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所讲述的惊世骇俗的爱情让无数人为之动容。近期，新锐导演徐静蕾将这部外国男性的作品改编为中国女性电影版本搬上了银幕，引发了人们对爱情的重新审视。“我爱你，与你无关”，这看似独立自尊的女性爱情宣言，究竟是爱的纯粹还是爱的麻醉？文章试图以女性视角通过对小说与电影中所展现的女性形象的分析，指出当代女性应该冲出男权话语中女性滞定形象的禁锢，建构真正独立平等的爱情观。
　　关键词：审视 女性视角 男权话语 滞定形象 建构
　　
　　斯蒂芬·茨威格 （１８８１－１９４２）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奥地利作家，尤其擅长通过刻画女性心理来塑造女性形象。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下简称《来信》）是其代表作之一，讲述的是一位女子在弥留之际饱蘸着一生的痴情，写下了一封凄婉动人的长信，向一位作家如泣如诉地坦露了她十几年来单相思的感情痛苦。
　　一九四八年，美国曾根据这部小说拍摄过一部电影《巫山云》。近期，中国新锐导演徐静蕾将这部小说改编为同名电影搬上了银幕。比较而言，这可谓是外国男性作品的中国女性电影版本。如果说茨威格的原著是一曲激情生命的诗化演绎，徐静蕾自导自演的电影则将原著中的炽烈奔放收敛为中国式的婉约隐忍。
　　歌德早在十九世纪提出的“我爱你，与你无关＂ 似乎很符合小说和电影向我们阐释的爱情，而且也被电影用作爱情的现代性注脚，俨然成了现代独立女性的前卫爱情观。然而，这种惨烈如飞蛾扑火的所谓“纯粹”的爱情是以女人心灵和肉体的创伤为惨重代价的，其实是不自觉地陷入了男性话语中建构的“天使”滞定形象的泥淖。斯蒂芬·茨威格小说中的女人，就是这样一个男性作家虚构的女性形象，而徐静蕾影片中的女人则不过是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被女性接受后，又通过女性反映出来的中国电影版本，兼带上了中国传统的含蓄色彩与伦理思想烙印而已。显然，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非理性的自虐式爱情无疑是威胁到当代女性独立的自我价值与自尊的。
　　
　　一、炽烈痴情与含蓄婉约的叠合
　　
　　《来信》采用第一人称使读者通过一抹素笺了解到一个痴情女子的内心世界：她的炽爱、她的欣喜、她的疑惑、她的失望，时而如梦中呓语， 时而如暴雨急泻，如一曲凄凉、哀怨、忧伤的乐曲。其语言深挚感人令高尔基都为之动容：“《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由于她的形象以及她悲痛的心曲使我激动得难以自制，我竟丝毫不感到羞耻地哭了起来。”^①
　　陌生女人富有理想色彩的精神渴求与爱情信仰的确让人感动，尤其在逢场作戏成风，爱情堕落为商品，婚姻变质成交易的时代，这种充满激情，不计后果的爱就更显得如污泥浊水中的亭亭白莲般弥足珍贵。
　　然而，“陌生女人”这种“只要你叫我，我就是已经躺在尸床上，也会突然涌来一股力量，使我站起身来，跟着你走”^②的单向度的爱，痴心忘我到近乎病态，几乎超出了常人所能理解的范围，实在不能算是一种健康正常的爱。她吻作家的手所接触过的门把手， 捡他在进门前扔掉的烟蒂， 晚上找借口跑到街上去看作家的房间里的灯光……陌生女人全然不顾地投身于爱情的烈焰中，然而她所爱的人从来就没有认出她来。她有过多次表白的机会， 但她又深深了解作家“喜欢无牵无挂”，“深怕干预别人的命运”， 所以她从不肯委屈自己的人格向他抱怨乞求。为此， 她忍受贫穷、疾病甚至去卖身， 只为抚养她与作家Ｒ 的爱情结晶。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才以一纸绝笔信表白了她潜隐了一生的激情爱恋。
　　在爱的境界中， “陌生女人”或许获取了自我存在或生命意义的某种程度上的满足。爱的力量使她的深层意识里不同程度地显示着一个自尊女子强烈的自我人格追求。然而，这种激情是非理性的甚至是病态的，这种爱主宰了她的一切行为，使她即使身心都残破不堪仍然心甘情愿。
　　徐静蕾的影片将故事的背景置于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政治风云变幻，人心动荡的中国老北平城，将炽烈激情幻化作安静舒缓。橘黄的色调，怀旧的氛围，配以飘渺忧悒的《琵琶语》，给故事增添了独特的美感。除了过犹不及与原著不够契合的旁白以及个别令人费解的演绎外，应该算是比较成功的改编。
　　导演是用赞许和同情的眼光来看待影片里的女主角的。“我爱你，所以我希望我不成为你的负担；我爱你，所以希望你能拥有更多的幸福；我爱你，所以与你无关。”这看来似乎就是电影向我们阐释的爱情。影片试图以“当代女性在爱情里只关注自己的感受”来强调和凸现女性在爱情中的主体地位。因此，有人认为这是部彻头彻尾的女性电影，而且颇有些女权色彩。然而这种说法显然只是从主观出发，以虚拟的姿态，给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宰能力做了想象性的拔高，而在客观上女性仍然处于被动、卑微的地位，无法改变感情上的依附性。
　　其实，电影和小说从根本上看并无差别，同样都表现了对女主角牺牲与奉献的同情和赞美。只是影片将原著中的西方男性话语中的激情表达转换成了中国式的含蓄叙事，其中含有的女性自我价值的微弱觉醒和想象性的女性自我叙述，让人产生了女权表达的错觉。西式的炽烈激情也好，中国式的含蓄婉约也罢，小说与电影从本质上讲是叠合的。
　　
　　二、信仰与自虐——爱情的悖论
　　
　　根据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作家Ｒ是陌生女人的“他者”，是她的镜像^③。十三岁的小女孩与寡居的母亲过着清苦的生活，精神上的孤寂使其幻想的客体——作家Ｒ围上了一圈奇异神秘的光环，从而使这种想象中的客体在自身凝聚了存在的意义和标准。因而作家Ｒ那“甜蜜的微笑”“温存的目光”，才对她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力量。于是单相思的苦恋被她自己的执著和幻想所美化了， 她完全沉迷于自己编织的爱的罗网里， 苦心经营着她那毫无回报的爱。
　　陷入这种单向度的爱的女性普遍将这种为爱而牺牲的行为上升到了类似宗教的高度，“她宁愿受奴役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以至在她看来这种奴役表现了她的自由……她通过她的肉体、她的情感、她的行为，将会把他作为最高的价值和现实加以尊崇；她将会在他面前把自己贬为虚无。爱对她变成了宗教”^④。
　　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多依奇在《妇女心理学》中认为：女性人格中最显著的三个特征是被动性、自我虐待和自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来信》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女人像教徒一样对她爱的偶像的崇拜，是靠精神力量给自己树立一个虚构神?，并通过单方面的牺牲和奉献——事实上的自虐——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自我解脱与升华。然而圣徒即使通过自我牺牲，也永远不会和神平起平坐，女人也同样永远不能通过牺牲和自虐而成为和男性地位相同的物种，相反，这种牺牲恰巧证明了她的从属性——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悖论。
　　原著与中国版影片中，陌生女人由于与对方地位悬殊而形成女性惯有的卑微心理，又由于女性实现自我的途径是如此狭窄，因此她唯有用精神和生命的牺牲去维护上升为信仰的爱情。这种牺牲的动力就是建立在自虐基础上的精神满足。故事里的女人为她爱的人等待，为他忍受歧视与痛苦，为抚养他们的爱情结晶不惜堕入风尘，最后甚至为他放弃生存的机会。到死为止，也只是在乞求她精神寄托的对象相信和承认自己的存在。女性为了实现自己爱的信仰，往往陷入自虐而不自知的境地，甚至对这种自虐自我怜悯和欣赏。在虚拟的幻想空间里，她的自我无限扩大，几乎涵盖一切，而在现实中，她只不过是被别人或被自己夸大的情感主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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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我爱你，与你无关”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假想的主动与平等，因为女性并未动摇她的爱所具有的牺牲或者自虐的性质，爱对她来说仍然是一种信仰，并且是唯一的信仰，而正是这种信仰最后成为了她的最大祭台。她走上祭台去奉献自己，祭奠爱情信仰，并为这种牺牲而感到陶醉。她试图“找寻她自己，拯救她自己，结果在他身上反而迷失了自己。她的整个世界完全在于对方，最初这个爱情好像是一个自我陶醉的礼赞，后来因为奉献自己所得到的苦涩的欢乐导致自我残害”^⑤。
　　
　　三、“天使”与“女巫”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男性与女性之间基本上表现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在男人书写的历史中，女性始终是作为绝对的“他者”（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而存在的。男性按照自己的生理需要、伦理道德需要和审美需要去描画塑造女性，同时还以自身的性别角色体验去体认女人、理解女人、为女人下定义，这同样是对女性权利的一种僭越^⑥。男性始终在男权话语的氛围内进行着对女性的窥视，女性始终都没摆脱“被观看者”的地位，这是极不公正，也是极不客观的。
　　男权话语下的女性常常被异化成为两个对立的极端——不是“天使”，就是 “女巫”。在一代代男权话语作家的文本中，女性只是一个个被动的隐喻。“天使”实际上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女巫”则不过是男权文化的叛逆者。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指出的，“每一位作家描绘女性的时候，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观念就流露出来。从女性形象上，经常不由自主地暴露了他的世界观和他梦想之间的裂隙。……女人仍然在相当的程度上起着‘他者’的作用”^⑦。
　　这两种女性形象都是男权社会按照男性的意志对女性的一种重塑和扭曲。而人们在接受女性形象的时候，又往往意识不到这种置换，意识不到真实的女性实际上是缺席的，而将女性形象认为就是女性现实实在。所以，女性形象一经完成，就会逐渐成为刻板形象，体现着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或身份的期待，并成为评判女性的基本标准，一旦现实中的女性与滞定形象不符，人们就趋于否定。同时，女性定型观念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女性自我的发展，塑造着女性的行为，并规定着女性形象的社会化方向。这种长期的单向度的审美关系，使得女性心理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异化了，被殖民化了，所以尼采说：“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了自己。”^⑧这是女性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身份的深刻体认和自觉承担。
　　显然，《来信》中的女主人公属于“天使”。纵观茨威格的一生，不难发现隐藏在《来信》文本深处的潜文本——可以看作是茨威格一种变异了的精神自传。他对自由和人道的追求恰如陌生女人无望的爱情。作家在文本中虚构一个女性形象作为自我的代言人，通过女性话语的潜在转换以实现对自己的现实处境及内在精神世界的曲折表达。以“爱”为名义，滞定的“天使”的女性形象得到感人肺腑的赞美。然而无论作者如何赞美和讴歌她，同情她的遭遇，她被观看、等待同情与救赎的地位始终不变。
　　无疑，徐静蕾的影片中的女主角更是“天使”的化身。尤其电影结尾中玻璃窗上幻化出的女主人公少女时代的面庞，纯净、不染纤尘——那分明是落入凡间的天使。影片实际上延续了原著中的主要内涵，只是原著炽烈深挚，而电影显得婉约飘摇，这可以看作是小说中女性被赋予的“爱的奴隶”的实质与电影制作者本人——一个女性的现代处境产生了矛盾并加以调和的产物。
　　
　　四、结语：冲出禁锢，建构自我
　　
　　爱情这个字眼对两性来说有不同的意义。拜伦曾说过：“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整个的存在。”尼采在他的诗集中表示同样的意见：“他爱的女人仅是有价值的东西之一；他们希望女人整个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是并不希望为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女人而言，正好相反。去爱一个人就是完全抛弃其他一切只为她爱人的利益而存在。”
　　随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性意识日渐深入，女性的爱情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女性越来越关注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当我们再度审视这个自虐式的爱情故事时，起初对于那纯粹爱情的震撼与感慨会不禁变做怀疑与不解——脱离了成熟、平等的关系，女性的自身价值何在？爱情岂不只是天方夜谭？波伏娃曾指出，“真正的爱情是建立在两个自由人彼此的了解和认识上……任何一方都不应放弃因为自我而造成的改变，因而任何一方都不会遭受摧毁……爱情要彼此给予然后去丰富两人共享的世界……”^⑨
　　所以影片《来信》中的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其实并非爱情，只是一种对幻想中的爱情信仰的迷恋，它所引导出的，不是彼此给予的爱，只是单方面的付出、牺牲甚至是自虐。然而通过男性的赞美和讴歌，这种牺牲型的爱情，却成为女性的精神目标，男权话语中的滞定女性形象竟也几乎成为女性自己的精神偶像。传统思想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到现在为止，即便是女性看待女性，也不可避免地带上男性视角，就如同故事中那个陌生的女人看待自己，或者女导演看故事中的女人，再或者是女性观众看待影片和小说中的女人，这不能不说是女性思想的一种怪圈。
　　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如同植入女性精神中的病原体，使陷入这种怪圈的女性执著于对自己爱情理想的浪漫追求，不惜牺牲一切。“我爱你，与你无关”这种激昂无畏的姿态表明了女性主动放弃了自己获得感情回馈的权利，也恰恰显示出她对现实的妥协。然而，女性要摆脱男性视角的禁锢绝非易事，因为男性意识已经深入到女性的精神体之中。因此，女性只有保持独立的自省，用理性剖析现实和自我的感情，才能随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真实的想法，坚持真实的自我。但是，脱离男性视角，并不意味着与男人敌对地建构自己；而是与男人相对，但成为自己。
　　正如西蒙·波娃所期望的，“……将来有一天，女人可以没有致命的弱点但是充满独立的精神去爱，她就可以不去对自己逃避反而找到真正的自我，也不会去降低她的自尊——当那一天来临，爱情对她一如对男人一样，是生命的泉源而没有毁灭生命的危机”^⑩。
　　
　　作者简介：张淑娅，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２００３级硕士研究生。
　　
　　①《三人书简》［Ｚ］．臧平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第１３９页。
　　②斯蒂芬·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Ｍ］．张玉书译，上海：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２。
　　③周小仪：《拉康的早期思想及其镜像理论》［Ｊ］．国外文学，１９９６，（３）。
　　④⑤［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Ｍ］．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５９４页，第４４２页。
　　⑥屈雅君：《９０年代电影传媒中的女性形象》［Ｊ］．《当代电影》，１９９８，（２）。
　　⑦［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Ｍ］．李强选译，北京：西苑出版社，２００４，第１１２页。
　　⑧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Ｍ］．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第１４页。
　　⑨⑩［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第４６０页，第４６２页。
　　

• 张淑娅： 我爱你，与谁有关？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