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梁陈宫体诗的形成与文学传统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孕育关系密切。宫体诗形成于梁立国之初至梁普通四年（公元五二三年）萧纲镇守雍州之前。当时，由齐入梁的诸多诗人、拟作体的鼎盛为宫体诗的成熟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文学滋养，梁武帝萧衍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文易俗”的新举措为宫体诗的问世提供了可靠保证。
　　关键词：文学传统社会环境拟作体形成
　　
　　一、梁陈宫体诗的酝酿过程
　　
　　从文学的发展规律来看，梁代天监初年之前的时间均可以称之为宫体诗酝酿期。其时，文学传统之影响、社会环境之孕育与宫体诗关系密切。
　　首先，在文学传统影响上，宫体诗与《诗经》之寄托、《楚辞》之意境一脉相承。拟作体的兴起则为宫体诗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创作基础。宫体诗与《诗经》相似，本身即兼具悲剧与喜剧的双重色彩。在《诗经》的《卫风•伯兮》中，“首如飞蓬”之怨妇为思念丈夫而痛心疾首；在《秦风•蒹葭》中，主人公为思念意中人而苦苦等候；在《秦风•黄鸟》中，弃妇为求得与丈夫重叙温情而“忧心靡乐”；在《小雅•沔水》中，主人公对“讹言”“谗言”忧心忡忡而渴望似鹰隼般振翅翱翔。与之相似，在宫体诗中，沈约《送别》借“未尽樽前酒，妾泪已千行”倾诉心中块垒，何逊借“寸心君不见，拭泪坐调弦”（《为人妾怨诗》）巧诉怅然情怀；吴均“岁暮竟无成，忧来坐默默”（《赠任黄门诗》二首其一）渴望能为人见知；江洪的“犹冀凌云志，万里共翩翩”（《和新浦侯咏鹤诗》）则既悲叹自己生不逢时，又渴望能一展抱负。相反，在《卫风•木瓜》中，青年男女互赠信物，寄兴隽永；《郑风》之《溱洧》《有女同车》等状男欢女爱，缠绵缱绻，甘美如饴。此类情爱之篇，在宫体诗中亦多有表现。其中徐悱《赠内诗》“聊因一书札，以代九回肠”深沉缠绵；萧纲《咏内人昼眠》诗中“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生机盎然，寄兴深远，既写出了“夫婿”的绵绵深意，又使全诗充满了喜剧色彩。宫体诗与《诗经》诸作之间亦多有不同之处：《诗经》表达思想感情较为直接质朴，而宫体诗则因梁陈之际社会背景更趋复杂、价值观念之特殊变化而呈现出较为委婉含蓄的时代特征。
　　《楚辞》之意境亦为宫体诗所承继。在宋玉《招魂》中，女乐形象之“?止忭鹗樱?吭?ㄐ?薄⒕安睢洞笳小分兄???恳诵Γ?昝悸?弧钡让杌嫖?粞堋栋桌?辞》、沈约《夏白?》、张率《白?歌》所借鉴，其中“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转私自怜”（萧衍《白?辞》）、“朱光灼烁照佳人，含情送意遥相亲”（沈约《夏白?》）、“依弦度曲婉盈盈，扬蛾为态谁目成”（张率《白?歌》）等含情脉脉之意态，亦深得《楚辞》塑造人物形象与渲染意境之精髓。此外，《招魂》中“蛾眉曼，目腾光些”予吴均《小垂手》中“蛾眉与曼脸，见此空愁人”影响甚著；沈约“扬蛾一含睇，绢好且修”（《湘夫人》）、王僧孺“桂栋承薜帷，渺涉川之湄”（《湘夫人》）等诗句则直承《九歌•湘夫人》意旨，而其意蕴又更加丰富。宫体诗与《楚辞》在塑造意境、突出形象上，表达目的是相通的，然而因时代之局限，《楚辞》中的有些内容较为晦涩难懂，意境相对较为单纯；而宫体诗则更接近生活，更为雅俗共赏，在意境塑造上亦更加丰富多彩。
　　拟作诗于南朝初期呈鼎盛之势。纵览拟作诗之发展脉络，即可发现其与宫体诗关系密不可分，贡献非小。在拟作诗之发展过程中，拟古诗与拟乐府并驾齐驱，相得益彰。早在西晋，陆士衡《拟古诗》即“名重当世”（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南齐时江文通亦“诗体总杂，善于模拟”（钟嵘《诗品》），其《杂体诗》三十首，分拟诸家，风格酷肖，堪称宫体诗酝酿期拟作诗之杰出代表与承前启后之过渡桥梁。拟乐府之风自东汉以来即相沿不衰。曹丕的乐府诗“如引人於张乐之野，伶风善月”（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曹植之乐府诗“意厚词赡，气格浑雄”（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陆机之拟乐府，曾有“令读者惊心动魄”之功（刘熙载《艺概•诗概》）；鲍照乐府，“如五丁凿山，开人世所未有”（沈德潜《古诗源》卷十一）。现代学者萧涤非先生之《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亦曾指出：“溯至东晋开国，下迄齐亡，百几十余年时间，民间乐府已达最高潮。”拟作体于齐末梁初之蓬勃发展，为宫体诗的问世在内容、题材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营养，终有所谓“宫体”之诞生。然而，《诗经》之寄托与《楚辞》之意境影响，拟作体之推波助澜只不过为宫体诗的出现提供了创作上的必要条件，而南朝社会的政治背景才为宫体诗的形成提供了肥沃土壤。
　　其次，南朝初年的社会背景为宫体诗的萌芽提供了孕育的温床，宋齐时代部分帝王自身爱好文学并积极提倡，对宫体诗的形成亦影响非小。在刘宋先后在位的八位皇帝中，就有武帝、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爱好文学。刘勰之《文心雕龙•时序篇》曾评价曰：“自（宋）武帝爱文，文帝彬雅，孝武多才，英才云构。”南齐尽管短命，但颇具“文思广被，才秀英发”、“跨周轹汉”之势，其中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八友”中萧衍、沈约、范云、陆??等人后来即为宫体诗之主将，对宫体诗的问世颇有创建之功。
　　宋齐统治者不仅自身爱好文学并积极提倡，而且以帝王重臣之尊贵广交文人，奖掖才士，为此后宫体诗人地位的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史载宋临川王刘义庆“招聚才学人士，远近必至”（《南史•刘义庆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亦“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之才学皆游集焉”（《南齐书•萧子良传》）。宋齐统治者奖掖文士从以文授职或因文免罪即可略见一斑。宋时汤惠休善于属文，被世祖命之还俗，官位扬州刺史；少时孤贫之江文通因文为齐代重臣萧道成赏识，被召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此外，出为永嘉太守之丘迟，因“在郡不称职，为有司所纠。帝爱其才，寝其奏”（《南史•文学•丘迟传》）。以上可见，因宋、齐帝王重臣之大力提倡，南朝初期文学的地位与以往的确不同，其中除了士族文人谢灵运、王融、谢?等人因与皇权作对而被处以极刑之外，文学对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已成为一种扩大家族影响和较为直接便宜的进身阶梯。对于统治者来说，它已成为“取士”的一项重要标准，成为对门阀世族子弟“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传》）特权的一种抵消。
　　综上所述，南朝初期君主重臣对文学的爱好和积极提倡，使当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南史•王承传》），“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南史•宗悫传》）。如此时代风气和悠久的文学传统，对梁陈宫体诗在多方面的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宋、齐两代，皇族内讧频频发生，且有变本加厉之势，甚至连文人鲍照、范晔等也在所难免。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使其时文学发展迭遭挫折，诗歌创作也因多局限于贵公子之间而使其发展受到诸多束缚。因此，较为混乱的宋、齐社会不具备产生影响深广的宫体诗潮的条件。
　　
　　二、梁陈宫体诗的形成条件
　　
　　宫体诗形成于梁立国之初至梁普通四年（公元五二三年）萧纲镇守雍州之前。其时由齐入梁的诸多诗人、拟作体的鼎盛为宫体诗的成熟提供了前提条件和文学滋养，梁武帝萧衍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文易俗”的新举措为宫体诗的形成提供了可靠保证。
　　宫体诗于梁初的成熟可以诸多齐代诗人入梁和拟作的鼎盛为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诸多由齐入梁的著名诗人构成了宫体诗创作的强大阵容，为宫体诗成熟提供了永明体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丰富经验，亦为宫体诗问世提供了非常必要的前提条件。
　　以梁天监四年（公元五?五年）为界，请看下列由齐入梁后当时主要宫体诗人的年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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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生 卒 时 间当时年龄卒时年龄
　　萧衍公元４６４年——公元５４９年４２岁８６岁
　　沈约公元４４１年——公元５１３年６５岁７３岁
　　丘迟公元４６４年——公元５０８年４２岁４５岁
　　王僧孺公元４６５年——公元５２２年４１岁５８岁
　　柳恽公元４６５年——公元５１７年４１岁５３岁
　　吴均公元４６９年——公元５２０年３７岁５２岁
　　到洽公元４４７年——公元５２７年５９岁７１岁
　　到溉公元４７４年——公元５４８年３２岁７５岁
　　陆??公元４７０年——公元５２６年３６岁５７岁
　　张率公元４７５年——公元５２７年３１岁５３岁
　　何逊 ?——公元５２０年左右
　　
　　此外，虞羲、江洪等人亦为由齐入梁之文士。如此众多的著名诗人由齐入梁，正处于年富力强、一生创作之黄金时期，且正遇到梁武帝提倡以文易俗劲风之鼓吹和身体力行之推动，宫体诗问世才真正具备了水到渠成的条件。
　　宫体诗人之创作早期是从咏物诗和拟乐府角度重点突破的。在俞琰《历朝咏物诗选》中沈又彭后序曾引其师俞氏之言曰：“诗之有咏物，犹时艺之有小题。作诗者以咏物为先，犹作时艺以小题为始……（咏物诗）诚诗学之津梁也。……世有从事於诗者乎，请先咏物。”梁初诗人们即承齐末余绪，并对咏物诗大力发展。打开全梁诗集，即可发现在诗歌部分五咏、八咏、十咏之类诗作琳琅满目，颇有是物皆可被咏、万物皆能入诗之势。在咏物过程中，由咏客观外物到咏美女本体，既是一种艺术追求上的自然发展，同时从另一侧面亦反映出当时诗人对文学批评理论消化不足和时代文学观念之局限。
　　拟作体在梁初势头最盛，且与咏物诗相得益彰，成为宫体诗的主要创作手段之一。其中拟乐府、拟古诗在宫体中所占篇幅亦最多。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曰：“至梁，一方因音乐力量，一方又因对民歌自身之爱好，模拟乃成为极普遍之现象。形式内容皆与民歌无大差异。浸假而影响于当时之全诗坛，而有所谓‘宫体诗’之产生。”宫体诗人对古乐府、古诗之自觉摹拟，予文人形成自觉的创作意识以极大帮助。同时，在大量拟作的基础上，宫体诗人亦吸取古人精华，借鉴大量古诗、古赋等优秀文学遗产，不仅创作出如《上山采蘼芜》《艳歌行》《有所思》《三妇艳》《七夕》《闺怨》之类的拟乐府，而且还写了大量的如《白?歌》《昭君辞》《昭君叹》《昭君怨》《湘夫人》等拟古诗。从艺术角度上来看，正因为大量拟乐府、拟古诗的强化训练，才能为时人和后人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创作经验和教训，促使宫体诗创作高潮的到来。
　　胡应麟《诗薮》曰：“古诗乐府，似易拟而实难，犹画家之画狗马人物也。”朱光潜《谈美》曰：“诗和其它艺术一样，须从模仿入手，所以不能不似古人，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但是它必须归于创造，所以又不能全似古人，全似古人则失其所以为我。创造不能无模仿，但是只有模仿也不能算是创造。”深而论之，拟作诗学古之风实是从好古之心发出的，拟古之情亦是从尊古之愿兴起的，而这些好古之心和尊古之愿所产生的根本原因，又与梁代社会尊儒之风兴起关联密切。（见李泽厚、刘纲纪著《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下册）因拟作较多地涉及妇女题材，为宫体诗在艺术风格上奠定了颇具轻艳色彩的创作基调，同时也成为被后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要而言之，众多年富力强的由齐入梁的著名宫体诗人，在咏物、拟作题材上的重点突破使宫体诗在此十余年间蓬勃兴起，并迅速风靡朝野，而以往学术界所称宫体诗形成于梁中期之说恐系对早期宫体代表诗人沈约、丘迟、王僧孺、柳恽、吴均、何逊等人卒年缺乏深刻比较所致。事实上，宫体诗若无上述主将之作将会大为逊色，并且以往在批判宫体诗时亦多举其诗作为佐证，可见欲正本清源，确有仔细推敲、恢复其本来面目之必要。
　　宫体诗于梁初之际形成，与其时意识形态大变化、世人内心世界大动荡关系密切，社会大背景的广泛影响为宫体诗的形成亦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规律中，任何一个朝代更替时，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等最稳定、最保守、最不容易变迁，内心世界是很难紧随着朝代的更替而马上发生变化的。自东汉以来所形成的门阀世族，尽管正在趋于没落，北府军将领刘裕建立宋代之后亦曾多次对士族势力的桀骜不驯予以镇压，但仍未能彻底移动门阀世族在世人意识中的统治地位，士族阶层丰厚的经济基础、优越的社会地位、坐致公卿的从政方式直至南齐末年仍没有大的改变。其巨大影响轻则可以制造思想混乱，挑拨皇族内讧，重则可以兴兵造反，一呼百应，对皇权造成致命威胁。因此，梁武帝于开国之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制造礼乐、敦崇儒雅”（《南史•梁本纪》），“移风易俗，明贵辨贱”（萧衍《审古乐诏》），把“经俗以文”（《南史•徐勉传》）的理论付诸实践行动。同时，萧衍于实行设置谤木函广采言路、置五经博士、大兴国子学、博采英异、尊奉儒学等一系列变革措施的同时，还借助诗歌“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的巨大作用，利用文学为其统治方针服务，以图彻底改变世人之心理结构和价值观念。宫体诗随之兴起，作为梁初皇权统治的神经器官、改变思想意识的前哨组成部分也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乎此，萧衍父子对文学的爱好、提倡和积极写作的态度在南朝皇室中是无人能够比拟的。首先，萧衍父子对文学之爱好逾于往时。《南史•文学传序》曰：“自中原鼎沸，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於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亦曰：“帝王之家，文章瑰伟，前有曹魏，后有萧梁。”萧衍本身即集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于一身。其登基之后，不仅自制有《襄阳蹋铜蹄歌》《东飞伯劳歌》《河中之水歌》《江南弄》等新曲，并且还有大量拟乐府如《子夜歌》《欢闻歌》《子夜四时歌》等作问世。昭明太子萧统集文人学士于东宫，讨论篇籍，商榷古今，编辑《文选》，已成文坛千古佳话。萧纲自云其“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南史•梁本纪》），即使其被侯景幽禁于永福省、危在旦夕之际，仍咏吟不辍。王僧辩曾称颂梁元帝“博学则大哉无所与名，深言则晔乎昭章可观”（《梁书•元帝本纪》），其说虽有溢美之嫌，但亦足可见其时萧绎文学造诣之深。
　　其次，宫体诗的形成与梁初皇室对诗歌之积极倡导亦有直接联系。“于是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南史•文学传序》）。文学侍臣中刘孝绰因“诗工，即日起为西中郎将湘东王谘议参军”（《南史•刘孝绰传》）；武帝因赞赏褚翔所作之二十韵诗奇异敏捷，“即日补宣成王文学”（《南史•褚裕之传》）。在皇室提倡下，能诗善咏已成为升迁最直接最便宜的手段，无怪乎李延寿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南史•王僧孺传论》）因此，梁初钟嵘所著之《诗品•序》中评当时之人“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致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也就情有可原了。
　　在皇室之尊奖下，寒庶诗人亦乘机崛起。其中吴均之诗“文体清拔，有古气”（《南史•文学•吴均传》）；费昶之诗“才意新拔，有足嘉异”（《南史•文学•费昶传》引梁武帝语）。似此别具一格之诗风，为宫体诗的内容增添了新鲜血液，同时亦体现出随着梁初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变革，寒庶阶层地位的提高，客观环境才容许其参与文学竞争并一展才华；也正是因为宫体诗作为易俗措施之一被大力推行，才使文学这片过去几乎为门阀世族所独占的地盘为士庶阶层所共有，才使皇权寒庶以往与门阀世族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交锋时或溃不成军，或惟士族马首是瞻的状况至此有所改观，并最终使那些士族文人亦不得不随风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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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于《中国文学研究》（胡行之译）中指出：“文之功德，为守成的、恒久的；武之功用，为创业的、一时的。有创业然后有守成，武为一时的扫荡群雄，文为恒久的经纶天下。毕竟文武相成王业的终始，而以武开始，以文底成的。”梁武帝萧衍在扫荡群雄之后，正是从守成的、恒久的经天纬地观点出发，把推行宫体诗的形成作为改造梁初时代精神和世人心态的工具之一来予以运用的。由此可见，自刘宋以来门阀世族地位衰落、寒门新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萧梁皇室对文学的爱好和积极提倡并逐步在梁初意识形态领域取门阀世族而代之的现象，既为了解梁代社会背景之关键，亦为探究宫体诗形成原因之枢纽。除此之外，宫体诗之形成时间亦颇有辨正之必要。宫体诗从其孕育期即一直与文学传统沿革和政治背景变化密切相关，实际上把宫体诗定为何人创建于何时恐怕不尽合理。在大文化背景下，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成熟之后所形成的宫体诗，实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产物，而后人人为地依据史书中某条材料而把某人定为宫体诗创始人的作法实有舍本逐末之弊，大可不必苟同。学术界目前所推论的宫体诗兴起主要以“萧纲说”和“徐?说”两种可为代表。先前，学术界多认为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於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梁书•简文帝本纪》），为萧纲创建宫体诗之“铁证”，实际上《梁书》所载“时号曰‘宫体’”应根据历史情况视之为因其诗有“轻艳”之风故才有“宫体”诗之评，宫体诗之形成明显要早于萧纲赋诗之日，而不能视为萧纲早年即创建宫体诗。而萧纲七岁之时，正值天监八年（五?九）梁朝草创之日。
　　近年来，又有人据“（徐?）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南史•徐?传》）一语，认为徐?创立了宫体诗。其实，徐?流传下来的诗作仅有五首，在流传较多的梁诗中仅用散佚、战乱是难以解释其诗作太少的原因的。其二，在徐陵《玉台新咏》中，根本没有一首徐?诗作，此举一直或认为是“为尊者讳”，或认为是“千古之谜”。笔者认为徐陵所录之诗多是从文学影响角度考虑的，徐?诗之题材范围实在有限，不录其诗亦正事出有因。在梁初至徐?随晋安王萧纲赴雍州刺史上任二十余年之间，徐?亦的确不负“文学俱长兼有行者”（《南史•徐?传》）之名，萧纲“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之习又恰与徐?天监八年受周舍推荐入王府为侍读之时相符，然而这些仍不能充分说明徐?于梁中大通三年（公元五三一年）即创立宫体诗。
　　一种诗体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它并不因其称号如何而影响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只要它
　　本身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即可，而称呼只是一个能反映其内在特征和（下转第２７页）
　　外在表现特色的符号而已。同时假如我们承认宫体诗于梁中期才始形成，那么主要宫体诗人沈约卒年于公元五一三年，王僧孺卒于五二二年，柳恽卒于公元五一七年，吴均卒于公元五二?年等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实际上，宫体诗自形成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发展，只是徐?于文体上对宫体诗之发展有“既别”之力，萧纲则以其王子之尊、藩王之重积极参与创作并大力推动宫体诗发展——这些因素，均对宫体诗影响甚著。因此，笔者才认为假如说萧衍、沈约、王僧孺、吴均、柳恽、张卒等人于梁初在一定范围内为一定目的致力于宫体诗创作的话，那么给予宫体诗以重要地位并颇具推动宫体诗发展之功的当首推梁武帝萧衍，晋安王、雍州刺史萧纲及其谘议参军徐?三人；又因萧纲普通四年（公元五二三年）赴雍州刺史之任，笔者才把宫体诗形成期下限定于梁普通四年之前。
　　总而言之，宫体诗于梁初形成须借助由齐入梁诸多著名诗人的积极创作、拟作体的鼎盛作为问世的前提条件。宫体诗作的出现，从意识形态角度极大地影响了世人传统心态的转变，萧梁父子从政治上大力扶植、积极提倡亦为宫体诗的形成提供了可靠保证。由上可见，宫体诗之形成既与当时文学规律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之需要有关，亦与王室成员积极推动、文学侍臣努力创作关系紧密。
　　
　　作者简介：樊荣（１９５６－ ），河南淇县人，硕士研究生，河南省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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