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学作品中的“亡国女”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是男性统治者把天灾人祸、反抗、暴乱等社会问题转嫁到女人身上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中外剧作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亡国”者必有，但并非女人。
　　关键词：“亡国女” 审视 现实评判
　　
　　在文学的长河中，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家们，曾经为世界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为数不少且十分特殊有趣的“美女”形象。诸如古希腊的斯巴达王后海伦、古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中国商代纣王宠妃妲己、周幽王爱妃褒姒、唐代玄宗李隆基之贵妃杨玉环等……这类“美女”人物之所以有趣特别，乃在于她们往往拥有似乎足以危及国家社稷、倾覆帝王江山的某种神秘、奇特的力量，“桀宠妹喜以亡夏，纣宠妲己以亡商”（见《东周列国志》第二回），中国古人如是说，外国人眼中亦大抵如此。这类“美女”型人物，文学史家们惯用“亡国女”一词相指称。她们堪称古代女性当中既最幸运而同时又最不幸的女子了：一方面，她们能与身居权力顶峰的帝王发生非同寻常的爱情纠葛而显极一时，荣享富贵奢华，因此为世间一般女性所远远望尘莫及、自叹弗如；另一方面，她们又每每追随帝王的成败、国势的盛衰而历经沉浮，并最终落得较普通女性都不如的香消玉殒，身首两异，甚至“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可怜境遇和凄惨下场！她们那“倾国倾城”之盖世美貌颜容、浪漫传奇般的宫帷生活阅历，令人惊羡称绝；而其遭遇的无可避免的爱情悲剧，则又时常让人扼腕长叹。此外，还有那社会舆论套加在她们身上的“女色——亡国”及“尤物——祸水”的评价，千百年来被人们重复着，并引发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观众或读者的浓厚兴趣与深深思索。此真可谓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文苑话题！该论文选取同一体裁的中外两部戏剧杰作——《长生殿》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为研究对象，对剧中的“亡国女”问题进行审视和现实评判。
　　尽管洪升和莎士比亚对其笔下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抱着同情乃至歌颂的态度，但对她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所过的奢侈腐化的生活，以及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并不同情，持有鲜明的批判态度。这种创作看似矛盾，实际上恰好表现出作家对人性的复杂性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的特殊内涵的深刻把握。由于被表现对象本身比较复杂，相应地，作家们对她们便采取了爱憎参半、批判与歌颂并存的态度——在塑造人物时，不是将人物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去表现它的和谐统一；而是着意揭示人物性格的矛盾性，将人物性格置于一个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中，使人性的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着同一条路。
　　从“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对封建统治阶级奢华腐朽生活方式的批判态度出发，洪?N在《长生殿》里，从多方面展示了唐明皇与杨玉环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权势对于爱情的腐蚀消极作用——由于唐明皇对杨玉环的百般宠爱、千般呵护，使得她与众亲属在政治、经济诸多方面拥有数不清的、令人惊诧的特权：“（杨玉环）位列贵妃，礼同皇后，有兄国忠，拜为右相，三姊尽封夫人，一门荣宠极矣”（《春睡》）；杨氏家族依仗权势作威作福、趾高气扬。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锲游》一出，写了杨氏兄妹伴随唐玄宗一起春游时，坐着“绣幕雕轩，珠绕翠围”的豪华马车，一路之上玉钿丢弃满地的情景；透过大臣郭子仪的眼光，侧面写到杨氏兄妹在宣阳里中翻盖新第，“四家府门相连，俱照大内一般造法”，“一坐厅堂，足费上千万贯钱钞”的豪奢；在《进果》中，描写了年年从千里迢迢的海南等地专为向贵妃进贡鲜荔枝的使臣旅途之劳，以及驿马踏坏庄稼，踩死百姓的情景；《贿权》、《权哄》中，又写了杨国忠“外凭右相之尊，内侍贵妃之宠”，纳贿招权，与安禄山勾心斗角，以致埋下“安史之乱”的祸根……剧作生动地展示出专制独裁者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公私不分的畸形状态，以及权势对人性的扭曲。帝王把无限地满足所爱女子的享乐欲乃至权利欲，作为自己“爱”的表达方式。此做法不仅与爱情本身南辕北辙，并且还将他自己及其所爱的情人推至千夫所指的被动境地。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历来注重描写性格复杂化的人物。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与贵妃杨玉环相比，即具有这一显著特征：她属于一位处在复杂环境里的富有复杂个性的立体化“圆形人物”！莎士比亚在其全部剧作中，塑造出总共一百二十八位女性形象，而克莉奥佩特拉则被公认为莎士比亚笔下最复杂而有争议性的、最令人注目的一位女性典型。她肩负君主、母亲与情人等多重身份；她多情善感而又喜怒无常；她虽头戴王冠、手持权杖，但因国力孱弱，又不得不苦心孤诣，甚至不惜屈尊枉驾，以乞求强者的庇护——作为帝王，她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影响，有时很会玩弄权术。其权术主要表现于她的“狡黠”上：言行举止瞬息万变，简直让人捉摸不透。依靠这种“狡黠”，“以恋爱为职业”（第二幕第五场），从前曾引诱裘力斯·恺撒与庞贝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如今又同样挑逗得安东尼心旌摇荡、神不守舍。如果说奥克泰维斯·恺撒在追求政治目的上运用权术获得巨大成功的话，那么克莉奥佩特拉在追求个人目的上毫不逊色，然而，人归根结底乃是环境的产物，会随着具体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嬗变。如果说最初的她与安东尼的亲近有加，主要是出于为自己的王位及弱国埃及寻求庇护伞，那么伴随形势的日渐发展，历经一段艰难的心路旅程，她最终产生发自肺腑的真正爱情，成为一位勇于革除旧我、脱胎换骨的新人。由此而论，她无疑属于一个有着缺点的美女。莎士比亚对其笔下正面主人公们的缺点，持一种宽容豁达的态度。他借助剧中一位人物之口说：“可是神，你们一定要给我们一些缺点，才使我们成为人类。” 莎士比亚的做法是值得首肯的：世间没有完美无缺、十全十美的英雄或美女，因为他（她）们是人，而不是神。恰恰正是有了这样或那样的某些缺点，方使得这些人物更加贴近生活，接近真实，也才使得他们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无独有偶，像杨玉环那样，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也是从其“靠山”安东尼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由于她的挥霍无度，造成埃及经济上的困窘——埃及王室的收入，根本无法应付她那骇人听闻的奢侈，是安东尼把他从东方行省搜刮来的大量财富，赠给她当礼物，安东尼是她的罗马赡养人。克莉奥佩特拉和安东尼在亚历山大里亚所过的豪奢惊人的生活，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安东尼的部下在那里，“十二个人吃一顿早餐，烤了八头整个的野猪”；但这比起女王“惊人的豪宴”，只不过是“大雁旁边的一只苍蝇而已”（第二幕第二场）；女王听到来自罗马的好消息，给信使丰厚的赏赐，“金子像暴雨，珍珠像冰雹”（第二幕第五场）；她和安东尼召集群众集会时，“在市场上筑起了一座白银铺地的高坛，上面设着两个黄金的宝座”（第三幕第六场）。看到这些情景，我们就不难想象这位女王是怎样挥金如土了。克莉奥佩特拉不仅在经济上把安东尼作为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袋”，而且在政治上更依仗他的庇护抬举。不同于深居宫中的杨贵妃，靠着杨国忠得到间接的政治权力，克莉奥佩特拉获得的政治权力是直接的。安东尼为了进一步赢得她的欢心，竟把他在罗马东方行省管辖的叙利亚、塞浦路斯和吕底亚等领土统统奉送给她，当众宣布她为埃及帝国的女王（第三幕第六场）。正是这件事情极大地触怒了罗马人，成为屋大维在元老院支持下对安东尼宣战的导火索。
　　与杨玉环相比，埃及女王似乎有着更多的“女性邪恶”。杨贵妃只是贪图享乐、养尊处优而已，而克莉奥佩特拉却直接参加权力斗争乃至战争。此特征来源于人物原型——据史传记载，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既精通希腊历史、文学和哲学，又会操六国语言，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外交才能；她在权力斗争中几经沉浮深谙政治，有着和男性统治者一样的勃勃雄心。如果说在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关系中，唐明皇是负情的一面；那么在安东尼与埃及女王的关系中，女王却多有负情的行为。在他俩组织的联合舰队与屋大维进行的阿可兴海战中，假设不是克莉奥佩特拉出于怯懦而临阵逃脱，引得痴情的安东尼无心恋战，马上随她而去，这场战争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在屋大维进军埃及后的亚历山大里亚保卫战中，若非埃及女王为了给自己留下后路，暗中投降了屋大维，常胜将军安东尼也不会被逼上绝境，应该说，对安东尼的失败，克莉奥佩特拉是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的。
　　 [##]
　　中国上古神话中，女性神女娲抟土造人，并以包含宇宙的姿态，炼石补天，拯救了陷于灭顶之灾的人类。那是一个属于女性的辉煌时代，女性乃人类的母亲，为人类的图腾，乃生存、富裕和美丽的象征。然而当男性全面取代了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后，女性光荣的历史便一去不复返，变成了永久的记忆。男性中心制的产生及其残酷，以女性的惨重牺牲为代价，它书写了人类史上最残酷、最血腥的自相残害的一页。男性变成了人类的主宰，人类的另一半则被压抑到生存的最底层；男性创造并牢牢控制了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把女性从社会的大庭广众之所，驱入至狭小的厨房和育儿室；男性造就了女性的沉沦，使之臣服于自己的脚下。他们野蛮地摧残女性的肉体，肆无忌惮地屠戮女性的精神，女性的劫难成为命中注定，因为她们早已沦落到被异性主宰的弱者地步。这样，男性社会产生的诸多罪恶，便顺理成章而蛮横武断地被栽赃到她们的身上——弱肉强食的男权社会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当角逐的胜利者登上统治者宝座时，发现世界并非自己期望的那样四海宾服、歌舞升平。诸多天灾人祸、反抗、暴乱等问题，时时困扰着他们。而这一切的根源，统治者当然不愿意亦不会包揽到自己身上。为了回避、推卸责任，获求心安理得，使其统治地位不受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嫁他人，由他人来承担罪责、咒骂与惩罚——“女人是祸水”、“女色亡国”之类的论调，即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被精心炮制出来的。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叫女性是弱者呢？因此，“红颜祸水”、“女色亡国”之论调，实乃男性中心制的特有产物，是男性对女性实施压迫的口实，属于伴随女权沦落、男权社会日益加强对女性全面压抑与控制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此现象必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故而，才出现文学乃至戏剧中一些所谓“亡国女”形象。
　　历史上无论哪朝哪代的覆灭，也无论战争动乱的发生，其实都有着相当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诸多原因，绝非单单“重女色”所能导致。综观历史，其实早已不乏有识之士对此荒谬无理的“女色亡国”论调的大胆质疑。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夜泊秦淮》。诗云：“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诗中的“商女”，指侍候他人的歌女，“商女，是以唱曲作生活者”（徐增《说唐诗》卷十二），“后庭花”则指陈后主李煜所作词曲《玉树后庭花》。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商女”唱《后庭花》之曲，乃是不知亡国之恨；然而，指使她唱歌的又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难道也不懂得这是亡国之音吗？这些人身为皇孙贵族、官僚豪绅，亦如陈后主一样，不以国事为怀，只知寻欢作乐，整日沉醉于靡靡之音！这样的一些败类执掌朝政，岂有不祸国殃民之理？显然，诗人谴责的对象，并非那位不知亡国之恨的歌女（因为唱歌仅仅是其赖以谋生的唯一手段，唱什么词曲其实并无多大的区别；更与国家的兴衰无任何牵系）；而纯粹是那些疏于政务、骄奢纵欲的王公显贵自己所葬送或曰倾覆了好端端的江山社稷。
　　因此，倘若我们跳出维护帝王江山的立场，跳出男权中心的怪圈，就会清晰地见出以男权为中心的私有制社会的荒谬所在！我们完全有理由从维护女性权益的视角提出反问——妲己、褒姒、杨玉环等人，其实不过只是一些来自民间的普通女子，她们甚至连自己的命运都不能亦无法决定，又凭什么去主宰一个庞大王朝的命运、将社会的兴衰更替系于己身呢？因此许多文人才会通过对唐朝的“安史之乱”发生原因的探究，得出一个共识，即是：它与杨贵妃无关，其咎在为人君者唐玄宗也！此中包括多种因素。其一，在于唐玄宗的耽安乐、好奢侈。其二，在于唐玄宗的重用奸佞，如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之徒。其三，在于唐玄宗引狼入室。在一些文人骚客看来，唐玄宗宠幸并重用安禄山，不啻引狼入室而酿成祸乱。正如赵翼《马嵬坡》所云：“宠极强藩已不臣，枉散红粉委荒尘。怜香不尽千词客，招乱何关一美人！”是啊，招乱何关一美人！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为“歌女”、“亡国女”之类美女诉冤屈、鸣不平的思想，仍然是值得今天的人们深刻反思，积极借鉴的！我们借助洪升的《长生殿》及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亡国”者必有，然却并非美若天仙的“女子”也！
　　（责任编辑：解正德）
　　
　　作者简介：郑心灵，焦作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
　　
　　参考文献：
　　[１]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７月第１版。
　　[２]黄竹三著《戏曲文物研究散论》，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第１版。
　　[３]佴荣本著《文艺美学范畴研究——论悲剧与喜剧》，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第１版。
　　[４]吴祖光著《吴祖光谈戏剧》，江西高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第１版。
　　[５]郭富民著《插图中国话剧史》，济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第１版。
　　[６]郑传寅著《传统文化与古典戏曲》，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月第１版。
　　[７]路应昆著《戏曲艺术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９月第１版。
　　[８]朱文相主编《中国戏曲学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９月第１版。
　　[９]骆正著《中国京剧二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月第１版。
　　[１０]奚海著《元杂剧论》，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５月第１版。
　　

• 郑心灵： 对“亡国女”问题的审视与现实评判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