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上塘书》,一种清新自由的乡野风景扑入我的视野,一种已遭到忽视的乡村风俗在我的面前徐徐拉开,一种久违了的温暖情谊向我扑面而来｡走进孙惠芬的“上塘”,仿佛自己疲惫的灵魂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好像接近真正的阳光和空气,不由沉醉地深深一吸——
　　
　　一､为人类灵魂寻找生命的故园
　　
　　高尔基曾指出:“文学是最富于人道的艺术,文学家可以成为职业的博爱者和人道主义生产者｡”①《上塘书》比起当下那些浮躁､功利､媚俗的流行文学,具有更纯净的文学价值,更能体现出文学中人性关怀的永恒存在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语境和消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文学创作中普遍的缺乏底层意识､人性关怀,理性精神,民族情感陷入了荒原之中｡宁静平和的孙惠芬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了文学的自我救赎｡她以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叙事方式,颇具诱惑力地给我们营造了一个落后但并不蒙昧､封闭但不粗俗､简单却不失厚重的清新的乡村审美世界｡《上塘书》的九个章节中,孙惠芬采用“地方志”的叙事方式,全知全能的视角,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一个很小的,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的地理､政治､交通､通讯､教育､贸易､文化､婚姻和历史,四十几户人家,几百亩水田和旱田,三条街的上塘,成了作者为人类疲惫的灵魂所建构的温暖的栖息地:上塘在深蓝的天空下睡去,又在一片静怡的雾霭中苏醒,那无拘无束翠绿欲滴的土地,为我们展露出她安详而仁厚的面孔,那些随意布局､自由活泼､错落有致的农舍,似乎都能飘逸出幽静的诗意;那些拐弯抹角､僻静幽深的胡同,都满载着孩子们的嬉闹声和老人们一生的记忆;那一寸寸的日子,无不散播着清晰的湿漉漉的上塘人家自由､恬淡与安然｡就是走进上塘的田野,也如同走在姹紫嫣红的画中:“那蒿草夏季里蓬蓬勃勃,枝叶繁盛,风不住地摇晃着它的腰肢,人在里面走,像走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一起一伏｡那野花品种多极了,有小叶菊､声声慢､六里香､土豆兰､勿忘我､千里红——,他们今儿你开明儿我开,轮流坐庄,在不同的季节开出不同的花色｡即使冬天,草黄了,花谢了,银黄色的枯秆伫立在坝上,中间夹着一绺小道,劲风一吹,摇摆不定,扑朔迷离,看上去也是梦一般｡”这田园诗般的景致唤起了我们对自由､对生命的渴望,也让我们反思生命的意义,获得超越性体验,找回失落的灵魂——
　　正是在这相对闭塞和落后的乡村中,人们表现了人的自然本性,固守了朴素的人格,维系了纯洁的人性｡比如,上塘人表面上尊敬的是小官僚做派的村长刘立功,背地里尊敬的却是德高望重的文化人鞠文采,尊敬的是公平是真理,是道德的魅力｡上塘人也为稻田里的水打架,但他们信奉的仍然是公平是人性,是勤劳是和谐,他们看着漫成镜子的水田,内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这不仅预示着一个好收成,那洁白､晶莹､香气四溢的稻米会堆成小山,单单看着这水天一色的稻田,都会觉得,上塘的天地,要多美好有多美好,天堂一样,人拉着一块木板在稻田里走,恍若身后长出一对翅膀,像大雁在天堂里飞——上塘人勤勤恳恳地耕耘着,热热闹闹地进行着像生日､上梁､结婚这样喜庆的日子,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他们既感性又理性,既重情理又讲实利,既爱慕虚荣讲究体面,又是非分明推崇公道,人类那些最朴素的弱点和美德都体现在这些自由､自在､自为的生活中,他们算计着日子,经营着明天,既坚韧勤劳地支撑着平凡的生活,又酣畅地宣泄着自然生命的爱恨情仇｡从审美意义上来说,乡土民间这种相对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与艺术本质的自由精神是一致的,因为自由自在是民间文化最基本的审美品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②,乡村因为更体现出人类原始的生命力､自由自在的天性､人的自然生命欲望而漫溢着人性的光芒｡孙惠芬钟情地讲述着她的上塘,这种明确的乡恋情结和情感指认,集中体现了二十世纪以来许多严肃的乡土作家深切的现实痛苦和精神焦灼｡急剧变革的现实生活,市场经济大潮的汹涌冲击,传统伦理道德的大厦坍塌了,人们经受着金钱物质的诱惑和奴役,在尘世的纷争中,人性已被挤压得支离破碎,毋庸置疑,现代化带来繁荣的城市文明的同时,也肆无忌惮地撕裂着人与自然､人与人那和谐亲密的联系｡孙惠芬的上塘是一首自然乡土的抒情诗,又是一篇满蕴着生活哲理的散文,她为我们处在文明困境中的都市人,提供了久违的人间的温暖和爱意,那些人性的善良､甜蜜的亲情､热心的关怀,使我们似乎听到故乡大地对于游子的呼唤｡孙惠芬的上塘是为了给在现代文明中日益异化的人类灵魂寻找生命的故园,那美好质朴的乡间温情使我们享受到心灵的自由与轻松,享受到了灵魂栖息在宁静安详的故土中的畅快——
　　
　　二､上塘:乡村女性自为生存的最后家园
　　
　　上塘,是女性的上塘｡上塘中的女性,虽然也深深浸淫着传统文化的观念,带有这样那样的不美好,但她们身上保持的坚韧､纯朴和清澈,这也使我们看到孙惠芬,一个真实的具有乡土精神的女性作家的自然､宁静和深度｡她的创作已超出了当代那些女性作家去倾诉自己爱情和婚姻的痛苦和不幸,不是流行文学中都市女性欲望化的放纵,更远离那些失去节制的激情和反叛男权､不拘传统的矫情｡她的创作更忠实于她的内心深处女性天性的思想冲动和情感向度,她更真切地思想和感悟着乡村女性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的苦乐､困惑､迷惘和无奈,也更体现了她们的坚韧､执著､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的精神｡一种从容舒缓而又冷峻犀利的美从她的娓娓叙述中荡漾开来——
　　上塘的女人是能干的,是勤劳的,是耐苦的｡她们的日子中有太多的苦处,因为上塘的男人,大多数都到外面做民工去了,可是上塘的土地却没有一寸荒掉｡水田灌水､插秧､除草､收割,旱田打垄､下种､施肥､掰棒,一应亘古不变的土地上的活路,全由女人承担｡虽然女人被季节和日子累得头发终日蓬乱着,像苞米穗上的绒绒,脸皮粗得像爆开的大米花,女人不是女人男人不是男人的,可水稻依然是水稻的样子,苞米也依然是苞米的样子,到了秋天,它们被女人从田里归弄到家里,留足一年吃的,该交公粮交公粮,该卖议价卖议价,都运到外面去了——
　　然而上塘毕竟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在九个方面与外面的世界相通着｡而上塘的女人也不都是只会种庄稼的女人,现代文明的诱惑,汹涌的商品大潮的波及,使那些美丽聪慧的女性产生了追求物质和自由的欲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热望使她们不假思索地带着满怀的期待来到城市,因为她们的年龄和杨澜(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一样年轻,她们的相貌和杨澜一样美,她们的能力也许并不在杨澜以下,而且她们都有着一股不向现实屈服､不向宿命低头的抗争精神｡她们出走时,都以为从此告别乡村,从此从乡村拔出根去,可是出去后才知道,那城里的世界根本不留她们｡张家二姑娘就是带着十分美好的心情来到城市的,这个又胆小又害羞的乡村女孩,是为辛苦了一生的爹妈挣够盖好房子的钱离开乡村的,在城里给人洗头｡饥饿､劳累､想家,一天站十几个小时,对农村女孩来说是能吃的苦｡她想赚钱是真,可从没想过以卖身赚钱｡李明柱的新媳妇,婚前曾在城里的一家房屋销售公司干了两年,因为销房销得好,销售部门经理私自许诺给她一栋房子,实在的乡下女人也因此接受了经理偶尔在她身体上寻欢作乐的欲望｡可是就在她马上就要拿到钥匙的前几天,销售部门经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遭到总经理的残酷侮辱后被扔到大街上,露宿街头的她为了能讨来一口吃的不拘跟任何人上床,直到遇到憨厚的民工李明柱,遇到家人的感觉使她再也走不动了,这时她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回到农村嫁一个平常的人家过平常的“人”的日子｡乡村女性那对城市文明的浪漫憧憬和幻想,那历尽坎坷闯荡城市的酸甜苦辣,都在这难以言说的屈辱和创痛中化为泡影｡在这里,孙惠芬那貌似客观冷静的叙述,就像一把犀利的解剖刀,割开了所谓城市文明那血污､肮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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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惠芬在上塘为她笔下的女性找到了自为生存的最后家园｡虽然都是“中国乡土女性的特殊文本”,孙惠芬笔下的上塘,毕竟不同于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了,上塘不再是“美丽凄婉的田园牧歌”,而是乡村女性心灵的故乡,是她们自为生存的家园｡孙惠芬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女孩,辽宁大学毕业后,由乡村到城市,她强烈地感到像一棵脱离土地的秧苗｡她说“我的视野很满,却感到很空,我的身边处处可见现实的生活,比如拥挤的人群,轰鸣的车流,喧闹的市声,可是没有哪一种现实能让我触摸时感到抚慰”｡然而当“乡村的现实一旦向我逼近,我不再焦灼,不再浮躁,我找到了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和状态｡现在回想,那真的犹如蜕变一般”③｡城市那段不堪回首的创伤经历并没泯灭李明柱媳妇那善良的本性,也没有使她失去生活的目标和勇气,但她毕竟成熟务实了,她被城里的男人不要了,危难之中搭上李明柱这个渡船,使她从泥坑跳到平地,她不能再把平地掘成泥坑｡她自为地选择了织网,这是她喜欢的干净的活计,不用下地,不用换下新衣裳,姐妹们坐在一起,可以说很多话,说婆家和娘家不一样的日子,说青春流浪在城里的岁月,说新婚之夜小两口之间的温馨——她更懂得真爱的可贵,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和友情,上塘这些年轻的女性们,对生活抱有更多的希望,希望成功,希望活得有尊严,活得自由在在,她们自由地释放燃烧的情感,感受那现实人生中少有的甜蜜的梦境,农闲时节,她们走上赶集的甸道,那粉红盈盈的小褂在蓬蓬勃勃的草丛中一闪一闪的,像上下飞舞的蝴蝶,扑朔迷离的,美得像梦境一般｡女性那要自由地追求自己最和谐的归宿的天性在这里获得极大的张扬｡虽然在这里,孙惠芬也不动声色地揭示了女性自身性格的缺陷和那些非现实､非明智和非理性的表现,也对乡村的一些陋习提出批评,但更多的是悲悯､善意和同情,命运并没有眷顾她笔下的女性,但每一个女性都以坚韧的意志去承担生活重担,去与命运抗争,她们是上塘乡土的灵魂,她们自由而又恣肆地释放着粗犷热烈的生命激情——
　　
　　三､迷失中的深度恐慌
　　
　　新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已让传统的中国人别无选择地纳入到现代文明的激烈竞争中｡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都市化的规模越来越大,无可抵挡的都市化进程瓦解着乡村,市场经济的大潮颠覆着乡村,不仅侵吞着人类的物质家园,更蚕食着人类的精神家园｡在都市文学蓬勃发展､众声喧哗中,由乡村走入城市的孙惠芬,敏锐深刻地感受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激烈碰撞,但她不像其他乡土作家那样,出于对城市文明的抵制,选择了精神上的逃避,一味把乡村视为理想的净土,也没有因为乡村生活滞后于人类现代文明的总体进程,而又不假思索地批评其落后性和愚昧性｡她以一个真诚作家的博大悲悯的人文情怀,在城市与乡村的双向触摸中,更体验到乡土生命所面临的生存困顿和精神尴尬,《上塘书》中,作者对乡土生命在现代文明中的现实命运和生存境遇给予了冷峻的逼视｡
　　上塘,作者笔下所展现的辽南农村,青年们在商品大潮的冲击和现代文明的诱惑下,对于都市物质､精神生活具有鲜活的憧憬和希望,但在实践中却满含悲苦和辛酸——上塘人向往都市的“现代”生活,因此“往外走”成为上塘的一种“意识形态”,当他们带着梦想､带着精力､带着满怀的热望,到城里来谋取一片有限的生存空间时,却是很难的｡上塘的女人是到城市里“打工”,上塘的男人是到城市里盖楼,女人得到的是无法言说的屈辱和辛酸,盖楼的男人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吃尽了苦头,累得一出汗就虚脱,可连逛街的资格都没有,还要被罚款｡他们无声无息地为一座城市奉献出血汗和尊严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那么微薄,他们切肤地感受到了这个无亲无爱的城市比那钢筋水泥更彻骨的寒凉｡这时他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坐上大客车,飞一样地返回故乡｡即便是那最耀眼的从上塘走进城市的大学生,面对现代都市人的自私､贪鄙､冷漠､无情和人性的异化,也陷入了巨大的困惑中,又无处诉说,大学生夜夜做梦,在梦里,他没离开上塘,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家,在上塘秋天的田野上,他分明看到了自己的房子,可一跑到眼前房子立即又变了,变成了个草垛｡于是他疯子一样,不停地找,不停地疯跑,他无法解脱自己的痛苦,就写了一篇文章在报纸上发表,题目为《深度恐慌》｡他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当我的身体离乡村世界越来越远时,上塘在我心里边,竟越来越近了｡当我在城市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物质家园,我发现,上塘的一草一木,竟变成了我驱之不去的精神家园——
　　在这里作者传达出人类面临迷失精神家园时的深度恐慌,传达出对人类的未来终极关怀的文学最高品格｡孙惠芬并不是只是绝望而困惑的乡村挽曲的作者,她宁静而清醒地透视了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感觉到人类文明进程中“现代化”这柄双刃剑的巨大威力｡“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④,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但人类不应牺牲精神和情感的需要｡就像上塘人走出乡土时是那样的毅然决然,他们渴望应和城市新天地的召唤,然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城市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富于人性｡城市人对乡村人所造成的身体和心灵的伤害是永久的､刻骨铭心的｡《上塘书》是孙慧芬在现代化背景下对现代和传统的人性进行全面的关照,她肯定了工业文明为农业文明所带来的现代气息和进步因素,但又伤痛于它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把人类抛向一个精神失落,情感虚无的荒原｡但是无论哪一座气势恢宏的城市,不曾是昨天自然朴素的村庄?当城市在粗暴､凶猛地践踏着村庄时,它是不是同时也在撕裂着人与大地､人与自然的亲密联系?是不是也在同时断绝着人类自己的精神还乡的道路?是不是会使人类陷入精神､情感家园迷失的深度恐慌的陷阱中?孙慧芬以这样的理论张力使她的《上塘书》获得了艺术生命的内涵｡
　　弗洛姆认为:“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断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⑤所以文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为人类提供情感慰藉,提升人性,塑造理想的人类生活,使文学成为“人类逃避社会的无序混乱,个人的自私和自我发展的单面化､残缺化､丑陋化的综合威胁的唯一机会”⑥｡人类的理想是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不是人的商品化实现的程度,因此人类更迫切地需要精神产品来治疗､挽救精神上的挫折和创伤,在理想的精神家园中得到情感抚慰和智性反思｡《上塘书》承担了这一文学使命,在市场经济､都市文学普遍泛化的当代社会,形象地提出了诗意的乡土､灵魂的憩园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因为无论社会怎样地发展,文明怎样地进步,情感需要才是人类最终的永恒的需要｡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闫红(1970-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高尔基:《论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② 陈思和:《鸡鸣风雨》，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③ 孙惠芬:《书写人生命运的悲喜交加》,《文汇读书报》,2004年8月31日｡
　　④ 艾恺:《文化守成论》(台湾),第258页｡
　　⑤ 转引自《天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期版,第55页｡
　　⑥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和阐释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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