外界得不到调和以致无法生存下去的人的状况，这是一种大胆的艺术表现，而实际也是郁达夫求真求实的创作实践，对之过分非议，表现出的是评论者假惺惺的“君子面孔”。
　　周作人曾经为《沉沦》辩护过。他分析了三类含色情成分的文学作品，指出：《沉沦》属于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沉沦》描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这种苦闷来源于生的意识与现实的冲突、理想与社会的冲突。人们不满足于现实也不肯遁于空虚，他们就在现实中寻求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沉沦》中“猥亵”描写的价值在于非意识地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周作人说：“倘在著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现他的气分，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他承认《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郁达夫的朋友钱杏?说过：“性”的苦闷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是青年们同具有的事件而没有勇气很痛快地表现出来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郁达夫是赤裸裸地整个地不隐晦地表现出来了。
　　笔者认为对《沉沦》中所谓“猥亵”的描写要有清醒的认识。文学是人学。性欲是人的自然属性，是文学作品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性欲、性行为的描写无可厚非，问题不在于是否写性，而在于如何写性。对性的描写应该有一个审美的原则，如果性描写仅仅只给读者提供感官刺激，那就是色情描写；如果性描写通过了作家的艺术处理，对于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发掘深层人性有重大作用，那就是真正的文学。例如《沉沦》中写主人公“他”敏感于日本侍女特有的肉体香味和偷看她纤微细手时的紧张心情及非分之想就写得很有审美情趣，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从总体上看，《沉沦》中所谓“猥亵”的描写并非单纯的肉欲挑逗，郁达夫是抱着严肃的态度去处理这类描写的，他不津津乐道于情欲描写，为情欲而情欲，而是尝试在艺术中正视并讨论人的自然性，这是从人性、人道的角度对情欲的肯定，是五四时期反对封建道统，要求个性解放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面对生命的压迫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不断碰壁，他们只好运用非常态的抗争手段，不断地在沉沦与不可沉沦的矛盾中自省自责而又无法自拔自奋，并直至最后的自戕灭亡。这深刻展现了青年知识分子们在人格构建过程中的痛苦与障碍。呈现出了一种激情化、理想化的浪漫主义忏悔方式。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具有的矛盾性和忏悔意识接近于现代意义上那种对自我灵魂的寻求，它是现代人在被放逐后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不得不为主人公那种在弥漫了二十世纪初期灰色末世情绪中所作的种种挣扎而感慨万千。我们又从中发现了对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发现了灵魂的反省与净化，这正是五四以来协调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与生存状态的重要途径之一。
　　《沉沦》引起人们对觉醒了的自我的关注，从而对自我所赖以存在的生命本体予以重新审视；同时，主人公“他”在试图构建与完善一己人格过程中所深受的痛苦与最终的悲剧性结局，促使了整整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肯定与张扬自我意识的努力中产生出一种巨大的生命意识的危机感。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危机意识的萌生不再仅仅限于文化意识、种族观念或国家现状，而是扩展到了个体生存可行性这个最低的层次上。所以，我们说《沉沦》不是“不道德”的，相反，它所揭示出的问题具有相当的伦理价值、社会价值。
　　在贬低《沉沦》中“猥亵”描写的同时，也有人过分地强调了其中的“爱国意识”，认为“爱国意识”是小说的一大主题。让我们看看作品本身——有几处出现类似“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的字眼，甚至主人公自杀前也盼望着祖国的富强。这是持“爱国”主题者的论据。可以说，这种观点不无受一定政治思维的影响。纵观《沉沦》全篇，作者所塑造的独特形象确实会影响人们对主题的理解，但很明显地，小说里虽有一定的爱国意识，但是更多的是情欲苦闷的展现。主人公呼唤祖国富强，有其试图挣脱传统人格制约的积极一面；而同时，主人公“他”不是因为报国无门才在情欲中寻求麻醉，相反的，他是在情欲苦闷中才深刻地感受到了做为弱国子民的无力与屈辱。在初版的《〈沉沦〉自序》里，郁达夫说过，《沉沦》描写的是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这已是《沉沦》非宣扬爱国意识的明证了。爱国意识只是给忧郁情思及生理苦闷以一定的社会内容，我们完全不必要通过夸大《沉沦》中的爱国意识来肯定它的价值。
　　
　　二
　　
　　成仿吾认为《沉沦》的主人公是一个社会的失败者，主人公“对于爱的缺乏是最灵敏的，孤独的一生与枯槁的生活，也使爱的缺乏异常明显，也使他对爱的要求异常强烈”，因此，“《沉沦》的主要色彩，可以用爱的要求或求爱的心来表示”。
　　成仿吾的这个提法和论证对归纳《沉沦》的主题有重要启示。在《沉沦》开篇，郁达夫就点明：“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因此，笔者认为，《沉沦》的主题在于揭示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在解决人的社会性、自然性矛盾上所遇到的困惑和苦闷。至于成仿吾提到的“爱的要求或求爱的心”正是这种人的社会性、自然性矛盾的集中体现。
　　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我们可以知道主人公的身世。“他”三岁时丧了父亲，成长过程受尽了困苦；他心思太活，不肯按部就班地学习，在教会学校里又看不惯专制的弊风和对学生自由的束缚；回家蛰居的日子里，他“用了华丽的文章做起了小说来；小说里就把他自己当作了一个多情的勇士，把他邻近的一家寡妇的两个女儿当作了贵族的苗裔”，他的幻想为忧郁症埋下了苗根；社会的压抑使他在中国的现实中无法生活下去了，只能随落魄的兄长东渡留学；在日本，作为弱国的学生，主人公有孤独的精神特征，他与世隔绝，心性很高，又对自己苛责极严，他很想跟其他人交往，又经常怀疑别人对自己抱有偏见或歧视，很容易把别人平常的谈笑怒骂当作是针对自己的行为，因此心理上的失调导致其无法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他长期生活在失败感中，而且不堪苦闷，难忍孤独，于是他转而寻求爱情，试图通过爱情，通过心灵的沟通与理解获得安慰，从而摆脱苦闷与孤独。但因民族的差异而产生了弱国子民的自卑心态加上本身性格的自卑、怯弱，使之受尽了轻视和欺凌，并最终导致爱情失败。我们可以说，“他”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是社会的失败者。
　　 [##]
　　对社会的失望，加上青春期的苦恼，“他”从没有直接作出反抗行动，而是转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投身于大自然以躲避自认为卑污恶浊的社会。“在生活竞争不十分猛烈，逍遥自在，同中古时代一样的时候，他觉得更加难受。学校的教科书，也渐渐的嫌恶起来，法国自然派的小说，和中国那几本有名的诲淫小说，他念了又念，几乎记熟了。”返归自然又使“他”的兴趣转向了“性”——“草木虫鱼都化育起来，他的从始祖传来的苦闷也一日一日的增长起来，他每天早晨，在被窝里犯的罪恶，也一次一次的加起来了。”小说中有多处“他”在自然景观中逍遥散步的描写，这是对他在“性”中获得一丝安慰的暗示。“他”曾自言自语地说：“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罢。”“不上半年，他竟变成了一个大自然的宠儿，一刻也离不了那天然的野趣了”，他甚至从Ｎ市乡下搬进了深山内Ａ神宫附近的梅园。
　　小说第二部分“他”的日记中，他呼号：“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他思念着店主人的女儿，甚至偷窥她沐浴，企图在变态的情爱中找到社会苦闷和情欲苦闷的调和。然而在自然性上的宣泄，使“他”自怨自艾，越来越疏远了社会。在社会关系上，他与几个中国朋友一日一日地疏远，他还因一点细事而与长兄绝了交。可是“他”是人，一日也离不开社会，例如刚到Ｎ市的乡下后，面对着宽旷的旅馆和望眼连天的大平原，“他对于都市的怀乡病（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从未有比那一晚更甚的”。于是，在早晨阳光的调和下，他发出了与世人讲和的呼吁“饶赦了！饶赦了！你们世人得罪于我的地方，我都饶赦了你们罢”。
　　每次自渎后，伦理规范使“他”痛悔，“渐渐儿的生了一种怕见人面的心”，“然而一到了紧迫的时候，他的誓言又忘了”。发现草丛里男女偷情的事件使他真正意识到人类放纵自然性的罪恶，深深地体味着社会的罪恶和自然性的罪恶，“他”失魂落魄地出逃到了海边。海边酒楼上的故事，是其本身社会性、自然性矛盾剧烈冲突的表现。“他”所认为的侍女的负心使他想回去发愤用功，但他又很羡慕“间壁的几个俗物”，盼望着那侍女回到他这边来。在思想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他”愿意选择海洋作为自己的归宿，愿意让自己沉沦于万顷碧波中，以洗涤人生沉沦的污秽，解决生命交织的痛苦。“他”走向了死亡，走上了海面现出的“一条淡青的路”。
　　“他”自杀了。但我们回过头来可以从他孤独、失望的心理挣扎过程中整理出一条他企图奋发、努力的线索。到Ｎ市上学后，“有时候他忽然做出一首好诗来，他自家便喜欢得非常，以为他的脑力还没有破坏”，他就发誓说，以后决不再犯罪了，若从此自新，脑力还是很可以用的。搬进Ａ神宫的梅园后，“他的忧郁症又变起形状来了”。但有一天早晨他看到清新的旭日，于是比平日更添了几分欢喜，“他走到山的斜面上，从那古井里汲了水，洗了手面之后，觉得满身的气力，一霎时都回复了转来的样子。他便跑上楼去，拿了一本黄仲则的诗集下来，一边高声朗读，一边尽在那梅林的曲径里，跑来跑去的跑圈子”。当出逃到海边，在酒醉后“他”一抒胸臆，放大了嗓子唱着说：“醉拍阑干酒意寒，江湖寥落又冬残，剧怜鹦鹉中州骨，未拜长沙太傅官，一饭千金图报易，几人五噫出关难，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
　　黄仲则即黄景仁，清代中叶诗人。郁达夫在一九二二年作的小说《采石矶》就以黄仲则为主人公，在文章最后引用了他的名诗《竹君先生偕宴太白楼醉中作歌》，如其末“杯底空余今古愁，眼前忽尽东南美，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邱，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自信豪放，有太白遗风。黄仲则有才华却穷困不遇，他的诗多写寂寞凄怆的情怀，且英年早逝。《沉沦》的主人公“他” 觉得脑力还没有破坏，有满身的气力，高声朗读黄仲则的诗歌，这也证明他还曾经有自信、有过力量的积蓄。但他最终没有对抗得过自身的困惑与矛盾。我们引用“他”日记里的话——“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的二十一岁！”
　　《沉沦》以“他”的心理、行为交替地描绘出了青年在调和社会性、自然性矛盾上的困惑和痛苦，体现了郁达夫对人生、对社会执着朴实的率真精神。它的发表，引起了广大青年的共鸣、思索和觉醒，在今天，对解决青少年问题和建构中国人良好个体心理素质不无参考意义。这是《沉沦》的价值之一、魅力所在。
　　
　　三
　　
　　《沉沦》中渗透着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是郁达夫创作风格的最突出特征，是郁达夫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解剖和精神释放，是对时代病的大胆展现。它掀起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主观抒情小说的开端。
　　“文艺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是郁达夫所提倡的文艺观点。它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文艺创作要注重亲身体验；二是文艺创作要重视作者的个性。这种重视个性的观点是郁达夫在艺术上打破古典主义的武器，它往往规定了郁达夫作品的主题和表现形式。在《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等早期作品的取材上我们可以看出，郁达夫较大程度上局限于自己的留日生活，小说几乎是他生活境遇的写照。但他的作品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我表达、宣泄，里面集中了郁达夫的深邃思考。另外，《沉沦》中的“他”精神感伤，愤世嫉俗、敏感自卑，这又与郁达夫纤敏、柔弱的个性有暗合之处。郁达夫有意识地突出自我，追求风格与个性的统一，他坚信着自己的善良和精诚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之心。
　　郁达夫没有在《沉沦》中刻意去描绘人物形象，构造故事情节，而是注重用独白、日记、自言自语的形式去表达自我，根据主人公的内心感情波动和思想情绪变动去组成心理流动的抒情结构。例如当社会交际失败，焦渴于爱情时，郁达夫让主人公“他”不断地在日记中“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颗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银”，“我所要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你若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夫’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一连串的独白主观抒情异常突出，触目惊心，极具震撼力。就如我们以上所说的，《沉沦》里再现的不是主人公的活动史，而主要是他的“心史”，小说以波动的情绪构成叙事动力和内在节奏，以此去拨动读者的心弦。
　　五四前后，中国现实的黑暗、环境的压抑、社会的不公平，迫使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地把人放在其本来应有的地位。抗议社会现实、追求个性解放，也正是郁达夫的基本文学主题和创作宗旨。在《沉沦》中，他有意识地渲染情爱、解放欲念，以反叛姿态出现于小说中，甚至有意地趋向了极端。这表明“五四”的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基本具备了一种现代的“个人”观念。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沉沦》的创作基调是感伤和忧郁，而绝不是颓废。“他”在感伤和忧郁中积聚奋起之力，“他”选择、分裂、忏悔，想沉沦而又不得沉沦，不想沉沦而却无力自拔。这种人生冲突、人生矛盾的悲剧性，和其中显现出的人之为人的性质和力量也就是《沉沦》能够吸引一代代读者的根本之处。
　　总的来说，郁达夫直面现实、不避丑恶，用独特的构思和笔法在《沉沦》中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五四时期青年在处理社会性、自然性矛盾上所呈现出的迷惑和苦闷。《沉沦》开创了郁达夫小说的“沉沦时期”，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部优秀作品。
　　
　　作者简介：梁吉，华南师范大学南海学院教师。
　　
　　参考文献：
　　[１]郁达夫．郁达夫选集（上、下集）[Ｍ]．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邹啸． 郁达夫论[Ｃ]． 上海：北新书局，１９３３．
　　[３]陈子善，王自立． 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集）[Ｃ]．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５．
　　[４]刘文菊．深层困境中的痛苦选择——郁达夫前期小说悲剧风格谈[Ｊ]． 毕节师专学报，１９９４（２）．
　　[５]肖朝红．人与自然——郁达夫创作艺术美探源[Ｊ]．娄底师专学报，１９９６（３）．
　　[６]黄川．“返归自然”在郁达夫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意义[Ｊ]．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４）．
　　[７]王丽华．沉沦与无法沉沦———谈郁达夫小说的忏悔意识[Ｊ]．辽宁师专学报(社科版)，２００３（１）．
　　

• 梁　吉： 苦闷的岁月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