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金庸笔下两个典型的“儒家英雄”，研究者普遍认为乔峰这个艺术形象很丰满而郭靖则很单薄，但是没能从学理上给出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本文通过对金庸小说叙事的整体考察，发现了两部作品潜在的叙事立场差异，并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作家心理动因，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关键词：金庸 艺术形象 创作心理
　　
　　引论：“英雄”与“假人”的巨大反差
　　
　　《射雕英雄传》是第一部为金庸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它不仅显示了金庸驾驭长篇巨制的结构功力，而且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遭到压制，只是经由武侠小说承传下来的浪漫主义小说艺术发挥到空前的境界。如果说浪漫主义的风采在《书剑恩仇录》中的回疆、玉峰和《碧血剑》的五毒教描写中光芒乍现，那么在《射雕英雄传》中浪漫主义的光辉则如天花坠落，令人目不暇接。从漠北草原到江南水乡，从神秘的白驼山到仙境般的桃花岛，其中诗情画意，奇人奇事，场面之宏阔，内蕴之深邃，想象之瑰丽，意境之高远，与金庸后期的重头作品相比，不但毫不逊色，只怕犹有过之。
　　即使在这样炫目的艺术光芒之下，这部作品的艺术缺陷仍然相当明显，研究界也早就发现了问题。香港的倪匡认为：“郭靖是一个完人，但是太完美了，变成了一个伪人。因为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完人，那是金庸塑造出来的一个伪人。”
　　在金庸小说人物谱中，与郭靖最接近的就是萧峰。郭靖和萧峰的相似之处最本质的在于：作家同样给予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定位，同样为人物设置了儒家的人生方式、价值取向。他们的差异也很明显：郭靖的完美仅仅在道德水准上，其他方面远不完美，他是金庸小说中最笨的人；萧峰则是个全方位的完人，不但“内圣”——身体力行地对待道德准则，而且“外王”，“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其领袖才能、决断力、胸襟气魄令人叹为观止。按说完人只是无法真实存在的理想，更容易被写成假人，然而恰恰相反。倪匡说得好：“他和郭靖全然不同，郭靖完美，但看来看去是一个假人，萧峰完美，看来看去，总是一条凛凛大汉，就在你的面前。”内地的陈墨则这样评说：“我们可以称郭靖为天下第一大侠，而萧峰则是天下第一英雄。其间的本质区别是，前者是一种理想化的产物，后者则是一种本色的真实性格；前者是一种类型化的道德楷模，而后者则是一种个性化的审美形象。”
　　何以郭靖反而成了个假人，萧峰则成为人人心向往之的金庸笔下第一英雄，同时又是读者人人可亲之近之的朋友呢？金学家们在谁优谁劣的判断之后，没有给出学理的论证。这也不难解释。两位研究者都是在单个人物形象分析中谈及这个问题的，但这两个形象的成功与失败，根本不是作家艺术技巧、表现手段高下的问题，因而微观的考察只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走向更宏观的考察。
　　考察《射雕英雄传》整个作品，郭靖是个假人固然已是共识，书中大部分人物的塑造都有问题，人物性格是很鲜明，但是这种鲜明仿佛是从模具里倒出来的，是事先规定好的，不但性格的性质是先行的，使人物性格只有一个维度，成了单面人：郭靖是一味的憨，杨康是一味的坏，连这种性格的程度也是先验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折扣，西毒的毒是毫无商量的，有时甚至是毫无理由的，在起火的船上与洪七公上演了不近情理的“农夫和蛇”的故事；东邪的邪是不可揣测的，相处多年的徒弟也猜错他的心意，陈、梅二人相爱，宁可逃跑，不敢求他成全。这些性格僵化的单面人的存在，违反了人性的真实，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人物形象有缺陷，绝不意味这部作品是完全缺乏人性表现的概念化作品。正如作家自己所声明的：“我认为文学主要是表达人的感情。文学不是用来讲道理的，如果能够深刻而生动地表现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学。……毕竟小说还是在于反映人生的，我认为归根结底情感还是人生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所以，应该侧重于反映人生经验中最重要的情感问题。”金庸对于情感的表现实在具有深厚的功力，在《射雕英雄传》的细节描写中，亲情的醇厚，友情的赤诚，爱情的缠绵，无不令人荡气回肠。问题在于，有这样上佳的情感表现的作品，竟没有树立起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艺术效果的震撼性，不是由于人物的情感，而是由于作品指涉的具体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这就不能不对作品的整体性质，对作家的叙事立场，作品的叙事本位进行考察以寻找答案了。
　　
　　作品叙事立场的差异及其心理成因
　　
　　（一）《射雕英雄传》：宏大叙事
　　阅读金庸的一部分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作家对于民族的具体历史、文化问题所进行的理性思考，实际上是整部作品的支架，是结构故事、塑造人物的基本动因。《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都是人在江湖、心系家国的叙事方式，因政治事件始，因政治事件终，务求以集中的笔墨表现政治风云，尽管主人公陈家洛、袁承志身上也发生了极大的悲剧，但是在读者心目中，个人悲剧的震撼远逊于对政治现象的理性认知带来的震撼：多年以前就有研究者提出，《碧血剑》的水平高于姚雪垠的《李自成》，就是这种效果的明证。
　　不管其他场合下“宏大叙事”的意义如何，本文拟借用这个词，使它的意义特指以民族、历史、文化现象等为本位进行的写作。依据上面的分析，金庸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从宏大叙事开始的。
　　到了《射雕英雄传》，比之《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更隐蔽、更复杂。从表面上看，整个故事的关注点不再是政治风云的始末，而是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历史人物减少，江湖人物增加了。作家对于政治问题的关注虽然远未退场，仍然是结构作品的重要维度，但的确不再是全然政治本位了，一个新的本位被引入，使作品呈现新的艺术风貌——那就是文化本位。何以说《射雕英雄传》是以文化为本位的宏大叙事呢？
　　首先，虽然从表面上看，整个作品写的是一个人的成长，似乎具有了更大的个人性，然而整个过程又实在很难说是真正的人的成长过程。郭靖未出生就有“忠良之后＂的定位，随之而来的是江南七怪的努力栽培，洪七公、全真七子的言传身教，时代气氛（民族矛盾）的耳濡目染，整个过程不是有血有肉的孩子如何成长为有七情六欲的个人，而是如何成为一个充分的价值规范、文化象征，这个文化象征以外的个人的意志，作品中根本见不到。郭靖是何种文化的象征物，丘处机的一番“煮酒论英雄＂很能说明问题：“黄药师行为乖僻，虽然出自愤世嫉俗，心中实有难言之痛，但自行其是，从来不为旁人着想，我所不取。欧阳锋作恶多端，那是不必说了。段皇爷慈和宽厚，若是君临一方，原可造福百姓，可是他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隐居，亦算不得是大仁大勇之人。只有洪七公洪帮主行侠仗义，扶危济困，我对他才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标准的儒家价值观，受此言传身教的郭靖果然也成为一个儒家人生观的全权代表，在全书最后作为王道、仁政的代言人与成吉思汗展开了争论。郭靖一步步成功，即等于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合理性确证，作品因此完成了对儒家价值观不遗余力的褒扬。
　　《射雕英雄传》作为文化本位的宏大叙事，又绝非是儒家文化的一言堂，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形态同样是这个本位的重要部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人物格局，有极强的传统文化套餐意味。儒家文化（北丐为代表）作为价值立场出现，其他形态的文化以其审美意义被纳入作品。东邪父女非汤薄孔，讲究生活的艺术化，其形象显然是承接魏晋风度那一脉传统的，在作品中既作为艺术家传达了中国古典艺术之美，又作为与儒家对立的人生方式，在道德化、政治化的小说世界中注入了清新飘逸的气息。其他如南帝身上的佛光，老顽童的赤子之心（道的意味），以各自文化形态的审美意义共同构成作品的本位。《射雕英雄传》作为文化本位小说，绝非单纯是儒家文化的传声筒，而更应看作是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是传统文化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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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龙八部》：个人叙事
　　尽管研究界对金庸的前几部小说宏大叙事的本质，并没有达到理性认识和学理揭示，但正因为上述几部小说宏大叙事的本质，研究者才如此容易从文化、历史、哲学角度入手研究，所以人们才会如此热衷给金庸小说及其人物贴上儒释道的标签分门别类。到了《天龙八部》，被冠以“佛家思想”的标签。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天龙八部》之前金庸用传统的儒学来阐述中国武学，至《天龙八部》，金庸试图用佛教禅学的大悲大悯来破孽化痴，用佛教的去贪、去爱、去取、去缠来开导读者。”是否说明《天龙八部》的属性如《射雕英雄传》一样是文化本位的宏大叙事呢？
　　《天龙八部》被冠以“佛家思想”的标签，实际上是说不通的。贴标签者的理由一般有二：一是，生死对头萧远山和慕容博的对峙，竟被一无名老僧轻易化解，双双皈依佛门，可见“佛”的力量之大；二是，全书人物无不“执著”，无一不苦，本书是号召人们放下“执著”，才能去“苦”。
　　这种说法，背离了作品内容和作家情感态度的实际。对于第一点，佛法化解的实际上是“血海深仇”和“王霸雄图”，也可以说是人心中的仇恨和贪念，这不是自然人性本有的东西，而是种种遭际中人性的异化，这种反人性的东西本该得到化解，不能以偏概全，据此说所有人都该“四大皆空”，进入佛家的人生方式，虚竹父子的经历就是人性对佛法的胜利。
　　对于第二点，只要阅读这部作品，确实可以发现其中对“情”的表现占据了作品的重要位置。书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 爱恨情仇，难消难休，甚至超过号称“情”书的《神雕侠侣》。其爱欲纠缠，极痴极烈，或是爱而不得其爱，或是爱侣生离死别，每个人心中都有说不出的苦。问题是，这苦真的仅仅是苦，从而需要放下“执著”吗？游坦之受到阿紫的残酷虐待，连阿紫的眼睛中也充满了酸苦之意，但是阿紫跳崖，他毫不犹豫地跟着跳了下去；叶二娘为玄慈误了一生，仍然当众表白：“我不恨他！”爱我所爱，无怨无悔，个中滋味，是苦是甜，谁能分清？爱情发自本能，出于自然人性，本没有固定的标准和模式，但如《天龙八部》中这一干极端的奇情，实则是一种无保留的付出，是人性之美如烟花般绽放照亮了世界，是每个人心向往之，然而在现实人生无可企及的理想境界。
　　“《天龙八部》中，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苦，但全书并不苦，苦已经化为一股激情。”这激情把作品带到了浪漫主义的新境界。就此，《天龙八部》的浪漫主义之美就不像《射雕英雄传》那样，来自山川风物之秀，传统艺术之精，人生际遇之奇，更有人的感情的至真至美、来自个体感性生命所焕发的光芒。在本就是浪漫主义属性的武侠世界中，达到了浪漫主义的极致。
　　如果可以借用“个人叙事”这个词来特指与“宏大叙事”相对的，以个人为本位的叙事立场，金庸小说中个人叙事从《神雕侠侣》开始，数量也为数不少，《天龙八部》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三）形成两种不同叙事的作家心理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庸小说创作中，实际上存在着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两副笔墨。作家有多副笔墨不稀奇，但通常是为了驾驭不同的题材或体裁而刻意为之，使之都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金庸的情况却是使用在同一体裁中造成了人物形象艺术效果的高下不同，这不可能是有意为之，他的创作理念一直很明确：“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作家绝非有意要写“传统文化百科全书”而不惜牺牲艺术效果，更像是一种潜在心理不自觉地发生了作用。那么究竟是作家怎样的心理因素导致了两副笔墨的出现呢？
　　作为学术界最为重视的一位武侠小说家，金庸小说的特出之处则首先不是在于艺术品质，更大程度上是在于作品对于民族的具体历史、文化问题所进行的理性思考。这份理性思考的存在，决定了金庸小说能如此容易地被纳入专业研究视野，如此容易地被人用既有的话语系统言说。这是因为，在这份理性思考的背后，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特殊道路的一致性——对文学社会功用的重视，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部分作家心态上的一致性——根深蒂固的“济世之心”。
　　这种济世之心是一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人生态度，是儒家价值观的自然承传。正如王晓明说的：“重世俗，讲功利；从群体角度理解个人的习惯，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两个基本精神特点。”“一个是原就伏在他们心底的传统精神习惯，一个是来自四周的现实环境压力，在这七十多年的精神长途中，知识分子还是深深地陷在那世俗功利的意识当中就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总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特征具体到人道主义立场，它往往关注群体的“民”超过关注个体的人。具体到文学创作，它往往容易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以文学为手段解决非文学问题的创作心态。这是包括金庸在内的许多作家无法剔除的深层心理积淀，金庸也未能避免。
　　
　　不同叙事立场下的艺术形象塑造
　　
　　（一）宏大叙事下的人物塑造
　　济世之心作为作家创作时自觉不自觉的心理因素存在，并不能直接决定作品艺术水平，但是作为一种非文学的因素，它在创作心理中所处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当济世之心成为主导创作心理，作家对于具体的历史、文化现象的理性把握成为结构故事、塑造人物的主要动因，必然形成宏大叙事如《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导致作品的理念指涉压倒了感性生命。
　　陈家洛、袁承志基本是政治事件的附属品，是政治事件的审察者、评价者，是作者表达理性思考的手段，尽管人物也有性格，有感情，但是他们的形象很难说是完全的，其性格和感情是不完整的，游离于政治风云的一切不在其内，作为一个个人在文学作品中本应具备的独立的心灵声音，在这些作品中没有出现，因此在艺术效果上，陈家洛在《书剑恩仇录》中还不如在《飞狐外传》中的惊鸿一瞥可爱，袁承志的光彩远逊于金蛇郎君。
　　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也有正常人应有的亲情、友情、爱情，在与黄蓉、洪七公相处的细节描写中，作家妙笔生花，憨态可掬的郭靖跃然纸上。但在更多的时候，却不是这样了。首先，任何真实的个人，都不可能不发生情感欲望与外在环境规范的冲突。把人作为最高原则的文学，只要表现这种冲突，则必然对外在规范形成一定程度的质疑乃至消解。然而正如上文论述过的，郭靖这个形象，是在宏大叙事的立场下，作为儒家价值规范的典范存在的，作家为了保证对儒家价值观不遗余力的褒扬，不得不尽可能地取消郭靖身上情与理的冲突。这种取消有时候是用高明的叙事技巧：如成吉思汗以郭母的生命来要挟郭靖，令他攻宋，就在情理冲突如箭在弦上时，郭母自尽，一下子解决了郭靖的难题。有的时候消除情理冲突的方法就没这么高妙。郭靖在重信义的道德准则面前的选择，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这种决定竟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精神痛苦，他安之若素地作为金刀驸马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这就是硬性消除情理冲突的必然后果：郭靖被写成了个没有感情的人。
　　其次，任何真实的个人与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可能天然吻合，时时处处吻合；由于主体境遇的影响，在接受和贯彻过程中总会有主体的判断取舍，甚至拒斥。然而作家为了表现儒家价值观的天然合理性，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物的郭靖，自然不能使儒家价值观打了折扣。作家只有取消主体的判断取舍权利，于是我们看到，儒家忠孝义的道德准则之外，郭靖是个没有是非标准的人。兄弟的名分在上，杨康再奸恶，郭靖也总想和他亲近一番。这实际上也就取消了人物的独立意志。郭靖身上，没有愿意不愿意，只有应该不应该，从应该到更应该。结果是，郭靖被写成了一个没有意志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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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在宏大叙事的立场下，被文化代言的任务剥夺了感情和意志的人物。没有感情没有意志的人物，不成“伪人”才是怪事。
　　《射雕英雄传》中其他人物形象的单薄，也是宏大叙事必须付出的代价。确实，文化本位较之政治本位更有艺术表现力，政治本位通常导向理性思考，而思想文化信息本身往往包含了审美的质素。然而，作品一旦以文化为本位，人物成为表现文化的载体，必然导致人物性格带有先验性，出现性格单一、僵化的扁平人。另一方面，使得人物间的冲突不是真正的个人冲突，如欧阳锋和洪七公的冲突实际上是“王道”和“霸道”两种政治理念的冲突，这种宏大概念放到个人身上，支使着个人的行为，不免造成冲突的不近情理，人物性格在不近情理的冲突中更加僵化，西毒的不可理喻正在于此。《射雕英雄传》以多元文化为本位，固然带来了作品内涵的丰富，但也造就了不同形态的一干扁平式人物的出现。这些人物身上如果有魅力，如东邪，那只是他所代言的文化的魅力，而不是来自人本身。
　　同时，儒家思想本身的伦理属性、政治属性，使得作品既然旨在褒扬儒家思想，就无法避免道德至上和政治关注。因此儒家价值观在作品中不仅体现为郭靖一个文化象征，更决定了整个作品所持的评价立场。一个“认贼作父”的道德判断，取代了应有的人性标准，杨康在处理身世问题时实际的两难处境、可能会有的感情挣扎，全被忽略，人物立体化的可能被打消，出现的是一个单薄的坏人，站不住的人物。郭靖和杨康形象的失败，同样是文化本位的牺牲品。
　　（二）个人叙事下的人物塑造
　　当文学天然的属性——对个人、对感性生命存在的关注处于本体位置，作家的创作就是个人叙事。在《天龙八部》中我们可以看到，萧峰身上所附丽的历史、文化内涵绝不少于金庸笔下任何一个人物，但是他与郭靖的根本区别是，历史、文化内容绝不是这个人物存在的根本，更不是人物的全部。作家首先让这个人物在段誉的世界里出场，斗酒、平叛，通过段誉的视角，简约有力写出了他的豪侠性格和过人才能。其实如果到此为止，这个人物至少也和胡一刀相类，是个成功的“侠”形象了。但是作家并不满足，萧峰在杏子林遭逢巨变后，作家把艺术焦点直接对准了他的内心，从此所有的笔墨都用来聆听来自萧峰心灵的声音。初遭变故时的难以置信，追查真相时的困惑迷惘，确证身世后的孤独悲凉，独闯聚贤庄时困兽一样的悲愤惨伤，误杀阿朱后痛不欲生的斑斑血泪，作家通过内心独白向我们直接呈现他的心灵声音。它是完整的，原初的，未经任何人为准则过滤过的，因而也是最鲜活，最丰富，最真切的，作家一切历史、文化、哲学层面的理性思考都只能成为表现这颗心灵的背景，人本身才是这部作品的艺术对象和第一准则。人物的魅力，是来自个人感性生命本身无与伦比的艺术力量，是人物和读者“以心交心”的结果。
　　另一方面，萧峰这个人物的光彩又绝不仅仅是突显了个体感性生命的结果。其形象美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他的英雄气概，这种英雄气概才决定了这个形象的无可取代。这恰恰是儒家文化因素参与人物塑造的结果。儒家敢于承担、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本身有着英雄主义的气质和崇高的美学品质。在个人叙事的立场下，由于真正的艺术形象的确立，它的审美意义反而能够极大程度地焕发出来。
　　也是这种个人本位的叙事立场，决定了作品中处处透出悲悯。这不是出于佛家立场的对“众生皆苦”的悲悯，而是以人性标准代替了道德判断，以对人本身的关注代替了对伦理的执著，因而产生的人道主义立场，一份对人的宽容。四大恶人不像西毒恶得不近情理，而是自身有一段残酷的往事，都是伤心苦命人。慕容复到后来不择手段，行为卑劣与杨康有一比，但作品同时写道，作为人人称道的“人中龙凤”，住在神仙洞府一样的燕子坞，本身有高度的艺术才能，连身边侍婢都堪与萧峰匹配的慕容复，在回答西夏公主的问题时，回想自己碌碌半生，为复国奔走，得到的答案竟是“没什么快乐”，“没什么最爱之人”的时候，其人可悯就远大于可憎了。慕容复和杨康两个形象的成败对比，再次证明了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对作品艺术成就的不同影响。
　　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补充说明。按本文中“宏大叙事”的含义，金庸的收山之作《鹿鼎记》无疑是宏大叙事，而且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宏大叙事作品。然而它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的人物塑造摆脱了宏大叙事注定造成的人物缺陷，恰恰相反，它的人物是更明显的扁平式，更彻底的理念象征。它的成功是因为理念象征式人物与这部作品艺术形态的要求天然吻合，再也不成其为缺陷。《鹿鼎记》完全逸出了武侠小说表现理想人生的浪漫主义艺术形态，而是针砭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形态，反讽性、喜剧性代替了颂扬性、理想性。笔者没有将之纳入论述范围，就是因为艺术形态上的本质差异必然带来评价标准的差异，从而根本无法在一个论说系统中进行有效观照的缘故。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关士礼（１９７６－），黑龙江省五常市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２００５级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１]倪匡．《我看金庸小说》[Ｍ]．白鹿书院网站。
　　[２]陈墨．《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艺术论》[Ｍ]．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
　　[３]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４]金庸．《射雕英雄传》（第四册）[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
　　[５]曹正文．《中国侠文化史》[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６]杨守森．《２０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７]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创作心理障碍》[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 关士礼： 人物塑造·叙事立场·济世情结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9期
• 关士礼： 论古龙小说研究中的一种误读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