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它是介于“论说”和“文学”之间的一种文体。它针砭时弊，直面人生，是文体上的“投枪”和“匕首”。同时，它取材广泛，无所不包，嬉笑怒骂，幽默风趣，充满戏剧色彩。它让人们在笑声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对有害的事物则加以毫不留情的痛斥。它至今仍然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文体。
　　关键词：杂文文体“投枪”“匕首”讽刺幽默
　　
　　一、杂文的含义
　　
　　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是一种介于“论说”和“文学”之间的文体，是一种形象性与说理性相结合的议论性散文。它以幽默、讽刺的文笔，直接、迅速地反映社会生活，是因鲁迅的创造而获得巨大生命力的一种独特文体。杂文因其简略、短小，曾被称之为“小品文”。“五四”时期，人们有时也用“小品文”来称呼那些短小精悍的散文，这和“杂文”从属广义的散文有很大的关系。一提起它，人们就自然会想到鲁迅先生。他的一生创作成果颇丰，但是他写的最多的文学体裁就是杂文。“投枪”“匕首”式的杂文与呐喊、战斗着的鲁迅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这种文体，是在悠久、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鲁迅的发明创造，我国“古已有之”，“不是现在的新货色”（鲁迅）。 “五四”时期，《新青年》等报刊有专门的栏目，如“随感录”“杂感”“短论”等，这些栏目的文章，评述政治，针砭时弊，宣传新思想，使杂文的写作出现新的繁荣景象。钱理群先生说：鲁迅的杂文是“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特别国情的中国人；要了解中国人，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文献”^①。
　　
　　二、杂文的分类
　　
　　杂文的表现形式是比较广泛的，一些书信、日记、讲演、序跋等都可以用来写“杂文”，但是，根据杂文的内容、形式、表现方法等方面综合考虑，杂文可分为政论式、短评式、随感式、讽刺小品等几种。
　　政论式杂文，谈政治，论时事，或立论，或反驳，有政治的严肃、锋利，无政治的凝重、拘谨。如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友邦惊诧”论》、刘洪波《“中国独有”论》等。
　　短评式杂文也是因时事而作，但一事一议，短小精悍，一针见血。如《“狼逃尽”之类的幽默》（杨光治）、《有罪归下的秘术》（刘逸生）等，属于这一类杂文。
　　随感式杂文，触及一人一事，随意引申，联想丰富，在看似信笔所至的闲谈中，给人以思想的启迪、知识的熏陶，如《一个鸡蛋的家当》（邓拓）、《“三八”节有感》（丁玲）、《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吴祖光）等杂文属于这一类。
　　讽刺小品式杂文，常以漫画的笔法，夸张的修辞，记录社会上的咄咄怪事，意在敲响警钟，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它常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而说理成分不多， 或者不说道理，却在叙述中见褒贬，风趣幽默，含蓄隽永，令人回味。鲁迅的《立论》、沙叶新的《一九五八年的中国麻雀》、刘征《戏说〈西游〉》等均属此类。
　　杂文主要有上述四类。其中，它的最基本的形式属于“杂感”（或“随感”）和短论。
　　
　　三、杂文的特征
　　
　　（一）战斗性与愉悦性的统一
　　可以说，现代杂文的问世是为着战斗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撰写杂文的目的“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人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战斗”或“抗争”是杂文与生俱来的一个特征。什么时候，杂文不“战斗”了，什么时候它就“寿终正寝”了，“自我消亡”了。但是写杂文，是为了面向广大群众和读者的。杂文要引导他们，教育他们，唤起人们的自信心，使人们的“笑”声中愉快地和那些旧事物告别，获得一种“美”的精神享受。这样，杂文的“战斗性”就与“愉悦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鄢烈山在《算算“机会成本”》中，谈到了曾经震惊全国的沈阳慕绥新、马向东贪污案。不过让人吃惊的是，当地百姓似乎并不讨厌这等大贪官，甚至为他们评功摆好——“你瞧，沈阳有了亚洲最大的商场；你瞧，沈阳的长途客运站全国一流……”这等贪官善于搞“形象工程”，我们善良的市民太忠厚、太讲恕道了。作者当然不会认同市民的观点，他写道：“如果一个城市贪官污吏当道，还能持续发展吗？”看来对贪官还是不能“费厄泼赖”！作者忧心忡忡地想：“无官不贪”“千里做官只为财”这套逻辑莫非是我们中华民族千古不易的宿命？读这样的杂文，令人兴味盎然。如果只是声色俱厉，剑拔弩张，只有“战斗性”，而毫无“文艺性”“愉悦性”可言，就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得好——杂文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但同时，“它也能给人以愉快和休息”、“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二）论辩性与形象性的结合
　　杂文的本质是论辩。它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既然是“论文”，就必然有“论”的色彩。它摆事实，讲道理，据“理”而论，以“理”相争；它讲究逻辑，剖析推理，以铁一般的事实和逻辑力量制服论敌，折服读者，显示出杂文作者的雄辩力量。杂文的最终目的在于论是非，辨正误，所以论辩性是它的内在“灵魂”。但是杂文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它的论辩，是一种“形象化”的论辩。形象化的手法很多，比如勾画典型形象，讲故事，比喻等。比如在《“乌鸦黑”心态》（练洪洋）中，作者讲到二??四年“两会”前，湖北的一位原省长落马，据报道他贪了九十六万。但是许多人用不屑的口吻说：“省长才贪九十六万，鬼才相信呢。”作者认为这种心态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思维定势所致——黑是铁律，不黑就是假的，装出来的。许多被查处的县处级官员一贪就是上百万，所以人们对省长的贪污数目将信将疑。作者甚至认为这种思维定势还在夫妻关系中大有市场——“男人想：大家都认为男人好色，自己也是男人，有什么理由不好色呢？即使不好色，人家也不信，不如……女人想：老公对自己不好，肯定是外面有了相好的；对自己太好，也许是在外面亏了心，回来争取表现补偿。 ”这篇杂文最后还是回到廉政的话题上，“乌鸦黑”心态“日久成精”形成一种大众的“贪渎文化”的话，这比贪渎本身更可怕。
　　文章的论辩性与形象性结合得多么巧妙！“天下乌鸦一般黑”心态的偏颇性，在此不是一览无余吗？杂文的“论辩性”和“形象性”两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论辩性使杂文显示出战斗的锋芒；形象性使杂文表现出艺术的魅力。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三）幽默、讽刺与文采的巧妙运用
　　杂文是一种幽默、讽刺的艺术。它与“漫画”“相声”等艺术种类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不过杂文用的是“文字”勾勒而己。幽默是一种“轻松的讽刺”、是“善意的嘲笑”，讽刺则是“热辣辣的嘲笑 ”。幽默和讽刺的方法常用的有：夸张、反语、归谬法等。比如叶延滨的《污染调查报告》、陈泽群的《性丑闻•性美谈》等，就很有幽默感，讽刺了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比如瓜田的《小泉的“神社秀”并非坏事》谈到，二??四年新年伊始，日本首相小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受害国人民的义愤。作者认为其实这不是坏事，有小泉先生一年提醒个一两次，我们的爱国主义也就有了点“抓头”。文章以讽刺的口吻说：“人家对以往的侵略历史死不认账，对战犯和炮灰顶礼膜拜，都是为现实服务的，都是给活人看的。试想一下，你把侵略战争的炮灰搞臭了，以后再需要炮灰，谁还能主动冲上去？小泉们的思维是正常的。”而且作者还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事实：百分之六十的日本人支持首相参拜！这也是对一些国内学者的“对日新思维”的有力嘲讽。文章结尾写道：“前日，在书店忽然发现一本新书，书名赫然写道：《鬼子还会来吗？》这个惊心动魄的书名起得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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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文的语言要讲究文采，要写得精练，写得别致，要骈散结合，讲究句式变换。围绕着“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鲁迅批驳陈西滢等人，在《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中说他们“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这一套方法来对付革命群众和青年学生。这段文字用词准确，形象生动，简洁流畅，排比句一气呵成，很好地表达了鲁迅的愤怒之情。可见，要讲究幽默、讽刺，同时也不能忽视杂文的文采。
　　（四）短小精悍与凝练传神相结合
　　杂文是“投枪”、是“匕首”，战斗性很强。但是，它是“短武器”“轻武器”，不是“长枪”“重炮”，而不是长篇大论。一般来说，杂文在篇幅上是短小精悍的。短，是指篇幅短，文句短；小，是指间架结构小，段落层次少；精，是指选材精，语言精；悍，是指内容集中，观点鲜明，能够击中要害。鲁迅的《小杂感》只有千字左右，有的甚至在千字以下。章明的杂文《关于柳下惠故事的的试题》只有数百字，作者介绍，某地招考官员，有一道题是如何看待“柳下惠坐怀不乱”？作者设想了四种答案和评卷者的评语——
　　Ａ答：柳下惠品德高尚，可敬可佩，他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而且比他做得更好！评语：回答正确，但未必是真话。通过。Ｂ答：柳下惠的行为难能可贵，值得我学习，不过不能保证学到。评语：回答不完全正确，但是敢讲真话就好。通过。Ｃ答：柳下惠也许是个性无能者，我准备考证以后再回答。评语：没有根据胡乱猜疑，其实是不敢回答问题。暂缓通过。Ｄ答：柳下惠是个伪君子，世人都被他骗了，我决不相信！评语：抹杀一切，“洪洞县里无好人”。难道我们的先进典型都是假的吗！不予通过……
　　这篇杂文短小精悍，又非常传神，好像是一则当代的“官场现形记”，真不失为一篇“迷你”型的好杂文。
　　
　　四、杂文的构思
　　
　　杂文写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决定于作者构思的技巧。那么，如何精心构思呢？有什么秘诀吗？下面笔者将结合一些优秀的杂文作品，来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选材立意的“大”与“小”
　　杂文的选材是很广泛的，凡是与现实生活有联系的东西，均可成为杂文的写作材料。杂文的立意，就是要在你选取的写作材料中，发现它的现实意义。一般来说，杂文的选取立意要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要“大中取小”，即取材的突破口要小；要“小中见大”，即立意要深、要广。林祖基的杂文《“心想事成”析》，从这些年来流行于我国民众之中的一句祝福语入手，取材的突破口不可谓不小，但是，透过这句看似平常的祝福语，作者却表达他内心深处的忧虑。道理其实很简单，表达美好愿望“心想事成”四个字，违背了客观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作者表示：“对‘心想事成’ 当头泼一盆冷水，希望就此降温，并盼望人们从梦幻中回到现实，正正当当、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我想如果这样，每个人的事业是会有所成就的。”作家王蒙的《也算下情》，取材立意也是从“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该杂文选取了几则流行于当前社会中的一些顺口溜，来表达他本人的看法。王蒙认为：这些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尽管有诸多不足取处，但是知道知道人们有些什么说法，考虑考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也还不无意义。”领导干部听到这些顺口溜有何触动呢？起码是“体察民情”的一种方法吧，所以王蒙这篇杂文取名“也算下情”，希望“下情”能够“上达”。
　　杂文写作，取材宜“小”，立意却要“大”，作者要善于发现，要练就“见微知著”的本领。卢嘉兴的《父系社会的新闻眼》一文，从南方某大报发表的一则新闻谈起。该报称“毛泽东血脉的唯一传人毛新宇成家立业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杂文作者认为，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有孩子，他们也成家立业了，莫非她（他）们不是毛泽东的传人？看来重男轻女的封建遗毒已深入到不少人的骨髓！就连“无冕之王”的记者也不能幸免。
　　“大”与“小”是辩证的统一。胸中没有“大”，就很难匠心独运地取出有意义的“小”来，笔下没有“小”，也很难提示出富有深度的“大”来。牧惠的《强扭的瓜也甜？》、朱正的《追认烈士议》等杂文，都在取材立意的“大”与“小”的关系问题上处理得很好。
　　（二）艺术构思的“虚”与“实”
　　杂文写作要讲究有“虚”有“实”，“虚”“实”相间。讲道理是“虚”，举实例是“实”。在谋篇布局上要做到“以虚统实，以实带虚”。
　　刘友德的《北京是谁的首都》一文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招考十名高级法官，但是却规定招考对象必须有“北京市户口”。因此作者感叹地写道：
　　……这几乎已成为惯例，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问：大家如此便对吗？这种户籍限制，可以说是户籍歧视，也就是地域歧视，身份歧视，合法吗？公平吗？……首都作为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不从全国吸收精英治国，中央机关还配作为中央（政治中心）吗？
　　文章最后这样作结：
　　说一千道一万，小道理得服从大道理。当今中国的大道理，就是改革——革除一切不合理的弊端，就是开放——不仅对外开放，也对内开放，大家公平竞争。这样才能叫人心服口服，这样才能天下归心，人才辈出，有利于成就振兴中华的大事。
　　文章讲到报考者须有“北京户口”作为报考条件之一，这是“实”，即事实、实情，最后的那一段概括的道理就是“虚”。如果没有文章前面介绍的“实”的事例，后面的道理就不好阐发。但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地介绍“北京户口”作为报考条件之一，而没有后面的一段议论性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就不能升华，就会缺乏深刻的思想力量。
　　在鲁迅《“……”“□□□□”论补》一文中，“□□” 原来代表古书的阙文，后来又成为检查删节的符号，他说：“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至此，鲁迅列举的只是事实，然后他从这个事实中得出了这个“结论”——“无法可补”是学术上的损失，而“欲补不能”却是政治上的迫害，这是古今两种“□□”的不可混淆的区别。鲁迅善于从日常事物中发现它的内在联系，通过辩证的论述提示其深广意义。泛泛地讲点“道理”很难写成好的杂文，把“道理”寓于某一具体的“事实”（或情节、画面、场景）之中，才可以找到杂文艺术表现形式的“突破口”。鲁迅在这点上，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比如，在“倒掉”的雷峰塔上，他揭示了封建秩序维护者可悲的下场（《论雷峰塔的倒掉》）、在干苦力的工人和资产阶级小姐、太太“出汗”的不同中，找到了“文学永久性”的不能成立（《文学与出汗》）、在旧戏“二花脸”的角色中，洞见了一些“帮闲”的“知识阶级”“小骂大帮忙”的“嘴脸”（《二丑的艺术》）……
　　由此可见，处理了杂文的“虚”“实”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三）行文布局的“开”与“合”
　　“文章之道，有开有合。”也就是写文章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一般文章要求如此，杂文写作的要求更是如此。
　　牧惠的《也思考江珊》，是他在读了沈训芳先生的《思考江珊》一文，有感而发写成的。
　　江珊是一九九八年湖北大洪水中被解放军解救的那个女孩。后来热心人把她送到北京去读书。牧惠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小江珊进京时，有五人陪同。沈先生以为只需一人护送，便可节约数千元用于支援灾区。这一见解，完全不符合一位专家（或半位或零位）出国考察，需要一批长官（或加上家属）陪同（应正名为监督）的国情。应当说，如此小孩，五人还嫌太少。小江珊到西站后，知名人士领着一大帮人打着大横额隆重迎接，这既是上光荣榜的好机会，又显示了咱们战胜洪灾的凝聚力，小江珊只不过是配角，是道具。何必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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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小世界，天地大舞台。”对于这类事，最恰当的办法是：看戏。
　　这篇杂文，透过一些“善举”的表面，看到如今一些人善于利用媒体进行自我炒作的“作秀”意识。所以对于这类事，作者告诉我们应该抱着“看戏”的心态来对待它。这种“放得开”“收得拢”的开合笔法，是杂文典型的写作艺术之一。
　　林祖基的《“难得糊涂”与“是非分明”》，“放”得很开，从许多人用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这幅书法条幅来装饰房间谈起，他分析了个中的原因。但作者不赞成一味“糊涂”下去，文章最后“收”到“是非分明”上来了。这篇杂文这样结尾：
　　权衡利害，处事有度，该糊涂时且糊涂，该分明时得分明，这正是个人成熟老练的表现。
　　如果说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是高妙的处世哲学的话，那么，笔者认为：明大义，识大体，大事不糊涂，小事不拘泥的处世原则，将不失为一种“超凡脱俗”的处世态度。
　　要想写出真正的“杂文”，让它内容“杂”，文笔“杂”，就要大胆放手，进行丰富的联想，做到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四）语言文学的“庄”与“谐”
　　杂文既然是“文艺性”的政论性，其语言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在杂文写作过程中，应该处理好“庄”与“谐”的辩证关系问题。要“庄而能谐”“庄谐并作”。
　　陈四益的《进谏》一文，是以“谏”为文的：
　　某公身为谏议大夫，“思有以拾遗补阙”，仿效魏徵上疏。疏未上，忽然念及“居安思危”一语未妥，本是太平盛世，何危之有？于是挥笔抹去。继而又觉着“载舟覆舟”一语太险，民若“覆舟”，岂非作乱？“乱”字岂可说得？又于是挥笔抹去。再继而一想，“虑壅蔽”，“惧谗邪”，岂不是说皇帝不明察洞烛为谗所蔽？想至此，“不禁汗下浃背矣。”又于是挥笔抹去。如是者再，心始稍安。最后剩下八字：承天景命，垂拱而治。
　　这篇短文，寓庄于谐，某公由“谏”而“谀”，其初衷如彼，而结果又如此，谁能不为之忍俊不禁？我们读者似乎看到了“某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窘态。
　　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讲叭儿狗那段文字，语言生动有趣，既诙谐又庄重，这种“杂文”式的语言很有吸引力。再如鲁迅的《伪自由书•文学上的折扣》中的一段文字：
　　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这对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说愁是“白发三千丈”，这时我们至少将他打一个二万扣，以为也许有七八尺，但决不会相信它会盘在顶上像一个大草囤。
　　鲁迅以读文学作品时需要打折扣为喻，奉劝人们不要相信那些冠冕堂皇、俨乎其然的文章，掌握其夸大、装腔、撒谎的本质。这里“猪猡”和“大草囤”是诙谐的语言，同时又非常形象，它以具体的画面说明要讲的道理，使人一见就懂，一想就通。
　　鲁迅的杂文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几个字道出了杂文语言的真正精神。没有语言的“谐”，光讲语言的“庄”，实际上是很难写成地道的杂文的。
　　
　　五、杂文写作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端正写作态度，掌握讽刺分寸
　　杂文的战斗性很强，我们应该对危害社会的事情做到疾恶如仇，毫不手软，为净化社会空气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讽刺的对象不同，我们的态度也应有所不一样，比如对待敌人和对待有缺点的自己的同志，我们就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猛烈开火”，应该掌握好讽刺分寸。应该像鲁迅那样，对待自己不觉悟的同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待敌人则是“横眉冷对”。
　　（二）博采众长，厚积薄发
　　杂文姓“杂”，因为它取材十分广泛，它涉及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因此我们要努力学习，博采众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厚积薄发，写出好的杂文。目前活跃于我国文坛的杂文作家，比如牧惠、邵燕祥、毛志成、朱铁志、鄢烈山，还有英年早逝的王小波等，都是勤于学习，博采众长，善于借鉴别人的写作长处的。
　　（三）形象论证，切忌说教
　　杂文是形象化的、文艺性的社会论文。缺乏“形象性”论证的杂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杂文。板着面孔说教的杂文，也是起不到应有教育作用的。因此，要学习写作杂文，形象论证的手法必须学会。
　　
　　作者简介：陈南先，江西泰和人，文学博士。广东技术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体学研究。
　　
　　①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７月版，第３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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