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以《生死场》等作品中鲜明的反帝爱国的社会性主题创作，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社会性主题的创作并不能抹除萧红在大时代的夹缝中对女性苦难、女性解放与阶级、民族解放思考中的深刻张力。因为“她的困境在于她所面对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敌人：帝国主义和男性父权专制”^①。
　　萧红不仅亲身体验到阶级压迫、民族灾难、饥饿、贫困、疾病对女性的死亡威胁，千百年来无处不在的浓重的男权意识的性别压迫，给她带来的生活不幸和情感痛苦，更是刻骨铭心。“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第一次以群体的面貌浮出历史地表，以持久的反对封建主义、追求女性解放的独立品格，富于创造性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精神的熔铸与锤炼。但是“五四”“这场改变了中华民族根本历史面貌的革命运动，并没有同时使女性主义叙事文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说到底‘五四’运动主要是以文化姿态出现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女性所期待的那种从观念到制度使女性得到根本解放的革命”^②。然而“当历史将女性无情地排除在一切社会活动之外的时候，女性却用‘文学’保存了自己；而当女性解放终于蔚为时代风气，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时候，女性则更以文学而‘发现’自身，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③。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凌叔华等以对女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呼喊登上文学舞台。而到了风云际会的三四十年代，这种萌芽的女性意识很快就被政治的呼声和战争的血腥所吞没。然而倔强坚韧的萧红逆历史潮流而动，以女性深刻的历史洞察，大智勇者探寻的气魄，执拗地在“悲壮的大时代”的夹缝中，对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中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做了空前的酣畅淋漓的处理和描写。不仅超越了冰心、丁玲等“五四”女作家对知识女性个性解放和情爱生活的书写，而且在丁玲、白朗等抗日女作家止步的地方，清醒地洞察到女性自我与国家民族主体的区别，开启了在战争文学中重诉被遮蔽的性别表达和被忽略的性别牺牲的先例。
　　
　　一、蛇与塔：自然刑法在劫难逃男权压迫阴霾浓重
　　
　　自阶级产生以后，妇女就承受着阶级和性别的双重苦难，而形成蛇与塔的关系，这使女性的性别苦难深重、漫长、惨烈。在东北这偏远荒寒之地，封建文化罗网比中原地区松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大绳索”都体现在夫权上，粗暴地保存着“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④。萧红置身在黑暗的社会里，最直接地体验到男性的凌辱、欺骗、压迫、专制，她“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和没有意义的动物式的肉体苦难”^⑤，这使萧红在女性主题的创作中完全没有冰心那样幽雅温馨美好的情绪，对母爱和自然、童真发出柔婉和谐的颂歌；也失却了庐隐、丁玲为追求“灵与肉一致的爱情”而发出的负着时代苦闷和心灵创伤的知识女性的叛逆绝叫。而把关注和表现的目光集中在那些负载着时代和社会最深重的灾难、在“生死场”上呼喊着人生、诅咒着男权压迫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女性。无论在早期的《弃儿》《王阿嫂之死》还是成名作《生死场》《呼兰河传》，她都单刀直入、血淋淋地揭示了令人颤栗的女性在劫难逃的自然刑法：生育之苦、死亡之门。在《生死场》的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萧红将自己痛苦万分的生育经验填充其间，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惨烈滞重的笔触冷酷地解剖了这一女性的刑罚：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痛楚难忍，“肚子痛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给割开吧！”金枝也未能逃脱这种痛苦的经历，“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着刑罚”，最可怖的是五姑姑的姐姐，孩子难产，她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然而女性以生命作抵押去孕育新的生命的崇高牺牲行为，男人非但不体恤女人，反而拳脚相加。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在痛苦和屈辱的双重折磨下，被生育之苦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人们发出了可怖的呼号：“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下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这里萧红犀利地揭示出给女性带来生存悲剧的更为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那便是传统男权尤其是夫权对女性的残害：无论是坚强的王婆、年老的福发婶，还是年轻的金枝、美丽的月英，对自己的命运都无法自主，都逃不出浓重的男权压迫的阴霾，都在丈夫的摧残下早死、残废变形。“这种女性对于身体痛楚的真实体验，就不是符号式的，而是经验式的，被凸显在她的书写当中，构成女性特有的生存和文化关注。”^⑥
　　萧红生活在封建的地主家庭中，从小就因为是女孩甚至受到亲生母亲的歧视，长大后为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但她并没找到自由解放的道路，而是跌入了性别苦难的深渊。就连在进步的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男尊女卑的观念仍然顽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这使萧红感到沉重的压抑和困苦。与萧军在上海期间，因为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和婚外情，萧红曾三次离家出走，但她都不得不默默回来，黑暗的社会并没有给自强不息的女性以自我拯救的机会。她为了摆脱对萧军的依附性处境而与萧军分手，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站在萧军一边，当她选择与端木蕻良结合时，又遭到几乎所有的朋友的反对，甚至密友的疏远，萧红感到男权中心文化无处不在的阴霾使她欲哭无泪，欲诉无声。到她创作《呼兰河传》的时候，在描述小城精神盛举时专门列出一节“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以娘娘庙和老爷庙相比照，集中刻画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欺压，以讽刺揶揄的笔法对男性以性别优势欺辱女性、妄自尊大的行为和历史根由，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愤恨和蔑视之情溢于言表。萧红不同于丁玲笔下的知识女性的精神悲剧和哲学式的自杀，但她反映了更普泛的女性的现实悲剧和历史悲剧，意义更为重大。甚至可以说丁玲笔下知识女性的现代痛苦、觉醒和抗争，正是以萧红笔下无数普通女性非人的生存和死亡为基石的。她的创作为劳动妇女成为女性文学的主人公开创了新的篇章，是对“五四”以来女性文学倚重知识女性或上层女性的情爱生活而显示的整体单薄的一种弥补。为中国女性文学注入了一份粗粝的原生态的鲜活。
　　
　　二、独奏箜篌：在抗战文学中坚守独立的女性意识
　　
　　在“红色的三十年代”和“血染的四十年代”，更为惨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的血雨腥风扫荡了“五四”时代飘扬过的相对自由民主的空气，女性文学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战斗色彩。“五四”时期真正的女性主义写作的先锋作家丁玲放弃了“莎菲式”的女性形象系列创作，很快写出《韦护》《一九三零年春在上海》《水》这样革命加恋爱的普罗文学作品，将个体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社会意识突出而强烈。谢冰莹、冯铿、白朗等则将女性自我放大成了革命的抗日战士，把革命斗争抗日战场的拚杀，当成女性解放、自我狂欢的盛宴。这一时期丁玲的《某夜》《消息》《奔》《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白朗的《我们十四个》《一面光荣的旗帜》，草明的《解放区散记》等都是这类题材的作品。从本质上说这是丁玲、谢冰莹等“五四”时期“女性作为人”的现代女性意识在三四十年代合乎历史逻辑的理想发展。但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历史的差距，这种把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个性解放视为因果关系或涵盖关系的意识，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误读，而且导致了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三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女性、人性主题遭到文学界的漠视乃至鄙弃。三四十年代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使女性的创痛在文学史上成为无暇顾及的盲点。但是“在丁玲那代女作家中似乎只有一个人逃脱了这种程式化的写作和人生轨迹的，那就是萧红”^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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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倔强执著的萧红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生命体验，将时代主题与女性关怀紧密结合，在抗战文本中蕴含了鲜明的女性立场和强烈的性别意识。她强调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男女平等不等于女子男性化，看重女性的性别特征对女性人格完善、心理健康甚至整个生命历程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萧红这一超前深刻的思想体现在《生死场》《朦胧的期待》《无题》《火线外》《呼兰河传》等文本中，以罕见的对女性、国家、民族关系思考中的深刻张力，揭示出“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而是让女性付出了更惨重、更复杂的代价。以往《生死场》中对女性在战争中悲剧命运的审视被小说后半部的民族抗战主题所冲淡。《生死场》中奸淫掳掠的日本兵的到来便是女人们的末日。二里半的妻子麻面婆被日本兵的刺刀挑死；十三岁的小姑娘被日本兵掠走；深夜不时传来被日军蹂躏的妇女的惨叫——金枝为躲避日本鬼子的奸淫而逃到城里，却没有逃脱被自己同胞侮辱的命运，金枝愤然地说“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金枝从乡村逃到城市，又从城市逃回乡村，最后只好向尼姑庵走去，但尼姑庵也人去庙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女性的栖身之地，作者通过金枝告诉人们：民族战争解放了中国、解放了被压迫阶级，解放了男性，然而女性仍难以找到她们的出路和位置。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创作的散文《无题》，是萧红在抗战文学中首次触及“做人”与“做女人”的分裂。面对着一个在战斗中被敌人轰炸截去一条腿的残废女兵，她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那女兵将来也是要做母亲的，孩子若问她：“妈妈为什么你少了一条腿呢？”
　　妈妈回答是日本帝国主义给切断的。
　　成为一个母亲，当孩子指问到她的残缺点的时候，不管这残缺是光荣过，还是耻辱过，对于做母亲的都一齐会成为灼伤的。
　　
　　在这里萧红的女性本体意识与社会民族话语发生了冲突。即使到今天，这一冲突依然存在。冯铿、谢冰莹、丁玲、白朗等的文本中，“戎马生涯”的新生活并不能完全填充女性的现实生活，女性天性中的一种游离于现实的无所依傍、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使她们经常感到苦闷、痛楚、矛盾、彷徨，她们敏锐地感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中，现代女性无论以怎样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与执著追求人生意义的探索，都被置于被边缘、被忽略的地位，女性在革命中完成自身的拚搏、救赎时，她们的生命的真实、进取的意义都永远消失、沉落在那灾难的岁月中了。萧红正是在文学作品中历史地说明了这被战争淹没的失声女人的空间，说明了阶级、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浩劫不仅涵盖了女性所同样遭受的苦难，而且女性在国家与民族斗争中由于性别而遭受的压迫、奴役，是超阶级、超民族、超国家的。阶级的、民族的抗争不能全部包容女性寻求生存幸福、个性解放的奋斗，阶级的、民族的解放并不完全等同于女性的解放，女性的解放还存在着一个非阶级非种族压迫的性别歧视和性别责任。萧红女性主题这一深刻的思想在抗战文学中是具有前瞻性的、弥足珍贵的，但萧红在抗战文学中坚守独立的女性意识这一宝贵的创作，因在主流文学创作的边缘独奏箜篌而没有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却招致了主流文坛的批评。
　　女性的真正解放无论如何是离不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整个阶级民族的解放，所以进步的女性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托在革命的事业上面。谁也知道整个的旧社会不根本推翻，女子永远没有得到解放做人的一天”^⑧。萧红从登上文坛之初，就为阶级、民族的解放而呐喊而斗争，但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她体验到阶级的民族的解放并不能直接导致女性解放，只是女性解放的必要前提，女性解放有更复杂的社会、历史、人文、性别背景，女性解放必须被单独地提出和重视。由于这一切问题都与特定的战争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关联，女性解放被言说成阶级、民族解放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其独立存在的理由。比萧红更具强烈独立的女性意识的丁玲，四十年代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中，触及了女性意识、人格独立、男女平等，反对革命队伍中某些新式的男权专制所导致的女性从属状态，但民族解放的主流强制话语使她越来越趋于中性或男性叙述，早期创作中那个孤高狷介、骄纵任性、卓尔不群的莎菲不见了，这一时期一片称赞声中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变化。而萧红一生都在言说女性苦难，反抗封建男权社会和男权意识的压迫，渴望女性得到尊重、平等、自由、幸福，把在宏大叙事下掩盖的，即使在民族战争中也无法改变的性别压迫公之于世，执著地言说着淹没在巨大的阶级仇恨和民族灾难的洪流下女性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成为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文本。可悲的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随着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的永逝，女性经验的书写在现代文学史上宣告终结，女性文学化蛹为蝶的过程被历史性地终止了。
　　
　　三、 人生残缺：理想爱情消解神圣母爱畸变
　　
　　萧红是用整个生命为女性解放而奋斗的作家，但这位一生都执著顽强地与男权文化压迫作斗争的文艺战士，自己的个人生活却是残缺的。在短暂的年仅三十一年的“痛苦的人生、服毒的人生”中，她比其他现代的女作家承受了更大的人生苦难：她有过男人，却从无正式婚姻，她做过母亲，却从未得到过儿女。这彻骨的荒凉使她观察生活的眼光蒙上一层浓重的阴云。因此“婚恋的不幸，她与异性世界说不尽、理还乱的恩恩怨怨，在她的作品里留下了一道道阴郁的影子”^⑨。
　　虽然萧红“没有在她的作品中沉溺于个人的情感和经历，更没有随意放纵和宣泄自我”^⑩，但她在现实生活中情感体验和身心创痛无疑给她的创作投下巨大的阴影。这明显表现在萧红整个创作中爱情的缺席。“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几乎都把婚恋主题作为追求个性解放的旗帜，以对自由爱情美满婚姻的激情书写奏响女性青春的序曲。冰心在“真善美”世界中营造了纯洁、美丽而忧伤的男女情爱氛围；庐隐的众多作品表达的是初恋的甜蜜回忆和失恋的悲哀苦闷；即使“高门巨族里婉顺的女性”凌叔华，表达的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的爱情遐想；到了勇敢、叛逆的冯沅君和丁玲，则是直率强烈地大胆呼唤“灵与肉”相一致的爱情；然而萧红笔下则把“爱情”连根拔起，正因为缺席，才说明她的在乎，她曾说“什么是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才是最大的痛苦”。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爱情的艺术描绘和表现确实是一块神奇的结晶体，它使人们得以观察到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¹¹⁾。在《生死场》中萧红揭示了福发婶、金枝“无爱”的婚姻。年轻的金枝曾期待过爱情的春天，然而她的“爱情”却没有丝毫的甜蜜与美好，只是动物似的本能冲动。在萧红的小说创作中，金枝是与萧红经历相接近的一个，金枝的“恋爱经历”可以说明萧红消解理想爱情的理由。婚后，金枝的丈夫时常斥责妻子“懒老婆，白天做什么来？”而出嫁没几个月妻子就渐渐学会了如何诅咒丈夫，“渐渐的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那正是和别的村妇一样”。女性繁衍人类的伟大劳动行为被萧红称为“刑罚”，等同于猪狗等动物式的生产，“牛或是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频繁地将人的性爱生育和动物的交配繁殖交叉在一起，这异化的描写体现萧红对女性动物式的生命形式的深深厌恶。《生死场》中王婆讲述她三岁的女儿摔死在铁犁上时简直就像一个魔鬼，她只顾割麦，竟把孩子摔死在铁犁上而不淌下一滴泪！而对于金枝，“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 ，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乡村的母亲们对于孩子们永远和敌人一般——妈妈们摧残孩子永远疯狂着”。在这里神圣的母爱畸变成可怕的幽灵。完全颠覆了冰心在她的小诗《繁星》《春水》和小说《超人》中对神圣母爱饱蘸着深情的颂歌。现实生活的重压、男权压迫的折磨，使善良、无私、伟大的母爱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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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朦胧的期待》和《小城三月》中，李妈和翠姨都似乎感受到了爱情的闪光。但严峻清醒的萧红拿起冷酷的现实主义解剖刀切除了这一心造幻影。李妈是个年轻能干的女仆，她喜欢主人家的护卫兵金立之，小说描写了在前线打鬼子的金立之短暂地回到主人家的时间里，李妈内心所激起的巨大波澜，她在忧郁和焦急中等待金立之来和她告别，然而金立之并没有和她单独告别的意思，当李妈在黑暗中跑出去给他买战地上最宝贵的烟时，金立之早已走了。李妈朦胧的期待破灭了。《小城三月》中的聪明漂亮的翠姨为现代文明所唤醒，小城的三月给她带来一片生命的新绿。她期望上学受教育，她默默喜欢文明帅气的堂哥，因为“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决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这是一种全新的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情感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追求。然而堂哥面对翠姨的爱却不知所措，翠姨无法得到心中爱人的情感回报，又不愿意像牛马一样任一个不相识的男人驱使，终于在无望的沉默、自我折磨中走向死亡。萧红宁可让翠姨死于爱情的幻想，也不让她体验到爱情的失望——在这里明媚的春光失去了炫目的色彩，美丽的乡村失去了田园诗般的风韵。萧红以自身爱情婚姻的悲剧，显示了足以诱女人为之陪一世牺牲的“理想爱情”“神圣母爱”的虚幻性和欺骗性，是对“五四”女性文学倚重爱情婚姻题材的解构和颠覆，标志着“五四”女性神话的终结。
　　在三四十年代主流文学的夹缝中，萧红始终保持着女性关怀的情愫和对女性命题的坚守，把独立的女性话语同国家民族话语艺术性结合起来，因而获得了超越左翼文学局限的较大的创作自由。其对民族、国家、女性关系的独特阐释具有无可替代的先锋性，成为抗战文学中弥足珍贵的文本。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闫红（１９７０－ ），河北保定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刘禾．跨语际实践[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３０２页．
　　②易光．女性书写与叙事文学（上）[Ｊ]．《文艺评论》，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③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８８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２６页．
　　⑤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Ｍ]．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９８页．
　　⑥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２０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０页．
　　⑦⑩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１８１页．
　　⑧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６年，第１６６页．
　　⑨孙郁．感伤的倾诉——萧红笔下的性爱描写[Ｊ]．丁言昭，萧红：萧萧落红情依依[Ｍ]．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页．
　　(11) 瓦西列夫．情爱论．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第４１２页．
　　

• 闫　红： 诗意的乡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12期
• 闫　红： 时代夹缝中的性别抗争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10期
• 闫　红： “天地之间有大美”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