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运用解构主义理论中的“延异”概念，对《蝇王》进行主题研究。文章分别从《蝇王》的女性人物缺席、背景、人物刻画及“火”的意象诸方面探讨了小说中生物本源和逻辑本源的消失、时间的“延宕化”和地点的“间距化”，表现了人性恶的“延异”，揭示出《蝇王》中人性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延异” 主题研究 人性 不确定性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11-1993）的扛鼎之作《蝇王》（Lord of the Flies）自一九五四年出版以来就吸引了评论家与读者的关注，大多数评论文章着手于小说中“人性恶”这一主题，如罗少丹的《威廉·戈尔丁和〈蝇王〉》^①，詹姆斯·金丁（James Gindin）也曾说：“孩子们身上表现出的黑暗与邪恶反映了人类更大的黑暗与邪恶。”还有评论家认为《蝇王》是一部寓言，如刘若端的《寓言编撰家》^②，Ｌ．Ｌ．迪克森（L.L. Dickson）在《威廉·戈尔丁的现代寓言》中也详细论述了《蝇王》作为一部寓言的写作特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多元化评论的兴起，有关《蝇王》的评论也从道德哲学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转向多层面、多角度的评论。文评家们或从叙述学和文体学角度评论小说的叙述结构，如陶家俊的《论〈蝇王〉的叙述结构和主题意义》^③；或从神话原型批评角度解读该小说，如伯纳德·Ｆ．迪克（Bernard F. Dick）曾在《威廉·戈尔丁》一书中揭示了《蝇王》与狄奥尼索斯神话的对应关系；还有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的评论文章，如于海青的《“情所独钟”处——从〈蝇王〉的杀猪“幕间剧”说开去》^④。从上述文评回顾中不难看出，评论家们多运用现当代文学理论分析小说的主题和叙述技巧，这些研究或宏观或微观，其中不乏新意。本文承继了《蝇王》的主题研究，但笔者认为小说通过“延异”人性恶着力表现了人性的不确定性。本文将运用解构主义理论中的“延异”（differance）概念，从女性人物缺席、背景、人物刻画及“火”的意象等方面着手，分析《蝇王》中人性的不确定性。
　　
　　一
　　
　　“延异”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自创的一个重要概念,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法国哲学学会上首次提出。通过词源学解析，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延异”的含义。此词由三部分构成：1.differre:“延宕化”(temporalization),即 “时间化”，指推迟、延缓、迂回，德里达赋予其不断延迟的意味，ｄｉｆｆｅｒｒｅ还蕴含着“间距化”的意味，即差异性，或曰同一性的分裂与同时性的破坏；2.differance中的ａ是“解构之‘解’的标志，也是解构之‘构’的许诺”。３．后缀ａｎｃｅ显示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亦此亦彼，非此非彼。借助“延异”这一概念，本文首先剖析《蝇王》中女性人物缺席这一独特现象，指出女性人物的缺席代表着生物本源的消失和逻辑本源的消失，接着以小说中时间的变奏和地点的设置分别对应“延异”（differance）中的“延宕化”和“间距化”，最后分析人物性格的亦善亦恶以及“火”的意象，揭示出《蝇王》中人性的不确定性。
　　
　　二
　　
　　女性人物缺席一直以来都是《蝇王》评论的焦点和难点，自然，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荒岛文学的伟大传统，但笔者认为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缺席还可被视作本源（origin）的消失^⑤。这里，本源的消失包含了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的层面即生物本源的消失（biological a ence of origi ),隐性的层面则为逻辑本源的消失(logical a ence of ori-gi )。生物本源的消失表现在这群孩子和他们所猎杀的野猪身上，书中唯一可被称为女性人物的角色是一头母猪，而这样一个生物本源的象征最终也
　　死于孩子们的长矛之下：
　　
　　到了这儿，在热得逼人的酷暑之下，老母猪倒了下去，猎手们蜂拥而上。这种来自陌生世界的可怕爆发使老母猪发了狂，她^⑥吱喳尖叫，猛跳起来，空气中充满了汗水、噪声、鲜血和恐怖。罗杰绕着人堆跑动，哪里有猪身露出来就拿长矛往哪里猛刺。杰克骑在猪背上，用刀子往下猛捅。罗杰发现猪身上有块地方空着，就用长矛猛戳，并用力往里推，直到自己身体的全部重量都压在长矛上。长矛渐渐地往里扎，野猪恐怖的尖叫变成了尖锐的哀鸣。接着杰克找到了野猪的喉咙，一刀下去，热血喷到了他的手上。在孩子们的重压之下老母猪垮掉了，野猪身上叠满了猎手。
　　
　　显性的生物本源的消失也进一步暗示了隐性的逻辑本源的消失。我们知道，西方形而上学就是建立在本源的基础上，形而上学旨在追寻事物的本源，设定超越感性世界的存在逻辑，而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锋芒所指正是形而上学的根基——本源。基于本源而产生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体，如在场／缺席，男性／女性，在德里达看来，都包含着等级差异，即斜线左边的词占有优先地位，处于中心，而斜线右边的词则居次要地位，处于边缘。换言之，斜线左边的词之所以处于优先地位，是因为有斜线右边的词——次要地位的衬托，而一旦失去这种衬托，左边的词也失去了其优先地位，即没有边缘，何谓中心。由于《蝇王》中女性人物的缺席，这种二元对立体中的对立关系随即坍塌，反过来，这种坍塌也直接捣毁了本源的存在。随着本源的消失，小说文本的意义产生了某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通过“延异”人性恶弥漫于整个文本，其具体表现为人性的不确定性，以下将从背景、人物刻画及“火”的意象等方面解析人性的不确定性。
　　作为背景的两大要素——时间和地点的设置成为建构小说文本的重要手段，《蝇王》中时间的变奏^⑦与地点的设置交相辉映，反映了人性的无时间性、无地域性及不确定性。其中时间的变奏可对应“延异”概念中的“延宕化”，地点的设置则对应“间距化”。小说《蝇王》始于未来时间，继而向原始时间延续，终于现代时间，这一具有后现代主义小说特色的时间建构拓展了时间的维度，文本似乎指向某种绝对未存在的原始过去，但又关联着现在与未来，然而倒错的时间概念却延宕了文本的意义，使得故事本身显得亦真亦幻，增加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蝇王》用未来时间建构起叙事的开端，在未来世界的一次战争中，一群六至十二岁的男孩由于飞机失事而流落荒岛。当这群孩子在小说第一章悉数登场，一位名叫拉尔夫的少年被选为领袖后，原始时间成为叙述主体，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原始社会生活场景，这幅原始社会的生活场景一直持续到临近结尾处。其中，孩子们经历了原始社会部族人群所经历的一切，从采集到取火再到打猎。在原始时间刚刚开始之时，由于权力和秩序的建立，孩子们似乎可以平静地生活在他们建构的美好的乌托邦世界中。然而，随着原始时间的推进，孩子们复杂的本性也逐渐显露出来，原本代表着理性与智慧的拉尔夫和猪崽子却在图腾和狂欢的掩盖下参与了残害西蒙的过程。当原始时间的荒蛮暴露到极致，猪崽子惨死于罗杰蓄意驱动的巨石之下，拉尔夫遭到杰克部落的追杀，在茫茫火海中煎熬之时，这把火却引来了营救的船只。英国军官的出现使得小说以现代时间终结原始时间，使得拉尔夫“失声痛哭：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蝇王》的这种未来——原始——现代的时间变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与确定性，而其结尾处的营救在某种程度上又追加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人性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那艘巡洋舰是带着孩子们驶向和平，还是驶向另一个战场。结合小说的空间层面，即地点的设置，则更能体味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戈尔丁将故事设置于一个地理上不可知的荒岛，在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充分暴露其本性的微观世界的同时，拉大了读者与小说的距离，使读者能够更加理智客观地审视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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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的不确定性最直观地表现在小说的人物刻画上，在此，我们运用几种常见原型（archetype）：智叟原型、英雄原型、魔鬼原型和上帝原型^⑧，来分析和归纳《蝇王》中的主要人物。小说中，智叟原型、英雄原型、魔鬼原型和上帝原型都有其典型代表，如，智叟原型的典型代表是拉尔夫和猪崽子，英雄原型的代表是杰克，魔鬼原型的代表是蝇王，上帝原型的代表是西蒙。然而，《蝇王》中的人物却难以如此简单地对号入座，在一个人身上往往存在着多种心理原型。正如荣格所说，原型虽然是集体无意识彼此分离的结构，但他们却可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以拉尔夫为例，除了作为核心的智叟原型，他还兼具英雄原型与魔鬼原型。拉尔夫的智叟原型表现为他竭力维护文明社会的原则和方式，如，他坚持在山顶生火，作为求救的信号；要求大家共筑茅屋避风雨；要求大家讲卫生，在固定的地方解手。拉尔夫的外形以及他对力量的崇拜则凸现了他的英雄原型，他身体强壮，“就他的肩膀长得又宽又结实而言，看得出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拳击手”。自始至终，拉尔夫勇敢地面对一切危险，即使是最后孤身一人面对杰克的追杀，拉尔夫也彰显了一个十二岁孩子难得的勇气。然而，在他身上也潜藏着魔鬼原型，在原始的图腾和狂欢中，他也加入了残害西蒙的狂舞：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干掉它哟！”
　　一条条木棍揍下去，重新围成一个圈圈的孩子们的嘴发出嘎吱嘎吱咀嚼的声音和尖叫声。“野兽” 在圈子当中双膝着地，手臂交叠着护着面孔。衬着电闪雷鸣的巨响，“它”大叫大嚷山上有个死尸。“野兽”挣扎着朝前，冲破了包围圈，从笔直的岩石边缘摔倒在下面靠近海水的沙滩上。人群立刻跟着他蜂拥而下，他们从岩石上涌下去，跳到“野兽”身上，叫着、打着、咬着、撕着。没有话语、也没有动作，只有牙齿和爪子在撕扯。
　　……只有那“野兽”静静地躺在那儿，离海边几码远。即使在大雨滂沱之中，他们也能看得出那“野兽”小得可怜，他的鲜血染红了沙滩。
　　
　　另一个通常被看作是反面人物的杰克身上也融合着英雄原型、魔鬼原型和上帝原型。杰克崇尚力量，讲求实际，他带着孩子们猎杀野猪，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同时，他凭借着自身最本能的力量和英雄行为得到了大多数孩子的拥护，他的英雄行为在猎杀野猪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英雄原型表现到极致时，杰克身上的魔鬼原型也得以萌发，伴随打猎而产生的图腾和狂欢舞蹈仪式唤醒了他身上的野性与邪恶，使他变得嗜血如命，甚至滥杀无辜。如果说杀害西蒙的狂舞属于偶然，那么最终放火追杀拉尔夫则纯属蓄意谋害同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集英雄原型与魔鬼原型于一身的杰克也有着向往文明的一面，也隐含着上帝原型。我们一定还记得，在杰克流落荒岛前，他是教堂唱诗班的领队，他与唱诗班的孩子们一同高唱颂歌，礼赞文明，祈祷善行。可见，我们很难把一个人物归结为某一种原型，他们丰富多样的内心世界和行为表现使得他们身上都交织、融合着多种原型，甚至是互为矛盾的原型。即使是在《蝇王》中的次要人物猪崽子和西蒙身上也表现出了多种原型，体现着人性的不确定性。例如，猪崽子身上以智叟原型为主，同时具有魔鬼原型和上帝原型；而作为上帝原型的典型代表西蒙也兼具智叟原型和魔鬼原型。
　　《蝇王》中“火”的意象也起到了追加文本不确定性的作用，同时将人性的不确定性演绎得活灵活现。在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中，火被赋予多重意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５３５－４７５）便选择火作为他的原始的基质。在他看来，宇宙进程是依据“定则”，由规律所支配的。赫拉克利特曾说：“事物的这一秩序不是任何神或人所创造的，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久是永生之火，按照定则而燃烧，又按照定则而熄灭。……在一切变化和矛盾中唯一常住或保持不变的，是位于一切运动、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即逻各斯（ｔｈｅ ｌｏｇｏｓ）。”可见，这“永生之火”便是“逻各斯”。然而，在小说《蝇王》中“火”的意象却颇具反讽意味，一直处于自我消解的状态之中，以至于我们很难赋予“火”以确定的象征意义，因为在每一个阶段，“火”都是既代表希望也代表邪恶，而实则暗指人性的亦善亦恶。起初，孩子们用眼镜聚集阳光点起火来，作为向外界求救的信号，然而这把火却烧毁了山边的半片森林，并且吞噬了一个孩子的生命：
　　
　　“那个小东西——”猪崽子气喘吁吁地说——“那个脸上带斑记的小男孩，我没看见他。他到哪儿去了？”
　　人群静得像死一样。
　　……猪崽子扑倒在一块岩石上，伸开双手紧抓着。
　　“那个脸上有斑记的小东西——眼下他可在——哪儿呀？我对你们说，我可没看见他。”
　　孩子们面面相觑，惊恐万状，心里很疑惑。
　　“——眼下他在什么地方？”
　　拉尔夫似乎羞愧地喃喃答道，
　　“多半他回到那，那——”
　　在他们下面，山的冷漠的一侧，擂鼓似的隆隆火声还在不停地回荡。
　　
　　后来，由于照管这堆篝火的杰克等人擅离职守前去打猎，火自行熄灭，以致驶过荒岛的船只未能看到信号而使孩子们错过了获救的良机，获救的希望最后因为猪崽子的眼镜被偷而完全化为泡影。杰克自立为王后，为了炙烤食物偷去了猪崽子的眼镜，点燃了另一把火，最终这把火在追杀拉尔夫的过程中引燃了全岛。然而，恰恰是这把火引来了救援的船只，孩子们最终获救。贯穿全文，“火”的意象一直处于自相矛盾、自我消解的过程之中，它亦善亦恶，生动地表现了人性恶的“延异”。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小说结尾处的不确定性更追加了“延异”的意味。作为实施营救行动的施动者，那名英国军官，也因营救行动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追加了小说中人性的不确定性。
　　
　　三
　　
　　尽管，在文评家的众手勾勒下，《蝇王》一直都是作为一部揭示“人性恶”的经典作品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戈尔丁也以一位关切民生与未来，抱持悲观态度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然而，作为诞生于后现代语境的一部重要小说文本，单纯的“人性恶”似乎难以涵盖其蕴含的深意，“悲观主义者”这一头衔似乎也难以概括戈尔丁这位“用丰富原创的神话阐明当今人类普遍生活状况”的后现代语境下的重要作家。事实上，戈尔丁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消除他在人们心目中“悲观主义者”这一印象。一九八三年，戈尔丁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答词中说，文评家们将他树立成一个悲观主义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准确且不全面的，因为他们忽略了“他本质上的乐观主义倾向和他对于幽默的偏爱”。事实上，戈尔丁的人性观是很难用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加以定义的，他在《蝇王》中对“本源”的消解使其文本具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了绝对的本源……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就具有了相当大的开放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文本不再是封闭的自足实体，没有了意义的确定性。……意义的本原迷失，文本所指涉的终极意义不复存在，不再有中心、在场、本源，一切都成为不确定的”。对“本源”的消解也表明了他作为一位身处后现代语境下的重要作家所具有的挑战性和独创性，而他所刻画出的亦善亦恶的人物也间接体现了他自身人性观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戈尔丁以其独创的写作技巧，在《蝇王》中“延异”了“人性恶”，将人性的多样寓于不确定性中。可以说，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揭示了文本意义无尽生成变化的过程，阐明了人性纷繁变化的本质；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丰富了
　　文本的意义，道出了道之不能及的人性之一二。
　　（责任编辑：解正德）
　　
　　作者简介：陈李萍（１９７６－ ），硕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西方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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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外国文学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第１２１－１２３页。
　　②参见《世界文学》，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③参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３期，第４６－５２页。
　　④参见《国外文学》，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第３２－３７页。
　　⑤参见Aleid Fokkema, Postmodern Character: A Study of Characterization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Postmodern Fiction (Amsterdam: Netherland, GA, 1991) P83-99. 本文采用了书中“生物本源的消失”和“逻辑本源的消失”等术语。
　　⑥原译文此处为“它”，根据英文版小说中的“ｓｈｅ”和本文需要，本文作者将其改为“她”，并加黑体以强调。
　　⑦关于“时间的变奏”，参见王卫新：《论〈蝇王〉的时间变奏》，《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３４－３９页。
　　⑧参见邓楠：《神话的隐喻，人性的悲剧——从荣格的原型论看〈蝇王〉的人物塑造及其意义》，《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第４４－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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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李萍： 恶的“延异”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9期
• 陈李萍： 此处有声胜无声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