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志”说看中国诗学的产生黄　萍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6年第12期语文PLUS

ID: 97112

从“言志”说看中国诗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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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言志”说看中国诗学的产生

◇ 黄　萍

　　摘要:朱自清先生说“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纲领”｡尔后, “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成了中国古老诗学中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本文在历代学者研究基础上,拟从“赋诗言志”到“作诗言志”的历程看中国诗学的产生这一角度做出论述,试图进行比较系统和整体的把握｡
　　关键词:志　诗言志　赋诗言志　作诗言志　中国诗学
　　
　　“诗言志”自先秦产生以来,经两汉､六朝､唐宋､元明清､近现当代,经诸多学者阐释,内涵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善｡纵观其历程,“诗言志”一直是中国诗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与另一重要的诗学命题“诗缘情”共同架构起中国诗学的整体形态,因而在中国诗学研究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
　　
　　一､对“志”的阐释
　　
　　学界对“志＂的内涵阐释可以简单分为两大派:无情派和有情派｡闻一多在《歌与诗》中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怀抱”之意,即“诗言志”之“志”,引申为“情”｡按:孔颖达《正义》:“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①当代学者杨乃乔在归纳“志”的含义第二条时也持此论,并用汉代人的观点作依据②｡须知,汉代人的“志”含情表达的是汉代人的观念,并非先秦人的观念,闻一多说“志”有怀抱之意是后来的发展｡叶朗对“志＂的内涵作了仔细分析,认为在先秦,“诗言志”主要指用诗歌表现作者或赋诗者的思想､志向､抱负｡这种思想､志向､抱负是和政治､教化密切联系着的,并指出后来汉代的史学家和经学家把“志”解释为“意”是符合原意的③｡笔者同意这一分析,在先秦,“志”就是思想､志向和抱负,和政治教化结合在一起,是儒家礼仪的组成部分,合乎儒家功利诗学观,是排斥个人情感存在的,“诗言志”是先秦诗学的核心｡从而,诗言志和诗缘情是相并行的两大诗学命题,此消彼长,共同构建了中国诗学体系｡
　　“志”在先秦典籍中已经广泛使用｡《左传》中“志”出现了约六十余次,大量的意思是名词“志向､抱负”,多用于政治场合,为官方话语,如“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吾人必得志于郑”､“尔死我必得志”等等｡《论语》中“志”也出现多次,多与“志向”有关,与感情无关｡如: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里仁》)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
　　——(《学而》)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述而》)
　　
　　综观孔子之“志”,均与人的志向抱负有关,包含儒家关于人生社会政治伦理的种种观念和趋向,是儒家政教礼仪的组成部分｡《老子》:“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庄子》:“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道家所反之“志”就是政治教化之“志”,在庄子的时代,“志”作为“轩冕之志”是普遍的｡再看屈原所言之“志”:
　　
　　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
　　——(《惜诵》)
　　欲横奔而失路兮,盖志坚而不忍｡
　　——(《惜诵》)
　　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怀沙》)
　　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
　　——《悲回风》)
　　
　　屈原“发愤而抒情”,所扬之“志”不可避免地带有情感因素,但笔者认为,屈原是“情”“志”并举,“情”“志”虽有关联但各有所指:“情”指忧愤之情,志向不得实现的幽怨;“志”指志向抱负､治国主张和政治理想｡当然,屈原没有严格地区分“情”“志”,少数混用,但不妨碍二者并立｡《荀子•正名》:“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把“欲”与“道”对立起来就是把“志”与“情”对立起来,其目的在于突出“志”的圣道之质,强化儒家理性色彩和政治教化功能｡
　　先秦典籍中把“志”和“诗”联系在一起的提法有:《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对《尚书•尧典》所言“诗言志”语,学界早作否定｡陈良运说:“《尧典》中历来被认为中国最早的诗论这段话,是战国中期某位无名氏整理史书时的拟作”④,此说虽是推论,但“诗言志”说在战国被广泛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诗指文献《诗》,“志”指个人或团体以及被赋予在《诗》中的政治思想､志向和抱负,一步一步地被孔子等从官方用语纳入儒家话语体系,释为圣道｡
　　
　　二､赋诗言志——中国诗学的萌芽
　　
　　先秦诗学史是对《诗》的阐释和接受史,“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的产生与《诗》关系极大,从纵向历史看,“诗言志”的产生是从赋《诗》言志到作诗言志,从文献《诗》到文体诗逐步独立的一个过程,所以,有必要先看看《诗》的创作｡《诗》中谈到的早期的创作观念大约有十六处,《风》三处,《小雅》七处,《大雅》六处｡如: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白君子,敬而听之｡
　　——(《小雅•巷伯》)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小雅•四月》)
　　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大雅•民劳》)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大雅•崧高》)
　　结合《诗经》中三百零五篇分析,《风》和《小雅》大都是抒情诗,尤以抒发怨情为主,而《大雅》与《颂》则主要是美谏诗,关乎政治礼仪｡从《诗经》的创作观念看,实际上已经包蕴了两种创作意识:言情和言志｡这两种创作意识是隐性的,非自觉的,诗与志与情都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更不可能形成独立的诗学理论,然而,这两种创作意识作为早期萌芽,召唤着中国诗学理论的产生｡
　　但是,先秦对《诗经》的阐释长久以来都是用于政治,赋《诗》言志而非言情｡先秦对《诗经》的阐释接受表现为赋《诗》言志,《左传》共记载赋诗约有六十余条都在燕享中,《国语》记载约六条,分别在两次燕享中｡燕享礼仪是诸侯国君之间､士大夫之间的交往礼仪,参加者都是负有特殊政治使命或外交任务的政治人物或者说客｡早期赋《诗》重仪,所赋《诗》与礼仪乐章相适应,对赋《诗》有严格的规定,遵循“歌诗必类”准则｡春秋时期天子势弱,诸侯争斗,“与诗歌相伴随的不再是庄严的乐舞,其所面对的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天地之主宰与先祖的神明,而是政治层面的朋友或对手｡于是诗歌就从高高在上的仪式跌落为实用性的委婉的言说｡”⑤所以重在表达赋诗者的政治目的,赋《诗》言志产生了｡“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卢蒲癸语),人们接受《诗》取合己意的部分,所赋《诗》是为了表达己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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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
　　赵孟观志,是为了从七子所赋《诗》中窥见郑国君臣对他及晋君的态度;七子赋《诗》言志,诵经典文献《诗》表达自己对赵孟和晋君的尊敬友好之意｡赵孟对每人赋《诗》做了回复,私下里说“伯有将为戮”是因为伯有没有“歌诗必类”,表达出对郑君的不满｡观志与言志都是基于对经典文献《诗》中不同篇章的理解,虽也与《诗》本意相关,目的却是表达己意,赋《诗》者将《诗》作为己志之寄托诵出,听《诗》者据己志作出相应判断｡
　　“诗以言志”是从功用立场出发对《诗》的接受观,“诗以言志”用于政治外交场合,合于政治礼仪教化,所言之志指志向､抱负､政治理想等与政治有关的思想意识话语,带有儒家色彩｡所言之志主要是赋《诗》者之志,表达赋《诗》者之意｡此处虽然还是指文献《诗》不是文体诗,其提出是从接受角度不是创作角度,但《诗》与志发生了直接联系,这是标志性的,为作诗言志的出现作了直接的铺垫,开启了从文献《诗》走向文体诗这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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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由“述而不作”到“作诗言志”
　　——中国诗学的产生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论语•为政》)孔子论诗,多与政治教化有关,如:
　　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
　　孔子论《诗》是对长期以来赋《诗》言志传统的总结和发展,把《诗》纳入儒家话语体系中,以儒家之意解《诗》用《诗》,以《诗》证儒家仁义礼教之说｡孔子论《诗》着眼于文献《诗》,把《诗》与志结合起来,《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话语:“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孔子诗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左传》纪年与孔子有重合之处,孔子生活的年代比《左传》作者略早,《左传》中多引孔子话语,《左传》“诗以言志”受到孔子的影响而提出也有可能｡不管谁影响谁,或者没有受到影响,“诗言志”观念在此时代已经产生了｡
　　孔子“述而不作”,确立了儒家对待古人的态度,规范了《诗》的接受观｡文献《诗》的经典地位得到强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诗》中潜隐的创作意识,却从反面推进了诗歌创作理论形成及创作实践产生｡孔子论《诗》,诗与志的关系得到明确,但二者出现了背向分离,《诗》指文献《诗》,而志却是儒家之志,言志重在言儒家之志,而非《诗》本志｡孔子对志的内涵作出规范,在“诗言志”诗学命题的独立历程上走了一大步｡
　　孟子论《诗》提出“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孟子•万章》:“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提出说《诗》要深入文中,把握全诗之意,求读者之志与作者之志重合｡孟子强调从作者生活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诗人的创作,以合其志｡李春青归纳其实质为:“说诗者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来对诗歌文本进行意义的重构,其结果就是所谓‘志’——未必真的符合诗人作诗的本意｡可知,孟子的说诗原则是自己已有的道德价值观念｡”⑥孟子求合《诗》之志,从接受主体和客体两个角度对诗的接受做了合乎言儒家之志的规定,是孔子论诗的发展｡
　　其后的荀子对“诗言志”作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是提出《诗》是圣人之道,完全把《诗》纳入儒家政教礼仪体系中,规范了志的内涵,“诗言志”成为先秦诗学的核心;二是明确文体诗的创作意识,“天下不治,请陈诡诗”(《荀子•赋》),并开始了有意识的创作实践,作诗言志｡《荀子•儒效》: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荀子此语说明,“文献《诗》向文体诗转化,荀子对《诗》的论述,确认了《诗》是‘言志’的文体,从而开始了文体诗‘言志’的创作”⑦｡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表现领域,规范了志的内涵为圣人之道,这种规范从文献《诗》延伸到文体诗,突破了“述而不作”的传统观念,形成创作理论,诗歌创作实践也就开始了｡
　　荀子完成了从文献《诗》到文体诗的发展,完成了从赋《诗》言志到作诗言志的转化,完成了从对《诗》的接受到创作诗歌的发展历程｡荀子完成了“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的独立历程｡荀子在接受理论和创作理论等方面对先秦诗学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标志着中国诗学的正式产生｡
　　
　　四､结论
　　
　　“志”在先秦不包括情的因素,志的内涵不断被儒家规范,“诗言志”观念逐渐被纳入儒家诗学体系中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诗学的产生历程｡《诗》的创作意识表明了“诗言志”最初观念的萌芽,其后,赋诗言志明确意识到了《诗》中的“诗言志”观念,孔子､孟子都以《诗》言儒家之志,在规范“志”的同时进一步明确“诗言志”观念,荀子集先秦诗学之大成,对先秦诗学作了总结归纳和提升｡从《诗》创作到荀子作“诡”诗言志,“诗言志”这一诗学命题最终独立,并经历代诗人诗论家的阐释,成为中国诗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与缘情说共同构建起中国诗学体系｡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黄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① 朱自清.诗言志辩[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第4页｡
　　② 杨乃乔.比较诗学与他者视野[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46页｡
　　③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6页｡
　　④ 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页｡
　　⑤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⑥ 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4页｡
　　⑦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