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传释特色的阐释，是建构叶维廉比较诗学中“中国模子”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是叶氏比较诗学体系最显功力之处，亦即通过“迹近”物象的直接呈现和“逗现”意象的自由兴发，达致对“真实世界”美感视境的追求。
　　关键词：真实世界迹近逗现
　　
　　海外华裔学者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对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外汉学和比较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所提出的比较文学中的“模子说”倡导循源溯流，同异全识，相互映照，被有的学者归纳为“‘模子寻根法’和对话方式的综合”^①，具体的意思是：“依照各自的文化模子追寻各自文学的源流，又始终视对方为一个参照对象，辨别同异，展开对话，进一步认识自己。”^②
　　虽然叶维廉在其比较诗学理论和实践中一以贯之的是平等对话，互比互识，不执一端的主张，但我们却可以看到其显现功力处还是在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挖掘和发扬上。这种极富意义的对中国诗学起到“解蔽”作用的努力势必对所谓的中国文论“失语”的困境和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具有启发意义。^③而在这种“解蔽”的过程中，叶氏的立基之处是透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传释方式的阐释，凸显受道家主要是庄子影响的传统诗学的美感视境。因此，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传释特点的研究在叶氏的理论和实践中就具有了及其重要的位置。叶维廉自己也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在我们的互照互识的构思中，我们必须把双线文化和多线文化的探讨导归语言、历史、文化三者不可分割的复合基源。”^④
　　
　　一、“真实世界”美感视境的解读
　　
　　正如叶维廉在接受访谈时所讲：“我早期受‘五四’传统的影响很大，我喜欢中国诗歌那种丰富、含蓄，不依赖陈述，主要由意象构成多层次意味和氛围的短诗。”^⑤以道家特别是庄子美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决定了叶氏对语言及其传释活动拥有了自己独到的理解，亦即语言以一种不可言说的言说，去“迹近”、“逗现”现象世界或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是叶维廉比较诗学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之美感视境的理解。他有专文《语言与真实世界》来探讨这一核心问题，其中的阐释也比较明晰：“在注意及决定事物的状态和关系之‘前’的一瞬，亦即‘指义前’的一瞬，是属于原来的、真实的世界。”^⑥这种“指义前”的真实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超脱语言，超脱感受，超脱时空的，因而，我们只能通过冲破语言、感受和时空之限制，接近这一理想中的真实世界。
　　不仅有专文论述，而且从叶维廉的大部分理论著作中都可以体会到他对道家尤其是庄子美学的心领神会。在《言无言：道家知识论》一文中，他否定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妄图“无视外物的实在性而另行建构一个替代体的抽象世界”^⑦的努力。这种西方传统的狂妄求知在他看来忽略了如下几点：１．理念世界只是一种代替现象世界的“假设”“假名”；２．理念世界的真知因现象世界的不可预知而不可得；３．具有有限性的人无法承担树立万物典范的重任；４．世界的变动性根本否定了理念世界的不变性；５．由直观现象到理念本体的辩证推理活动，违背了世界的非序次性特征。^⑧反观于此，道家早就领悟到了宇宙现象世界的演变是超乎语言、逻辑和智识的，老庄视抽象的理念为限制，减缩，歪曲，片面的假想。无论是老子主张的“大制无割”“复归于朴”，还是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们共同的理想都是追求“未始有封”“未始有是非”的“概念、语言、意识发生前”的世界。
　　然而，要复归、退回到“概念、语言、意识”前的远古世界已不啻为一种幻想，要用先天自然就具有“指义”作用的语言传递真实世界的感受经验也就成了一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审美追求。现象世界的体验是自足自得的，具有一定的不可传达性，而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者们却具有强烈的传达这种体验的欲望与要求。因之，这种内在的、先天的矛盾和冲突就期待作者独特的语言传释策略——不可言说的言说。叶氏在下面的段落中对这种传释策略及其所追求的美感视境之分析比较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也可以看作是他对比较诗学中“中国模子”的独特解析。
　　
　　中国诗人能使具体物象的活动存真，能以“不决定，不细分”保持物象之多面暗示性和多元关系，乃系依赖文言之超脱语法与词性的自由，而此自由可以让诗人加强物象的独立性、视觉性及空间的玩味。
　　这些特色往往使读者与文字之间保持着一种灵活自由的关系，读者仿佛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中间地带。这种语法的灵活性促成了一种指义前的状态，那些字仿如实际生活中的事物一样，在未受预定的关系与意义的封闭的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活动，可以从不同角度进出的开阔的空间，让我们获得同一美感瞬间的不同层次，让近乎电影般视觉性强的事物、事件在我们眼前演出，而我们仿佛在许多意义的边缘前颤抖欲言。^⑨
　　
　　二、“迹近”：物象的直接呈现
　　
　　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赋予了诗人把握和传达现象世界的有利工具。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论丛》开篇就言及中国文字：“中国文字虽曰象形，而多用线条，描其轮廓态势，传其精神意象，较之埃及，灵活超脱，相胜甚远。”^⑩当然，我们不可以轻下断语说，正是中国语言文字的这种天然优势才造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美感视境。或许，恰恰相反，正是中国道家的这种独特的审美追求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少，我们应该承认，语言文字和这种追求“真实世界”的美感视境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因为，从本质上说来，语言还是人认识世界本质的一种表征。
　　对现象世界或真实世界美感视境的追求是贯穿着叶氏理论和实践的一条主线，他甚至将这一审美标准引入到了小说批评中，要求小说也需要有“不隔”之感，达到了小说与诗的美学汇通。在《现象•经验•表现》一文中，他更加强调了这种追求及其语言传释特点：
　　
　　现象（由宇宙的存在及变化到人的存在及变化）本身自成系统，自成律动。语言的功用，在艺术的范畴里，只应捕捉事物伸展的律动，不应硬加解说。任何事物从现象中依次涌出，让读者与之冲激，让读者参与，让读者各自去解说或不解说。⁽¹¹⁾
　　
　　叶氏在其文中频频使用“迹近”的概念和“火花”“水银灯”等比喻来解释文字这种突破自身限制，无限逼近现象界的特殊功用。超脱语法束缚的文言具有了“充分视觉性、图画性和汉语非直线性组合的特征，使它正好成为诗人直接触摸与描述世界的天然质料”⁽¹²⁾。即是说，汉字的视觉性与自足性使中国古典诗歌具有了语序自由、意象鲜明、超越逻辑而直抵经验世界的特点。这种超越智识，诉诸直觉经验的语言，在现代小说中也屡被应用，因为“这不是作者在语言上耍花招，因为生活就是这样的”⁽¹³⁾。
　　这种“火花”一闪般的“迹近”效果的获得，依赖于文言超越语法的高度灵活性。通过这种“若定向、定时、定义而犹未定向、定时、定义”⁽¹⁴⁾的超脱性语法，诗人接近了保持接触物象一瞬间的实际现象世界的存真。具体来说，这种语法特点主要有如下特征：１．古典诗歌不用或少用人称代词，从而消除了主客体间的距离，使读者与作者之间保持一种可以主客互换的模棱两可的关系；２．古典诗歌的谓词没有时态变化，这使得作者彼时彼地的体验具有了一种此时此地的现场感和一种永恒的普遍的超越性质，直接以其常新的面貌在我们面前生发涌现：３．古典诗歌句法、文法的灵活性，消解了空间和感受的限制，摆脱了日常分析性、叙述性的语言逻辑，形成了松散、模糊的语序和语义关系，从而接近前引叶氏段落中言及的“指义前”的状态，营造出一种直觉性的美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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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典诗歌这种超脱性语法特质最极端的例子中，形容词、动词、前置词、连接词等一系列的逻辑解析成分都可以弃置不用。这样最终导致的结果就将是像“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和“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这样的物象平列和并置。甚至对这些诗句中所包含的名词性词组的数量我们也不能肯定，每句我们都可以分别将其看作六个物象或者四个物象的并置。具体比如第一句，我们可以看作“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六个物象，也可以视作“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四个物象，都无不可。进一步说，这种简单的名词性词组的并列组合，使我们对这些单个的名词性词组之间的关系，更加难以处理。时间、空间限制的剥离和解说性、分析性概念的“解蔽”，显现出来的是看似“支离破碎”般的稚子学语，但是它也是童子未受智识蒙蔽之眼感受世界所得到的“浑而未划”“融而不分”的本真境界。虽然，我们不能尽然保留稚子这种“慧眼”，但是借助语言的这种传释策略，我们也得以位处这样一种“‘若即若离’的中间地带”，可以“从不同角度进出的开阔的空间”，因为，就像有的小说家所言，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
　　当然，语言“迹近”真实世界是和突破感受性的限制密不可分的⁽¹⁵⁾。只有“对真秩序有通明的了悟，语言的性能可以藉被解放了的观、感活动，调整到迹近‘风吹’‘鸟鸣’的自然”⁽¹⁶⁾。这里的对“真秩序”的“了悟”讲的就是要突破ｌｏｇｏｓ（罗各斯）中心的逻辑性、分析性和概念性的感受限制，还原道家的“风吹”“鸟鸣”式的自然化境。
　　打破正常语序，超越语法所获得的真实世界的效果凸现了诗歌意象的独立性、视觉性、雕塑性与电影意味，近乎真实世界的“直接呈现”。这在下面这首马致远的著名作品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三、“逗现”：意象的自由兴发
　　
　　“迹近”只是一种对真实世界的原真态势的模拟和近似，文字作为一种表义的媒介，是不可能完全做到“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的。有限的语言的“火花”于一瞬间只能照亮真实世界有限的局部，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引领我们去“逗现”火光照耀不到的广阔的现象世界的阴影区域。
　　诗歌语言并不是名词的简单罗列，真实世界也并非物象的机械排布。“万物自真世界形现演化的气韵气象”⁽¹⁷⁾才是老庄哲学所追求的“大道”，才是中国古典诗歌追求的极致。这即是对诗歌意象的含蓄性、暗示性、生发性的强调，唯有通过“逗现”的艺术才能实现，用叶氏自己的话说就是“道家美学的语言，还重视语言的空白（写下的语言是‘实’，未写下的是‘虚’）”⁽¹⁸⁾。
　　叶氏的这种语言观和美感视境，还是源于对道家哲学关于世界本质的超越性和语言传达之有限性的理解。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在这种思想渊源的影响下，中国古典诗歌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可传达的都是表面的、肤浅的、有限的，而最深刻、最本质、最神秘的东西则不可传达。解决这种传释的张力之途径在于采取一种独特的策略，一方面必须为使用语言媒介的必要性辩护，另一方面，又要对语言的有限性和效用有清醒的认识，要使诗人在使用语言文字时有一种超越性的意识，“若即若离”、“得鱼忘筌”、“虚实相生”、“蕴藉深远”。
　　这种“不可言说的言说”所达致的“逗现”意象自由兴发的效果亦显示出古典诗歌语法和思维的独特魅力。葛兆光先生在其《汉字的魔方》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汉字语法的省略和错综作为一种避免确定与限制的手段，还原了诗人体验的朦胧混沌境界；同时，汉字句法的“脱节”“颠倒”等引起的歧义恰恰是启发读者追求诗歌多义性的极佳工具。⁽¹⁹⁾也即是说，古典诗歌词汇的松散关系，语序的错综变化，使得诗境朦胧多变，包含了多种诠释和无穷意蕴自由生发的可能性。
　　无论是事物“伸展的律动”，还是“形现演化的气韵气象”，都是说的诗歌所要传达的是超出日常叙述性语言的“诗意”。尽管，中国古典诗歌比较能够营造一种近似真实世界自真形现的效果，但是，文学作品毕竟还是诗人运思的结果。作者物象的选择和安排都透露着作者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和预想传达的诗意，尽管并不一定是诗歌所能传达的全部。正像蒋寅先生在其著作中界定语象、物象、意象、意境等一些极易混淆的概念时所说的那样，“意象是由不同的意和象结合而成，意象形成的关键是人意识的作用”⁽²⁰⁾。“逗现”的作用就是藉由精炼紧凑的语言，不仅要去尽可能的复原作者理想中想要传达之意，而且还要去感受作者未有而意象自由兴发所产生的“无尽之意”，也即是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
　　以上一节末所引马致远的作品为例，尽管我们说这些单个物象之间的关系有些近似现象世界的原真状态，但是，作者为什么在大千世界中独独选择这些物象而不是其他，作者安排这些意象的顺序为什么是如此而不是另一种方式呢？这就是作者运思的结果。具体一点说，单个的“枯藤”“老树”“昏鸦”我们可以视之为物象，但是当这些物象组合在一起时，那就是蒋寅先生所说的意象了，而四组意象的结合就成了全篇的意境了。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由物象的直接呈现，而至意象的自由兴发，最后达致意境的蕴藉无穷。
　　“迹近”强调的是诗境物象的自给自足，“逗现”关注的是诗境中意象的自由兴现。从本源上来说，它们都是建构于道家美学的美感视境即真实世界的追求之上的。两种语言传释策略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本文加以区别只是就其侧重点的差异略加鉴别。借用梅尧臣的话予以综合就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²¹⁾“迹近”即物即真的真实世界是“逗现”意象自由兴现的必要前提；反之，后者亦是前者的必然结果。因为真实世界原来就是自给自足，意蕴无尽的。
　　
　　作者简介：汪全刚，暨南大学文学院２００３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①②李丽．跨文化比较中模子的确认及应用［Ａ］．饶?子．比较文艺学论集［Ｃ］．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３７．
　　③(15)刘绍瑾，?同壮．叶维廉比较诗学中的庄子情结［Ｊ］．文史哲，２００３（５）．
　　④⑥(11)(16)(17)(18)叶维廉．叶维廉文集（卷一）［Ｍ］．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１，１２５，３２６，１４２－１４３．
　　⑤朱徽．叶维廉访谈录［Ｊ］．中国比较文学，１９９７（４）．
　　⑦⑧(14)叶维廉．中国诗学［Ｍ］．三联书店，１９９２：４０，４１，３５．
　　⑨叶维廉：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选［Ｃ］．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４２．
　　⑩钱穆．中国文学论丛［Ｍ］．三联书店，２００２：６．
　　(12)(19)葛兆光．汉字的魔方［Ｍ］．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５９．
　　(13)汪曾祺．小说文体研究［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Ｍ］．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
　　(20)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Ｍ］．中华书局，２００３：１８．
　　(21)转引自欧阳修．六一诗话［Ａ］．（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上）［Ｍ］．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２６７．
　　

• 汪全刚： “迹近”现象，“逗现”真实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