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红终身强烈要求爱和温暖，然而都以孤独和寂寞告终。这一欲爱不得、欲罢又不能的感情纠葛终于郁悒成结，苦苦折磨了她一生。《呼兰河传》是萧红作为“内观和自传体型的作家”最杰出的作品，它与萧红情结息息相关，不仅始终为这一情结所笼罩，印证着作者与孤独、寂寞的特殊关系，更藉着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向我们揭示了萧红情结的源头。
　　关键词：萧红情结 孤独 寂寞 源头 情感主题
　　
　　从童年的乏人垂爱，到刚刚成年的逃离家庭，再到而立之年的客死异乡，东北作家萧红的一生与当时的祖国一样多灾多难。然而，她却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因为她与众不同的题材、独具风格的文笔以及因特殊的经历而形成的对世事的特殊的感应……如果一定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中给萧红一个定位，我愿将她比作一颗水晶石。剔透晶莹、质朴无瑕，一如她的为人和文章，又冰冷如她一生中心境的悲凉主调。
　　观照萧红短暂的一生，孤独和寂寞如影随形，始终与她寸步不离。虽然也曾因瞬间的欢乐而匿藏心底，但更多的是因祖国的多灾、自身的多难而演化成无以化解的、病态的抑郁。
　　萧红一生强烈要求爱和温暖，然而因所处时代的特殊、自幼情感生活的过多挫折以及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多病的弱体等缘故，她的追求一次次地破灭。这使她的孤独和寂寞层层加深的同时，也让她对爱的渴求更加迫切了。但也正因这“更加”的迫切，她的孤独和寂寞愈为明朗。这一欲爱不得、欲罢又不能的感情纠葛终于郁悒成结，苦苦折磨了萧红一生。就如她自己所说的：“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
　　这个萧红倾尽一生仍无法解开的“结”，不仅与她的现实生活难分难舍，更深深渗透于她作品的世界。而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与萧红情结更是息息相关。
　　
　　一、孤寂：《呼兰河传》的情感主题
　　
　　作为一个“内观和自传体型的作家”，萧红“最成功和最感人的作品，大多是经由她个人主观和想象，将过去的事，详尽、真实地再创造”^①。《呼兰河传》正是她这一特点最杰出的表现。
　　《呼兰河传》创作于萧红人生中最孤独、最寂寞的阶段。慈父般恩师鲁迅的逝世，和萧军感情的彻底破裂，与端木蕻良的错误结合，加上病魔的无休止的纠缠……萧红渴望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寻求得“一个平静、能修身养性和安心创作的环境”，于是她于一九四?年一月间来到了香港。然而，“凡为萧红立传的人都一致强调：她在英属香港时期的生活，是非常孤寂、惊恐而又有重疾缠身的，她似乎已经到了听天由命的地步”^②。香港也因此成了她人生旅途的终点站，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萧红病逝于此。而《呼兰河传》便是她流亡的一生中最后的杰作。
　　这是一部不是小说的小说、一篇不像自传的自传。也正因如此，它更以诗般的词章、赤诚的情感而扣人心弦。它是“一篇叙事诗”，讲述着呼兰河动人的故事；它是“一幅多彩的风土画”，描绘了故乡独特的风光景色、习俗民情；它是“一串凄婉的歌谣”，唱出了童年的寂寞和小团圆媳妇、有二伯、磨倌冯歪嘴子等多少人的命运……
　　《呼兰河传》叙事行云流水，语言简练自然，行文流畅得让初读者只觉得轻松有趣，而忽略了作者笔尖蘸着的忧郁。其实以一种感情为内在旋律谱写而成的《呼兰河传》，字里行间所弥漫着的是“悲凉”“沉郁”的气氛。
　　首先，体现在《呼兰河传》题材的选择方面。作品分七章。第一章描写呼兰县城的一般情况，如风光景色、民情风俗等。第二章主要介绍当地的大节日和一些庆会。第三、四章追述了作者的祖父和她小时候生活过的四合院的往事。第五、六、七章分别写了小团圆媳妇、有二伯、磨倌冯歪嘴子的故事。后面三章的主人公无疑都是悲剧人物。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是封建思想、封建习俗的牺牲品，一个“黑忽忽的、笑呵呵的”、说是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的高大又结实的小姑娘，就死在一群“婆婆妈妈”的手中。有二伯是个活无分文、生无乐趣、死无子嗣的一无所有的老长工，他在供人取笑的同时引发读者无尽的同情。只有磨倌冯歪嘴子顽强的生命力还为作品留了一丝曙光。这个“穷而诚实”的邻居，在妻丧子幼的现实面前并没有绝望，而是“还很有把握地”活着。而第三、四章的内容，有关作者童年的趣事读起来似乎不乏笑声，却是“含泪的微笑”，凸现其上的也不过“寂寞”二字。至于第一、二章，作者也并不逃避呼兰河老百姓们生活痛苦、不幸的一面。其实作品寥寥数语的“尾声”已经告诉我们，萧红在怀念她那遥远的故乡时，心境是何等的寂寞。这已经奠定了作品情感的基调。
　　其次，体现在作者叙述的语言、营造的氛围上。言为心声，心境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孤寂”，毋庸置疑会折射到文字上来。例如：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刮风和下雨，这院子是荒凉的了。就是晴天，多大的太阳照在上空，这院子也一样是荒凉的。”
　　“我家是荒凉的。”
　　“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
　　
　　如此直白、反复地诉说，“荒凉寂寞”的已不仅仅是这些了。又如：
　　
　　……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当然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至于那还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
　　
　　这里没有华丽的辞藻，但作者对生和死的看法却在这透着悲凉的气氛中耐人寻味。作者强调“死”这个“自然的结果”“默默地一声不响地”降临，并不能让人自己控制和主宰，就如人间无可逃脱的“风霜雨雪”。这万般的无可奈何正是作者一生中心灵的常客。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挣开的孤独和寂寞，萧红这辈子似乎已经注定要为它们所奴役。
　　而当祖母死了，大家都在忙着，小萧红却自己一个人在雨中顶着酱缸帽子玩的时候，她觉得：
　　
　　……还是在我自己的小屋（酱缸帽子）里边坐着。这小屋这么好，不怕风，不怕雨。站起来走的时候，顶着屋盖就走了，有多么轻松。
　　
　　拥有一个“不怕风、不怕雨”的家不正是萧红的夙愿吗？只可惜到了生命最后的驿站，萧红的这一夙愿依然是夙愿。她一直拥有的只是人生的风雨，却始终找不到那可避风雨的“小屋”。
　　第三，萧红情结还影响着作者对两性的态度。一生不是为男性所虐待，就是为男性所欺骗，而自己只有孤独和寂寞的萧红，对男性的大为不满是理所当然的。这一态度以“正面谴责”和“侧面揭露”两种方式体现在《呼兰河传》中，而更以后者的运用为主。这里的“正面谴责”是极富萧红味的，幽默、委婉，却又不失力度。例如：
　　
　　当地的县官是很讲仁义道德的。传说他第五个姨太太，就是从尼姑庵接来的，所以他始终相信尼姑绝不会找和尚。自古就把尼姑列在和尚一起，其实是世人不查，人云亦云。好比县官的第五房姨太太，就是个尼姑。难道她也被和尚找过了吗？这是不可能的。
　　……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第五房姨太太是个尼姑、“很讲仁义道德”的县官以及对娘娘庙里娘娘“温顺”的独到理解，引人发笑之余又叫人思绪万千。萧红用自己的语言将对中国传统遗毒男权至上的讽刺和愤恨写得如此动人而达理，这是她反抗意识深入作品的表现，同时也让这一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而萧红在作品中对父亲行为举止有限的几处正面描写，如踢小萧红、痛打有二伯等，同样让一个冷漠残暴、不知影响着多少人命运的封建家长形象跃然纸上。 [##]
　　再说“侧面揭露”，这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同时体现着萧红因自己特殊的经历而形成的对当时女性不公平命运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因为你是女人，所以做人家媳妇不能“太大方了”，更不能“一点也不知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十四岁就长得那么高”，也太不合理了。因为你是女人，所以自由恋爱结了婚也只能是人家的“野老婆”，而且由于嫁的是一个磨坊的磨倌，所以原先还“带点富相”的“膀大腰圆”也变成“穷骨头穷肉”了，结果你这个“不干不净”的女人死去也是理应如此。……这些无疑都是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给予女性的特别“馈赠”。我们在哀叹这些女性悲惨命运的同时，势必会去追索“悲惨”后面操纵着的“魔手”。而面对着这些活生生的悲剧，我们心中的不平必然更加强烈。这便是同样接受到这一“馈赠”的萧红，用来“报答”这一“馈赠”的最好方式。
　　由此可见，《呼兰河传》的情感主题是“孤寂”。作品始终为萧红情结所笼罩，印证着作者与孤独、寂寞的特殊关系，更藉着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向我们揭示了萧红情结的源头。
　　
　　二、呼兰河：孤独、寂寞的源头
　　
　　美国心理学家迈· 凯梅·普林格尔认为：“为了使儿童能够从毫无自助能力的婴儿成长为成熟的成年人，从他们降生之日起，有四个基本的感情需要就必须被满足。”其中对爱和关怀的需要无疑是最重要的，“它为后来的一切关系提供了基础”。“这种需要通过孩子在诞生之时就体验到的连续不断的、可靠的、忠实的关系得以满足”。而这种关系首先是与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之间的。“只有基于幼儿时期儿童与父母之间这种爱的联系，儿童的个性才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反之，“发展就可能受到阻碍或被扭曲”^③。
　　而萧红的童年就是缺乏爱的，具体地说，是缺乏父母的爱。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是尽量回避这一话题的。她一直想用一生中得到的最真挚、最宝贵的爱——祖父的爱，来弥补这心中最深的伤。在一九四?年，在萧红怀着孤寂的心情来到她人生旅途的终点站——香港，并过上更为孤寂的生活的时候，她似乎没有勇气再去直面这刻骨铭心的、无意之中已经左右了她一生的伤害了。然而，痛苦与欢乐一样难忘却，甚至比欢乐更深刻。所以《呼兰河传》中，萧红儿时的不幸仍不可抑制地几次露面。虽然用的是典型的“萧红方式”，轻松自如、不事雕琢，甚至有时可说是轻描淡写。例如：“……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但这更令人心酸、叫人扼腕。孩子得到父母、亲人的爱是多么正常的事，萧红却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冰冷，母亲、祖母的憎恶之中。
　　好在还有个慈爱善良的祖父！小时候得到的这唯一的爱，“是萧红日后所能得到片刻陶醉的主要泉源”。然而真的“有了祖父就够了”、其他的那些“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了吗？如果萧红的父母和祖母在不给她爱的同时，也不要给她伤害，那单凭祖父的爱，萧红或许还能健康地成长。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疾痛惨怛”没有人“不呼父母”的时候，萧红所回忆到的，只是“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其实在《呼兰河传》之前的一些作品中，萧红对她父亲的描述总是直言不讳的。在《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她说：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眼角，而后往下流着。
　　
　　当萧红后来在哈尔滨过着极其穷困潦倒的生活时，无论弟弟怎样恳求，近在咫尺的呼兰的家她始终不回。她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决不愿靠着立场与我极端不同的父亲的豢养……”何况当时亲爱的祖父已经不在人世，联系着萧红和她的家庭的“脐带”已彻底断开。
　　至于她的母亲，也比她的父亲好不了多少。在《家族以外的人》一文中，我们可看到她的母亲常常打她，还用石头砸她，甚至在夜深人静时，为了“惩罚”她，仍不让她吃饭和回房睡觉。可见，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母爱，对萧红而言简直就如美妙音乐于聋子、斑斓色彩于盲人，她是从来没有机会亲身感受的。
　　而《呼兰河传》中，因为创作时萧红正处于孤独和寂寞的顶峰、极其需要爱和温暖的缘故吧，她将祖父的爱作为主旋律，只写了祖母用针刺她、父亲一脚把她踢翻的事，关于母亲的也就只几笔带过了。但这同样让人触目惊心、过目难忘。
　　
　　……祖母是有洁癖的，以她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上，我不假思索地就要往炕里边跑，……把那白白透着花窗棂的窗纸给捅了几个洞，……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祖母已经死了，……而我还在后园里边玩着。……我顶着缸帽子（很大的酱缸的盖子——引者注），一路摸索着，来到了后门口，我是要顶给爷爷看看的。……虽然进了屋，仍是不知道祖父在什么方向，于是我就大喊，正在这喊之间，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
　　
　　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萧红三岁和五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和祖母用以对待小萧红的天真烂漫的，竟是狠毒。
　　因为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的厚此薄彼，极力抒写她与祖父之间的爱和相处的欢乐时光，反而暴露了她童年感情生活的畸形。就如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所言：“《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是的，除了祖父，就只有后园。萧红自己也坦白：“……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家里边的人越多，我就越寂寞……”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深思：究竟谁是萧红小时不公平遭遇的真正缔造者呢？据端木蕻良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的《广州日报》上写的一篇《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短文所揭示，萧红出生的确切日期是一九一一年端阳节，因迷信那天生不祥，所以将生日延后三天。但这一“不祥”在那些封建家长心中所造成的阴影可想而知，何况作为张家最大的孩子的她又是个女孩。这些使萧红在那个非常保守的家庭中受到冷落和鄙视是顺理成章的。归根到底，这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封建遗毒在一颗弱小心灵上的肆虐，它才是残害萧红健康个性的真正刽子手。
　　正是在这个极端不健全的环境中，正是在这一过早经历而又极其深切的孤独寂寞里，萧红度过了她一生中成长最关键的时期。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也许离不开两种情况，一是叛逆，一是委曲求全。而在萧红后来的生涯中这两种情况正是交替出现的。萧红在这样的家中“委曲求全”了十几年后，终于完成难得的第一次“叛逆”，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然而，事实并没有像祖父所说的：“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她“‘长大’是‘长大’了，却没有‘好’”。她又开始了在男性阴影下“委曲求全”的生活。两萧的朋友、作家聂绀弩曾在一篇散文《在西安》中，记录了他与萧红在西安大街上散步时萧红说的一段话：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
　　
　　两萧之间确实有着很深的感情，但他们的性格却难以磨合。萧军的“粗”，注定他永远不能理解萧红的“细”，所以无法给她心灵上的体贴。既然这样，萧红为什么还要久久地忍耐？为什么不尽早挣脱、走自己的路呢？她当年与父亲的家庭决绝的力量哪里去了呢？性格上的这一个大缺点无疑成了萧红情结的助长力量，使萧红情结随着萧红的成长愈演愈烈。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说：“从萧红个人的写作及她朋友们的回忆中可看出，她虽是极端地渴望着能自持自立，但事实上却证明她是个极端需要依靠他人，特别是男人的人。由她厌恶那些真正关心她的女性朋友的劝告，而常依顺男人的需求索取的行为显出了她这个缺点。” 当然，萧红最终还是完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二次“叛逆”——离开萧军。然而，我们发现萧红在与萧军分手后对“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端木蕻良的选择上，更将她的这一缺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选择都是十分不理智的。端木蕻良绝不可能成为当时身心都在漂泊的萧红的理想港湾，后来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萧红只是从一个“屈辱”走向了另一个“屈辱”。在这一点上萧红确实不能不说是流于“委曲求全”了，觉醒仅仅限于思想，而始终无法主宰行动，仿佛她自己笔下娘娘庙里的“娘娘”了。
　　
　　如果说当时中国的政治现状是萧红生命历程风雨飘摇的决定性因素，那她的这一性格特点，无疑成了她坎坷生涯的结晶——萧红情结的催生素。而呼兰河，却是萧红孤独和寂寞的源头，是它使萧红情结的孕生成为可能。
　　萧红情结在呼兰河萧红寂寞的童年中找到了它的根，又凭着对萧红生命方方面面的影响反馈到《呼兰河传》中来。这该是《呼兰河传》之所以历久不衰、萧红短暂生命历程之所以吸引人的一方面原因吧。
　　萧红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她的骨灰于一九五七年从香港浅水湾迁葬到广州银河公墓，与家乡依然隔着千山万水，她始终只能魂归故土。
　　
　　作者简介：金毓敏，广东潮州人，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现任教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中学。
　　
　　①②（美）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３７、第１２７页。
　　③（美）迈·凯梅·普林格尔《儿童的需要》（禹春云等译），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５４－１５５页。
　　④文中《呼兰河传》原文均引自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小说精品·萧红卷》。
　　
　　参考文献：
　　［１］萧红：《呼兰河传》，见《中国现代小说精品·萧红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美］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３］茅盾：《〈呼兰河传〉序》，见《茅盾文集》第十卷。
　　［４］萧军编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５］萧红：《永远的憧憬和追求》，见《萧红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版。
　　［６］丁言昭：《萧红传》。
　　［７］［美］迈·凯梅·普林格尔：《儿童的需要》，禹春云等译，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 金毓敏： 孤独的心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