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解剖了方方小说《树树皆秋色》创作手法上的互文性特点,指出它同时融汇着现代性因素和传统现实性手法的文本特色和文学表达,并企图指出新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新存在和新方向｡
　　关键词:现代性　现实主义　文学发展现状
　　我们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的一个共识是,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开放不断深入,文学界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接受､融汇､转化着世界最新的文学观念,走上了越来越自觉的发展道路｡从现实主义到西方现代派,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创作尝试到观念转换,在经历了惟恐落后的焦灼,跟风追赶的匆忙之后,中国文学界逐渐完成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
　　我认为,新世纪文坛正处在这个转变之后｡这时候,我们有了比较从容的心境和平和的心态,一方面,就整个文坛说,各种风格潮流､价值取向的创作“共名”存在,此消彼长,相互竞争,形成了万马奔腾的热闹场景;另一方面,就创作本身来说,也呈现着更加复杂的面貌,作品不再是某一种创作手法的单纯表达,而是交织着多种共识,有着更加多变的复杂面貌,《树树皆秋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文本｡
　　
　　一
　　
　　《树树皆秋色》故事情节简单,写一个大学教授的心理历程｡华蓉是一个功成名就的科学家､教授｡生活､工作､思想都非常稳定而自觉｡可是后来,她对一个不知名字､没见过面的人产生了强烈的爱欲,纠缠在感情的漩涡中,几乎不可自拔｡
　　和传统写人物视角不同的是,这篇小说不是从外在角度写人的心理过程,而是深入到人物心理内部,刻画人物的无意识,特别是集中笔墨揭示了人物内心的性爱动机和非理性状态,并且在动态的层面上形成了叙事的基本动力｡
　　华蓉的无意识显现在她生活中并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即她家里每天晚上十点钟“准时”响起的电话｡事情发生是在一个极其平常的就餐时间,吃饭,一个人,可口的菜肴,宜人的风景,快意的时间｡电话铃声响起,老五以声音的方式进入了华蓉的生命,华蓉生活中的直线时间理念被打断｡由于老五始终以声音的方式出现,这样声音于她就在物理属性之外获得了体验的丰富性和多义性｡声音和一种固定的心情､心理需要建立联系,使声音获得了隐喻的价值｡其结果是,老五的声音符合并且实际上就是华蓉内心的外射和表现,它们建构了华蓉的自我表达｡
　　如果给予仔细研究的话,可以两种方式来理解华蓉的自我表达,一种是外在的,一种是内在的｡老五以声音的物质状态出现在华蓉的生活里,它虽迥异于华蓉日常生活的经验､面目和内容(教授､自然科学家),却获得了顺利接受这一事实,说明了它与华蓉内心某种具体心理需要的“天人合一”｡又由于老五始终没有出现,他的“声音”又可以理解为华蓉另一个自我存在的叙述｡在现实意义上,声音符合人､满足人;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声音和生活构成了人的两面性(本我和自我)的有机对立和冲突｡这种对立和冲突构建了小说叙事的基本矛盾｡
　　故事叙述就在无意识的流变中完成了自身的逻辑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声音”发生,老五“误打”电话,引起了华蓉的注意｡华蓉规范的“生活”程序被这个陌生的电话“干扰”了｡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老五进入的方式｡他的声音形式实际上是无形式的,使得华蓉不可以理性和日常的思维去应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蓉放弃抵抗导致了另一个自我或者说自我的另一面毫无保留的出场｡事实上,她一开始就基本上徘徊在接受的边缘,是导致“老五”形象长驱直入的主要原因｡这也为故事发展埋下了伏笔｡到发现自己没有“它”(电话)就咀嚼不出日月的滋味时,华蓉已经不可救药了｡这其实都是顺理成章的结局｡只是它之前没有在意识的层面上浮出,连当事者都没有觉察到罢了｡这又决定了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必然,华蓉要为自己的“愿望”付出代价｡她想见老五一面,但老五则始终没有让华蓉如愿｡按照上面的分析,“声音”实质上代表华蓉无意识性质的愿望,是本我的表达,而见面则是求乐冲动自然要求实现的结果｡本我只求宣泄的特点注定了它的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但本我和自我在一定意义上是矛盾的但又是共存的,自我承受着冲击但也实施着压抑｡现在华蓉要求见面无疑是想让本我突破自我的监督而得到实现,这是日常心理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人的无意识突破严厉的监督防线进入意识,人就会成为需要精神分析诊治的精神病人｡不幸的是,这恰在暂时没有理性严厉设防的华蓉身上体现了出来｡华蓉与其说是病倒的,不如说是她本人当时在精神､意识的混乱变态状况下的真实表现｡因为华蓉本人的心理已被杂糅在声音(实而虚,无意识,本我)和生活(虚而实,意识,自我)之间,声音的实在使她感到实现本我是可能的,但久久未成的事实又使之成了虚;虽然还没有见面,但她心里积聚起来的感觉却是美好得真实而深远,甚至这种感觉可以并且已经给予了她生命的憧憬,产生了爱欲的幻觉｡在这种状态下,人生病就成了一种符号和象征,即是混淆了意识和无意识的逻辑､搅乱了本我和自我的界限｡第三个阶段是华蓉的“堕落”和觉悟｡生病并没有使她吸取教训,相反,老五的电话又暂时“挽救”了她｡这次挽救使得她沉落到了更深渊处｡因为她把这场挽救看成了老五即将必然给予“实在”的默许,也就是给予本我以实现的可能,而接下来的却是老五长时间消失,意识又迫使她缴械投诚,回到现实状态中来,承认对本我的压抑是合理合法的｡在这种转换和过渡中,她当然难以顺利适应,所以才大病一场｡出现了“精神方面的问题”也就成了此时应有之结果｡
　　
　　二
　　
　　刻画人物心理无意识,是这篇小说现代性的一面｡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篇小说还有更为复杂的特点｡如果说它前述的心理剖析达到了相当的深度,那么,它自我解构的努力,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且从这两方面来说,《树树皆秋色》都是比较圆熟的文本｡
　　小说情节发展的过程,也是故事被不断解构的过程｡小说开头花费了相当笔墨涂抹了一幅平静､淡雅､清爽､高贵的知识分子生活､道义､工作､心态图｡主人公在这里的工作､学习､生活被纯净化了,被质感化了,俨然一尘不染的化境,超越着俗世的嚣嚷｡但是这幅蓝图轻而易举就被一个没有来历的电话搅乱了,前面的高洁形象顿时轰然委地｡人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自己的坚持和惯例,进入到一个深情而陌生的游戏中去｡当她在这场游戏中孤注一掷,尽情付出时,她却始终是在迷失之中,因为她恋爱的对象是空的｡她倾情抛洒､不计回报,而最后只能面对虚无｡这样,所有先前的惊人动魄､梦绕魂牵､铭心刻骨都在刹那间烟消云散,归于无｡这场游戏由此就被解构｡经过这样几度解构以后,小说主题也显得漂浮而不定了｡讲述本身的快感消除了读者对意义的关注,叙事的终极性失落了,深度模式被消解｡
　　前面我们分析指出小说写华蓉无意识心理世界,那么这个心理世界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说,无意识心理是有语言一样类似结构的,它的意义不是得之于一个能指和所指的确定的联系,而是产生于成串的能指的共同作用,是没有终极指涉的能指游戏｡我们看到,作家精心设置的故事里就巧妙地安排了一场心理指涉的能指游戏｡在小说中,“声音”是隐喻和转喻的双重运用｡从隐喻角度看,“声音”以压缩了的方式展示华蓉的无意识｡她对“声音”的需要､盼望,是她无意识心理现实隐晦､曲折的表达,是性,是欲望｡从转喻角度看,“声音”引发了她一系列意识和潜意识心理表现,她心情的喜､怒､哀､乐,行为的正常和反常,身体的健康和疾病,等等,都构成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能指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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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华蓉的无意识,自始至终以隐喻和转喻的方式呈现于一场故事的讲述之中,这样,人的无意识心理就存在于无远不及无所不在的能指中,意义就成了能指在寻求所指的过程中能指与能指之间互相串联相通,构成的一片能指的网络,而意义和主题则在不断的能指过程中被消解了,成了模糊而不定的叙述游戏｡
　　这赋予文本更多开放性｡我们看到,这是一篇充满不确定性的文本｡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始终处在一种动荡的否定和怀疑之中,在这当中我们能看到文本的许多“空白”,如华蓉的心理真实､老五的身份与存在､声音的意义等｡面对这些不可知,作者始终隐藏着,文本自身才召唤读者在阅读与理解中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和创造力去重新建构,这样读者就已经参与到对文本的建构､书写､修正,对文本做出自己的回答,从而读者的意义就被突显出来了｡如奥塞•德汉所说:“评论后现代主义作品､后现代主义小说或故事的意义,便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了观众与读者｡”这是多元､开放､平等的后现代精神体现｡所以在这篇心理小说中,后现代叙述的技巧已经臻于一个相当的高度｡
　　
　　三
　　
　　除了上述这些现代性的特点外,小说在写人物潜意识心理的过程中,始终又依傍着一个传统的､现实的､生活的故事展开｡家长里短,生活摩擦,嫉妒虚伪,人情百态,人际关系等,都融合在里面,构建了一幅生活图画,甚至还有女人私生活的传奇和窥阴的因素可以挖掘｡这些都是传统现实主义的方式｡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使用了互文性表现手法的文本｡
　　传统和现代性因素结合在一起,融合无间甚至使人难以区分｡从题材来看,有些类似于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春阳》,但这篇小说在手法指涉上更广,在写作技巧上更圆熟｡通篇小说在写故事的同时展现人的性心理,由于展开于故事之用上,几乎看不出心理分析之体的人工痕迹,但在故事里,在人物的行为和生活里,同时巧妙地融化了心理分析的观念,使得性心理的隐秘性､力量的巨大性､影响的深刻性得以表现出来,因而这里的心理表现超越了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简单运用,与现实主义的特点结合得恰到好处｡既深化了人物的心理内涵实质,又讲述了圆满动听的生活故事,还表达了对现代人类精神悲剧的深刻反思和质疑｡这种互文性的表达,效果臻于至境｡
　　总的说来,可以看出,小说既有现代性建构心理主题的特点,又有解构中心的特征,还有现实主义的外衣,三者运用而没有生搬硬套,达到密合无间的境地,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笔者认为,这正反映了当前文坛创作的某种真实｡
　　新时期伊始,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潮涌而来,“雁行式”地进入我国文学界,西方一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文学理论,我国在十余年时间里匆忙引进,轮番上演,确实也热闹非凡｡在经过了早期的应接不暇､满眼混乱､不知所措和后来的生搬硬套､拉扯成文､乱贴标签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喘气歇息,由跟从者成为对话者､由学生变为朋友､由仰视转为平视,这样,势必会在我们的创作上引发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从《树树皆秋色》可以看出,传统现实文学作为我国文学的话语资源,并没有被抛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作为我们相当长时间里的文学统治方法,也并没有过时,而是在新的文学语境里获得了新的理解和运用｡而且在脱却完全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之后,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新生｡现代性文学意识和现代性创作方法更加自觉地成为我们的财富,而且结合了中国语境,融合着中国文化和汉语表达,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今天我们不再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对现代性的文学作品做出富于感情色彩的判断,而是更多地化为我们的话语运用和文学实践,这就使得现代性文学作为舶来品有了更多在地性和本土特色｡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也正日益成为我们的营养,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和大脑,在文学表达中,我们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关注人性､解构中心､反抗权威､文本开放的一面,这使得我们的文学是可以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避免西方后现代文学过分注重“物”､忽视“人”,过分看重破坏､轻视建设的弱点的｡
　　因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文学手法和文学精神在文学中的运用,不但表明了我们文学创作的现实,也标明了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某种未来,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刘智跃(1968- ),湖南永州人,湖南第一师范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 《树树皆秋色》刊《北京文学》2003年第11期｡《小说月报》2004年第1期转载｡
　　

• 刘智跃： 融汇创新与文本表达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