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原野》这部经典悲剧中，焦大星在剧中的地位不可低估──我们阅读时所得到的快感不仅仅来自复仇的仇虎，而且还来自可怜的焦大星。理解剧本的关键是把握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悲剧人物间的外在冲突，进而揭示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这一男主人公的内在冲突世界，深入探讨传统家庭体制下中国男性的尴尬处境。
　　关键词：《原野》外在冲突 内在冲突 人性
　　
　　我相信凡是读过《原野》或者是看过改编的电影《原野》的人大都会为仇虎的命运唏嘘不已，而偏偏会淡漠甚至遗忘剧中的另一男主角——仇虎的复仇对象焦大星。事实上，焦大星在剧中的地位同样不可低估。看起来剧中所有人物的命运冥冥之中早已注定，除了那个仍在襁褓中的小黑子，显然，焦大星尤其无辜，他单纯、软弱，甚至对自己成为妻子、母亲、兄弟三者关系的重心而浑然不察，同胸中燃烧着情欲之火的花金子，同为报家仇而一往无前的仇虎，以及以焦家利益至上的焦母相比，焦大星的性格展现得更为复杂些，他单纯但他对金子的爱是真挚的，他软弱但他也奋力抗争过，他的性格更贴近真实生活。茅盾的得意学生，然而英年早逝的李南桌曾对曹禺的《原野》作过点评，他说：“焦大星同常五这两个人在这一群中比较的正常些。大星其实并不像他媳妇糟踏的那样是一块‘窝囊废’，那样同她的婆母争大星，也不像那么嫌他。大星改造一下，似乎也没有那么惹她嫌的理由。他或可成一‘英雄’（主角）。” ^①在这部经典悲剧中，我们阅读时所得到的快感不仅仅来自复仇的仇虎，而且还来自可怜的焦大星。所有的戏剧基本上都产生于冲突，本文拟通过分析以焦大星为中心悲剧人物间的外在冲突入手，进而揭示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这一男主人公的内在冲突世界。
　　焦大星走不出命运的泥潭，他已经深深陷于别人为他织就的仇恨之网，成为他人复仇的靶心。
　　焦大星和花金子。剧中第一幕为我们描绘了一对小夫妻惜别的明快的场景，这和剧中通篇弥漫的阴森森的恐怖气氛形成了鲜明对比。从他们难舍难分的爱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爱情本是一桩欢乐的事，大星沉浸于新婚妻子带来的强烈的幸福中，花金子也似乎对嫁到焦家并无甚怨言，而且对这个温情的丈夫逐渐萌生爱意。然而，就在这么一幅平静的田园风景中我们却读出了焦家各种矛盾的指向——焦母，而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的大星显然很难做人。在威严的母亲和泼野的妻子的对照下，大星的胆怯和犹疑尤其突显。如果说花金子对自己的丈夫有什么不满的话，那么，她最大的希望就是丈夫能够变得强悍些，这样她就可以借助丈夫之力将焦母斗败，但焦大星恰恰不能改变自己，一方面，懦弱的性格乃天性（作者开篇就赋予了这一男主人公身上），另一方面，即使他变得剽悍起来，使这场婆媳大战有了结果，那么任何一种结果都是他所不愿看到的，所以，对于焦大星而言，所有假设都无济于事，于事无补，维持目前的生活状态就是他的幸福所在。对生活并无多大奢望的花金子在仇虎出现后，面临着两个选择，但没有一个选择是她所情愿的：一个是告诉仇虎嫁了人的她并不想和他继续下去了，这对逃回家的仇虎无异于火上浇油；另一个是像剧中那样旧情复燃的同时缓和仇虎的复仇行为。花金子的这种行为意识或许还有一种理由：那就是仇虎的激情与高昂的情绪强烈地吸引了她。她梦想仇虎能带她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充满憎恨的是非之地。当她逐渐明白仇虎为何而来时，她对焦大星的爱恋却又占了上风，说服仇虎并为大星开脱成为她有意识的行为。花金子委婉的劝说引起了仇虎的警觉和疑心，最后，花金子寄希望于焦大星知道全部真相后能够一改“窝囊废”的状态变得强悍起来。然而，对花金子的依恋和对仇虎的兄弟情谊使大星最终下不了手，这充分体现了大星善良和软弱的本质。花金子对此失望至极，她也阻挡不了仇虎复仇的脚步，而她也成为仇虎复仇计划中的一枚棋子，同仇虎一起走上了逃亡之路。
　　焦大星和焦母。剧中有几句台词直白地道出了焦大星在焦母心中的位置，焦母：“我老了，没家没业的，儿子是我的家私，现在都归了你了。”“我就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现在都叫你霸占了。”“你丈夫今儿跟你买花，明儿为你买粉，你是你丈夫的命根子……” ^②这是典型的父亲缺席状态下的婆媳关系，即婆婆同儿媳争夺儿子所有权的战争。焦母用“家私”、“家当”这样的字眼向媳妇表明儿子的不可侵犯性，而长相妖冶、眼睛蓄满魅惑和强悍的花金子却偏偏要同她争个高低。焦母和花金子如果有一方示弱的话，那么这种矛盾便不复存在了，恰恰相反，两个女人的争斗却日趋升级，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焦大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可是，焦大星的悲剧性因素同仇虎的悲剧性因素有质的区别。焦大星在剧中一出场作者就为他做了解释：“他畏惧他的母亲，却十分爱恋自己的艳丽的妻，妻与母为他尖锐的争斗使他由苦恼而趋于怯弱。” ^③两个女人同时“掉在河里”的故事有多古老，焦大星式的中国男人所面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困境就有多古老。焦母和金子所表现的刚毅性愈强烈，大星的懦弱、胆怯、意志薄弱愈明显。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焦大星在剧中的地位给人一种男主人公本身无能为力之感，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将大星的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情景，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焦大星在和焦母的冲突中完全处于一种被支配的地位，他没有力量在这场爱情与亲情的争斗中去袒护任何一方，他的任何举动只能加剧矛盾的激化。
　　焦大星和仇虎。仇虎出场的同时，焦大星恰巧要出门，两个男主人公开场便擦肩而过。作者虽然没有让他们直接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却对他们的外形和精神气质做了较细致的描绘。首先看仇虎的形象——“人会惊怪造物者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丑陋的人形；头发像乱麻，硕大无比的怪脸，眉毛垂下来，眼烧着仇恨的火。右腿打成瘸跛，背凸起仿佛藏着一个小包袱。筋肉暴突，腿是两根铁柱。……他眼里闪出凶狠，狡恶，机诈与嫉恨，是个刚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 ^④我们再看焦大星是如何亮相的：“短打扮，满脸髭须，浓浓的黑眉，凹进去的眼，神情坦白，笑起来很直爽明朗。……眉目间有些忧郁。……他的身体魁伟，亮晶的眼有的是宣泄不出的热情。” ^⑤二者阴险和明朗、丑陋和魁伟、嫉恨和热情之间的参照，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作者的真正怜悯所在。仇虎的复仇目标首指当然是焦阎王，而焦阎王的死亡却把焦大星推上了悲剧的前台，焦大星立即成为焦阎王的替身。对仇虎而言，父债子还，天经地义。而焦大星却并未秉承焦阎王的凶神恶煞、强抢豪夺的本性，相反，他从小就和仇虎是好朋友，善良、胆怯、对父亲所犯下的恶行并不知情。仇虎在静静地等候大星回家准备实施计划。在此，作者对焦大星的陈述告诉观众，焦大星没有必须代他人受过的理由，他不过是焦阎王的儿子，但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仇虎复仇的理由，哪里会顾及什么兄弟情谊。大星的无知和离席给仇虎充分的时间实施复仇计划。仇虎在这出戏中，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出自他本人的思想和情感，而焦大星上场后发生的事情却都不在他的支配中，但是，焦大星的再次出现为该剧提供了最初的原动力。可以说，没有焦大星，仇虎同样会陷入得知焦阎王死了后的失落与焦灼中；唯有焦大星回家，这场悲剧的真正冲突才开始上演。在西欧戏剧理论中有一种悲剧叫做无缺陷的男主人公的悲剧。我们所熟悉的罗密欧或许就属于这一类型的男主人公。正如莎士比亚所表明的，罗密欧并没有犯下什么致命的错误，他的毁灭，完全出于外在的因素。而《原野》中的焦大星除了性格有些软弱之外，我们着实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真正的错误，他不仅是一个没有道德污点的人，而且他还尊敬母亲，热爱妻子，帮助朋友，可以说，焦大星完全称得上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焦大星其实也属于戏剧中无缺陷的男主人公这一类型。仇虎活着的使命就是为了杀掉大星以雪耻，大星的不幸是一出单纯的命运悲剧。《原野》让我们看到了，两个男主人公的不幸就在于把他们安排到一个他们必须解决的恩怨中。焦大星在这场悲剧中无辜而又无知，他回家后，周围的人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焦母一方面极力让大星相信金子的不忠和仇虎的真正目的，却又舐犊情深，不忍心让大星知道金子和仇虎的奸情；花金子念及丈夫的人品和对自己的恩情，试图委婉地劝说仇虎能放过大星；仇虎复仇的火焰在善良无知的大星面前也踌躇了许久，想以他和花金子的私通事件来激怒大星，似乎大星先动手他才能为自己毁掉一个无辜的还是兄弟的人的生命寻找精神上的解脱。然而，焦大星却忍下了，忍受了母亲的奚落，妻子的不忠，朋友的欺骗，随着一声古怪的笑而成全了仇虎的复仇计划，成全了他钟爱的妻子所要追逐的幸福，似乎他就不应该活在这个充满憎恨的世界中。在《原野》中，焦大星和仇虎两个人都是男主人公，剧中所表现的苦难和惊悸来自前者的懦弱和后者的狡恶，在过分紧张的戏剧冲突中，这种悲剧场面不可能单单从焦大星或仇虎一个人身上展开，只有当他们两人被安排在并列的地位上时，才使他们共同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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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大星这一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学史的历史长廊中并不鲜见，其中古代汉乐府诗歌《孔雀东南飞》（原名《焦仲卿妻》）、现代文学的《寒夜》最具有代表性。多数学者的关注点在两方面：一是作品表现的尖锐的婆媳矛盾，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一个谈论不休的话题；一是歌颂年轻女子不受封建礼教束缚、追求爱情的勇敢和倔强，而对处于婆婆、媳妇关系之焦点的儿子却较少论述，或者仅仅从传统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阐释。如果从伦理道德视角揭示中国这种独特的家庭状态，那么所有的矛头几乎都指向了封建家长的专制和儿子的懦弱，然而其中有很多地方是伦理道德所解释不了的。譬如说，《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畏惧母亲却不顾母亲的孤单走上以死殉情的道路，这在封建伦理纲常中是大不孝的行为。《孔雀东南飞》最早出现于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诗前小序说“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⑥。在一个“妻子如衣服”的时代，儿子为了爱情抛弃寡母，况且焦仲卿还是个府吏，当然受封建礼教束缚较深，但焦仲卿的殉情并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诟病。焦仲卿在家不能做主，这也有违“夫死从子”的纲常，而刘兰芝的兄长却反而又能摆出封建家长的身份逼迫兰芝改嫁，阿母又不肯做主。可见，所谓的伦理学是不能通用的。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又出现了多少如此相似的婆婆、媳妇和儿子，历史似乎在停滞不前，而我们还在大讲历史的、伦理的因素。
　　到底是什么来决定我们怎样思考和信任，怎样评判美与丑、善与恶以及怎样生活与行动，不是上帝，也不是理性，而是我们共同具有的非理性的自然倾向，即人性。优秀的作品都是写出了人性的丰富和深刻，通过挖掘人的心灵表现对真、善、美这样一些人类共同理想的坚守和追寻。在我看来，《孔雀东南飞》《寒夜》《原野》三部作品虽然文体不同，但深刻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具体地说，是人性中爱和恨的情感纠合，这种复杂性在弱势群体焦仲卿、汪文宣、焦大星身上呈现得尤其明显。在此，我还是以焦大星为例来说明这种延续千年不变的情感。
　　焦大星激烈的内心冲突本质上体现了人性中爱交织着恨，恨中掺杂着强烈的爱的痛苦情感。休谟说：“爱永远伴随着一种使所爱者享有幸福的欲望，以及反对他受苦的厌恶心理；正像恨永远伴随着希望所恨者受苦的欲望，以及反对他享福的厌恶心理一样。” ^⑦爱和恨不但有一个刺激起它们的原因和它们所指向的一个对象，而且还有它们所努力以求达到的一个目的，即所爱者或所恨者的幸福和苦难，这是人类天性中所禀赋的一种原始的本能欲望。然而，当爱和恨的对象同一时，则形成一种复合的情感。焦大星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和行为便是这种爱和恨强烈纠集在一起的结果。母子之爱、夫妻之爱、朋友之爱代替不了因爱产生的母子之恨、夫妻之恨和朋友之恨。养育之恩使他无法纵容妻子而迁怒于母亲，对妻子的迷恋只能增加母亲的妒恨，他就不能明白，既然两个女人心疼的都是同一个人，她们怎么就不能为了他而和睦相处呢？这就是人的天性，焦大星处于一种可怜的状况，这种纠缠在情感漩涡中的状态任谁也无法解脱。焦大星和仇虎同时处于爆发的边缘时，仇虎的复仇情绪已经完全控制了他，可以说，此时的仇虎显示出兽性大于人性；焦大星丢掉了他最想要的东西，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反目成仇，夺走心爱的妻子，但是，焦大星对仇虎的恨没有抵抗住对金子的爱，以自己的死成全了他们，这或许也包含有对仇虎家破人亡的愧疚。
　　作者为什么把焦大星塑造得如此软弱、无知？从艺术效果来解释就很好理解了。焦大星越不感觉到自己的可怜状况，便越是值得同情怜悯，而读者处于全知状态，所以随着剧情的发展，伴随无知的主人公，读者通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怜悯心，而两个男主人公性格的强烈对比也会刺激这种想象的同情。处在这样的类似苦难的无限荒谬的历史轮回中，男性的生命的体验和无助的嚎叫却淹没在轰轰烈烈的历史的车轮中，这种艰难的生存处境怎能不让人产生郁郁的怜悯？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周宁（１９７７－ ），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南桌．评曹禺的《原野》[Ｊ]．文艺阵地：卷１第５号，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６日．１４３页．
　　②③④⑤曹禺．曹禺文集[Ｃ]．卷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５５３，４９０，４７９，４９０页．
　　⑥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９７页．
　　⑦[英]休谟．人性的断裂[Ｍ]．冯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７２页．
　　

• 周　宁： 命运的泥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