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的文艺功能观王　莉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语文PLUS

ID: 97476

论郁达夫的文艺功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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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郁达夫的文艺功能观

◇ 王　莉

　　郁达夫在《小说论》中写道：“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品，既具备了美、真两条件，它的结果也必然会影响到‘善’上去。”实际上，郁达夫的文艺功能观就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即文艺的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和道德功能进行考察。
　　
　　一
　　
　　“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郁达夫这一看法抓住了文艺审美的本质。他还用生动的语言对文艺审美功能做了这样的解释：“艺术对我们所以这样重要者，也只因为我们由艺术可以常得到美的陶醉，可以一时救我们出世间苦，而入涅??之中，可以使我们得享乐我们的生活。”“得到美的陶醉”，便是指文艺的审美愉悦功能，即“欣赏者在形象感知和情感体验中产生了愉快喜悦之情，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美的享受”。这种“美的享受”是非功利性的，它不直接指向对真理的认识，或接受道德的训诫，而是为了情感的调节、宣泄和满足，进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休息。郁达夫强调在作品中酝酿一定的情调氛围，目的是就是使“读者没入它的美的恍惚之中，或觉着愉快，或怀着忧郁……”
　　需要指出的是，审美愉悦并不是单纯的轻松愉快，由于文学作品情感内容和审美形态的多样化，审美愉悦也呈现出丰富复杂性，或悲或喜，或忧或乐。而从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规律看，“忧郁和悲哀是一种更动人的美感”。郁达夫就偏爱忧郁与悲哀的审美愉悦功能，他大多作品都在酝酿一种感伤、忧郁、孤冷的情调氛围，从而使大批有着相同境遇的读者产生强烈共鸣，于是通过这种阅读，他们自身的忧伤情感得以宣泄和抒发，从而在审美愉悦中让心灵求得平衡。
　　而情调、氛围的营造，离不开情感，文学从本质上来说，是情感的产物。郁达夫十分欣赏托尔斯泰给艺术下的定义：“自己经验过的情感，自己回想起来，回想出来以后，用了运动、线、颜色、音响、或以言语来表现的形式，来传达这感情，使他人可以感到同样的经验，这就是艺术的活动。”郁达夫在《诗论》中也认为，“诗是有感于中而发于外的，所以无论如何，总离不了人的感情的脉动”。的确，文学的审美愉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情感的打动。郁达夫的很多作品也正是由于其强烈而动人的真情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在诸种文艺功能中，郁达夫最强调文艺审美功能，这也是众多论者早已指出的。但郁达夫是否就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呢？诚然，用“为艺术”和“为人生”是可以大体上标识“五四”新文学时期不同文学团体创作倾向的，但以此作为严格的文艺派别的区分显然是谬误的。郁达夫曾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中明确反对这种区分，“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又何必把两者分开来瞎闹呢？试问无艺术的人生可以算得人生么？又试问古今来哪一种艺术和人生没有关系的”。在他看来，只要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就不可能与人生没有关系。郁达夫的创作更不是钻进“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而总是与现实生活贴靠得很近，这就必然会对社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产生功利性的文艺功能。
　　
　　二
　　
　　文艺认识功能是郁达夫文论中论及较多、创作中也多有体现的。郁达夫很重视泰纳的文学之“种族、时代、环境”说，认为“作家的自我通过了艺术作品这重门而冲入到了时代精神之内，时代精神同样也通过了作家的自我而淋漓尽致地渗入去混在艺术作品之中”。正因如此，读者总是可以通过艺术作品去认识和了解一定时代的生活和精神，从而使文艺具备一定的认识功能。在郁达夫看来，一个时代的精神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不仅要表现英雄的现实生活，也要反映下层民众、知识分子等弱势群体的精神状态。因此，郁达夫虽头顶“颓废”“色情”等各色帽子仍坚持创作涉及同性恋、妓女生活的小说，对于别人的指责，他回答道：“劳动者可以被我们描写，男女学生可以被我们描写，家庭间的关系可以被我们描写，那么为什么独有这一个烟花世界，我们不应当描写呢？”可见，郁达夫是充分注意到文艺的认识功能的。
　　文学的认识功能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郁达夫所谓的“文学上的智的价值”。“‘文学上的智的价值’的解释，最浅近的一句话，是对读者的知识的给予”。郁达夫比较了广义文学和创作的文学中智的成分，认为在“在散文、史传、论文”中偏重于智的成分，而在“诗、小说、戏剧”中则以情感的价值为中心。这种区分是符合文学创作实际的。郁达夫的创作也是如此，在散文尤其是游记散文中就着意于山川名胜的历史沿革，注重对有关传说、掌故、诗词的旁征博引，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而在小说中知识性相对而言要少一些，他更关注对情感的抒写。但郁达夫并不因为个人的偏好否定那些具有“智”的作品，而是认为把智的作用视为重要的成分，“也未始不能成为好作品”，“千古不灭的大文学都是有智的价值的一语，却是铁案”。但与此同时，郁达夫也指出“智的价值，不是创作文学的唯一生命”，“智的成分过重，也并不一定是好文学的证明”。由此可见，虽然郁达夫重视智的价值，但他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智的价值不能独自承担文学的所有功能，恰恰相反，智的价值“非要和情感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等总和起来，才能判断的”。
　　
　　三
　　
　　由于郁达夫的创作中往往涉及同性恋、狎妓等“不道德”的内容，所以常受到批评家们的指责。对此，郁达夫不仅在类似“答辩”的文章中做出零星的解释，还写了专门的文章《文艺与道德》来表明自己对文艺道德功能的态度。
　　首先，郁达夫表明了自己对“道德”的认识。他认为道德的标准是很难确定的，“因时代、地方、社会、人种的各异，就可以生出许多不同的道德标准来”。如英国十八世纪初，说一声“大腿”（ｌｅｇｓ），就是淫猥，而文人只能用ｌｉｍｂｓ代替。“若以这一种时代和一个社会层，以及英国人当时的道德标准来批评文学，那现代的文学就没有一册就不是不道德了”。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道德是一定社会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提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通过舆论、习俗、规约，影响人的心理意识，约束人的行为举动。而每个时代社会的习俗、规约、人们的认识、心理都是有所不同的，也必然会导致道德观念不同。在我国古代社会，三纲五常是道德的，而违反它就是大逆不道。“五四”时期提倡的“民主”“科学”，追求个性、自由、解放，则正是与“三纲五常”的旧道德旧伦理唱反调。随着社会的发展，追求个性自由逐渐为人们所认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可见“道德”是要根据具体的社会环境来界定其内涵的。周作人之所以肯定《沉沦》的价值，反对“不道德”说，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其中含有个性解放等新道德的因素，作为“五四”文学的开拓者，他首肯这种新道德是必然的。
　　其次，即便作品中描写了不道德的内容，那也未必就一定是有伤风化败坏道德。“至于诗小说剧本里的肉体上的描写，以及犯罪的性事描写等要指其为不道德之先，我们还须看作者的主意，如何而后定”。“作者的主意”其实就是作者对于这些“不道德”的内容的态度。如果作家采用的是审美的态度，是“不得不如此写”那就不应该认为是不道德的。郁达夫的《沉沦》发表后，周作人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我以为倘若著者觉得非如此不能表现他的气分，那么当然没有可以反对的地方”。郁达夫所以不忌讳“不道德”事件屡屡出现在自己的笔端，还缘于其率真的性格和求真的文艺观。他认为作品中出现“不道德的事”是因为“有些事实、平常每个人认为是不道德的，而事实却俨然存在那里，作者为忠于写实起见，当然画人不能画一个头来了事”。在郁达夫看来，忽略这些俨然存在的“不道德的事”是不能真实地表现生活的，同时，这也有损于文艺的道德价值。因为，“暴露社会的罪恶，指出人性的弱点，拥护大多数的人的利益，暗示将来的去路等等，都是有社会道德价值的事情，我们要定一文学作品的内容之有无伦理价值，应该要向这些地方着眼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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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可以作为郁达夫文艺道德功能观的最好概括。郁达夫从文学创作动机的角度提出了文艺的“无目的论”，认为“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至于社会的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郁达夫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往往是由真实的情感体验驱使“觉得不得不写”（如《沉沦》等），或是在心中感得一种氛围气再去“找出表现或实现这氛围气的行为和人物来”（如《迟桂花》等），而很少为了某种道德教育的目的提笔。所谓有道德目的，就是作者有意要在作品中寓道德教训，宣传一种主义拿文艺来做工具。郁达夫是十分反对这种“拿文艺来做工具”的做法的，他说：“亚连辟山上的Ｍｕｓｅ，并不是人家的使婢，若定要将她作手段用，设了美人局，来施连环计，则是使用的人的堕落，并非文艺的职务应该如此。”在《小说论》中，他明确指出：“以宣传道德为小说的任务的见解，就是现代的所谓‘目的小说’的根据，照艺术的良心上将来是讲不过去的”，“因为目的小说（宣传小说）的艺术，总脱不了削足就履之弊；百分之九十九，都系没有艺术的价值的”。为什么说“目的小说”都没有价值呢？郁达夫指出两点：一、“真实性的缺少，就是不自然”，二、“趣味的不浓厚，就是无维系力”。 “真实性”和“趣味”其实就是指“真”与“美”。在郁达夫的文艺观中，失去“真”，损害了“美”，功能就无从谈起，因为严格地说来，这样的作品已经不是“文艺”。
　　当然，郁达夫提倡创作时的“无目的论”，并不代表他否定文艺具有道德功能。郁达夫曾表示不能赞同美国（斯平加恩）Ｓｐｉｎ-ｇａｒｎ的“文学与道德是完全不相干”的说法，认为“‘书虽则不能使人一变而为善为恶，但却能使善者变为更善，恶者变为更恶。’一般的书且然，何况乎文学作品呢？”并从文学作品的效果上对道德功能做出了正面的肯定：“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品，既具备了美、真两条件，它的结果也必然会影响到善上去，关心世道人心的人，大可不必岌岌顾虑。”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道德功能不应该也不需要如目的小说那样去刻意追求，而只要把写小说“写得真，写得美”，就必然地具有伦理道德的功能：“唯既真且美的，则非善不成。”这是一种“无所为而为，无目的而实现目的”的态度。如前所述，郁达夫大多作品只是专注抒写真实情感体验或酝酿出一定的情调氛围，很少有道德的目的，但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道德伦理功能，或激发人们对现实的愤懑、改变弱国子民的不幸，或陶冶人性、涤荡人们的灵魂等等。
　　其实，郁达夫反对“有道德目的”但不否定“道德影响”都是基于文艺审美的特质来考虑的。在郁达夫看来，文艺首先要求的是审美的功能，其他功能都必须通过审美功能为中介间接地产生作用。无疑，这是符合文艺创作和欣赏实际的。尤其可贵的是，郁达夫又不像那些极端的“唯美主义”者那样漠视有道德目的的作品。他认为，目的小说“在创造者方面，不妨创作”，只是“当论小说的艺术的时候，绝对不能拿来作论断的准则”。可见，郁达夫没有全盘否定“有道德目的”的小说创作，并指出文学史上有很多优秀作品是“有道德目的”的，如弥尔顿的《失乐园》，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及易卜生、萧伯纳等人的戏剧。只是“有道德目的”与否不能作为品评作品好坏的证据。“说文学一定要教人为善，一定要给一个教训的说话，是不对的”。文艺的价值评定首先还应当从审美的特质去考察，那些“有道德目的”的小说之所以成为优秀的作品，是在于其有着极大的艺术价值，而不是因为宣传道德的卖力。
　　
　　四
　　
　　需要特别论述的是，郁达夫的文艺功能观是有所变化的。“五四”时期走上文坛的郁达夫是幸运的，因为“五四”是一个宽容的文学时代，它不仅会为激昂、兴奋、勃发的文学精神击掌叫好，也会为哀切、幽怨、低沉的感伤情绪暗自垂泪。于是郁达夫才有机会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尽情地倾诉苦闷、穷愁、哀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偏重审美功能的文艺功能观。郁达夫又是不幸的，他对文艺“美”的追求不久就被剧烈的社会变化冲断了。五卅血腥惨案，大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的侵略等现实使得社会动荡不安，祖国内忧外患。于是时代要求文学更加贴近生活，揭示社会生活的真实矛盾运动，从而启悟人们的觉醒。这一新的美学潮流给作家以很大的冲击，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感到更深沉更准确地表现变动着的社会现实是自己最重要的课题。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时势、美学潮流的带动下，郁达夫也开始“转换方向”，在理论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以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尤其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他逐渐地开始注重文艺道德功能。一九二八年，在鲁迅的大力支持下，郁达夫创办了《大众文艺》，并反复申明“《大众文艺》没有多大的野心，不过想提供给一般读者以一点近似文艺的东西而已”。所谓“近似文艺”，实际上就是适当地放松了对文艺审美功能的考虑。因为要在民众教育极不发达的中国现代社会里，过分地强调艺术审美功能，就可能使大众无法接受，毕竟审美是以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为基础的。郁达夫在《诗论》中，曾把那些完全“以诗中的思想为主的”“如宣教师所乐诵的东西”称为“诗的变体”，认为它们不能作为诗的代表。“近似文艺”可以说正是“文艺的变体”，它也不能成为文艺的正宗，但由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文艺的变体”能更直接地为民众理解，郁达夫亦肯定了它们存在的价值。正因如此，郁达夫还提倡将文艺与电影联姻，认为“要使静的文艺，能适合乎平民的口味，那么文艺作品，非要经过一次电影的媒介不可；电影的功效，非但能使死的文艺变成活的，有些地方，并且更可以使许多无意义的文艺变成很有意义的东西”。而一九三二年初他在暨南大学作讲演时，更是明确地宣称文艺是宣传：“我们要用文学来作宣传，唤醒我们本国的群众，叫大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我们要用文学来作水门汀，使我们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被压迫群众都能联合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之上。我们要用文学来鼓吹世界革命，用以抵抗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世界第二次大屠杀”，并积极探索如何才能使文艺更好地为宣传服务。他也试图通过文艺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给读者指明所应走的路，创作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如《她是一个弱女子》《微雪的早晨》《出奔》等都是“先把结果评量定了，然后再下笔写出”的作品，其中《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创作就明显地寄寓了作者的主观愿望。尽管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我们仍然应该肯定其积极的立意以及进步的思想倾向。
　　由此可见，无论是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际，郁达夫对文艺道德功能都表现出比前期更为急切的关注，甚至从“道德影响说”转变为“道德目的说”。但需要注意的是，郁达夫并没有像大多创造社成员如郭沫若那样彻底否定自己前期创作并将文艺的审美特质抛弃掉，纯粹地强调文艺道德功能，而是仍然坚持文艺的审美属性。他在肯定“变体的文艺”符合现实要求的同时，认为：“文学的效力功用，是间接的，所以必须写得动人，才能达到宣传的目的。”“不一定要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的用大山似的热情愤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嘻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这一点热情”。“写得动人”、“贵在热情”都是对文艺审美特质的强调。不过，在这里郁达夫已经悄然的变换了一个角度，他不再从正面强调文艺的审美功能，说“美是艺术的核心”，而是从加强宣传效果的角度提醒人们“光是喊喊口号，或作一些教训指示的空壳文章，是没有用处的”。这无疑是郁达夫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坚持艺术审美功能所做出的无奈而聪明的理论选择。因此，他指出，“过去的两三年中，普罗文学的喊声，也很热闹，但终于收到了反对的效果，致使民众运动受到莫大的压迫与损失”，就是因为文艺没有充分利用其以情感人的审美优势，从而不仅没有取得宣传的效果，反而“受到了反对的效果”。可见，郁达夫后期在强调文艺道德功能的同时，仍然坚持着文艺的审美功能。
　　
　　作者简介：王莉（１９７９－），女，安徽宁国人，文学硕士，现为江西省南昌陆军学院科文教研室教员。
　　
　　参考文献：
　　［１］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五卷）［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陈文忠．文学原理［Ｍ］．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六卷）［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
　　［４］仲密（周作人）．沉沦［Ａ］．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集［Ｃ］．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