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劲说“钱”这个俄语词儿，那么所有的牙齿都会露出来，模样就像龇牙咧嘴的狼。这是我在自己情人身上发现的，就在她不再是我情人的那一刻。我们坐在凯旋大街的一家法国小咖啡馆里，那天是星期日，游人如织，我们一边将油汪汪的羊角面包蘸着咖啡往嘴里送，一边彻底割断了我们的爱情。我们花的是那笔供同居使用的钱。数目不大。假如我是电脑时代的列夫·托尔斯泰，肯定会写一部新的《战争与和平》，不过内容不是拿破仑进攻莫斯科，而是外省人像汹涌的洪水占领莫斯科。他们使莫斯科像遭了火灾似的发烧发烫。小说能问世的话，里面肯定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儿，充斥了无耻之徒和道德沦丧的情节。不过我不是在首都土生土长的法西斯分子，并不认为莫斯科只属于莫斯科人。再说我自己也是自投罗网：年轻美貌、咄咄逼人的乡下女孩那种巨大的魅力既使我深受鼓舞，同时又让我吃尽苦头。她们受到契诃夫笔下的三姐妹的感召，再加上莫斯科要什么有什么这古老神话的诱惑，她们不可能不拼命挤到首都来。这里，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确实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要什么人就有什么人。
　　宇宙中这块大石头上的生活是宇宙发出的梦呓。今天的莫斯科，这颗闪闪发亮、喧嚣不止、在黑暗中飞驰的流星，给人的印象绝对是既像节日般热闹，又像灾难般可怕。这里的生活汹涌澎湃，至今山上带着血腥味的喷泉喷涌不止，金钱像河水般哗哗流淌，它的脉搏像短波那样急遽跳动，虽然由于道路上的塞车现象而经常受阻，但是冲破汽车的重重包围之后，又在各个广场上活力四溅。
　　莫斯科的居民——苏联解体后十年中产生的蜕化变质分子、逢场作戏的弄潮儿和捣乱分子。他们是怎样的人？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更何况外国人，即使上帝也不知道。莫斯科并非建立在七个山冈上，也不是建立在往昔的荣誉之上，并不依靠政权，也不受制于权威，而是靠一种新的力量维系着。如果在苏维埃的三大建筑上可以观赏克里姆林宫的美丽景色，那么如今克里姆林宫本身就在观赏金钱的魅力。钱！钱！钱！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从纽约到华沙，马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这个词儿，我自己也经常听到，其频率大大高于别的词儿。红色莫斯科对钱讳莫如深，让钱失去了价值。如今的莫斯科对金钱趋之若鹜。我自己就是追逐金钱的人。
　　交换和背叛——这是两个同根词。这并不像花样不断翻新的橱窗、汽车热、街头卖淫和广告那样一目了然，可是彻底改变着莫斯科的生活，把某些人的生活碾得粉碎。性别角色正在重新确定，性错乱的现象比比皆是：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俄罗斯女性阶层——一批特立独行的女人。待到迟钝而具有宗法意识的俄罗斯男人觉察到的时候，她们早已出现了。
　　总而言之，出现了新的娜塔莎·罗斯托娃形象。
　　
　　题材
　　
　　她不带钱包，也不穿内裤。她不想依靠内衣，也不想依靠金钱。她用最后的一百三十美元向我投资，给我买了一件礼物：带录音装置的东芝电话。她没有长久地等待回答。因为我的生活不仅发生了路标的转换，而且还有两代人的变化。少女与少妇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年龄上。
　　任卡的腋下散发出好闻的腊味。她喜欢说的一个词就是“题材”。任卡的生活就是绚丽多彩的各种题材。她喜欢的题材就是旧的苏联照相机。新的相机——去他妈的。她不怕脏话。根据不同情况，有时候满口脏话，有时候没有一句脏话。她背着一九七九年型号的基辅牌照相机，做着激烈的几何状手势，脸上露出可笑的表情，正穿过欢乐港的树林，向海滨浴场走去。几位女伴磕磕绊绊的好不容易跟上她的脚步。游泳！她把无袖长裙往上一脱，露出被阳光晒黑的皮肤，纵身跳入水中。同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并没有学她的样。
　　“真怪，”她们中间的一位电影女演员略带羞涩地说，“体形这么漂亮，简直不觉得是****女人。”
　　二十九岁的任卡还喜欢摆出各种姿势自拍照片。“照相狂”——报刊这样嘲弄她。有人说她的姿势太出格。她骂一句：“去他妈的。”你不会怀疑她是顽固不化的裸露癖。有一次跟“文化”报刊发生了争执，她辩解说：拍照片就要拍****，肉体跟精神一样喜欢自由。肉体在性的围墙里闷得慌。任卡是后色情时代的先驱。她的见解也很坦率，出人意料，丝毫不亚于她摆出的姿势。
　　“我的朋友罗达打电话告诉我，她那吸毒的丈夫上吊死了，我一下子情绪高涨起来。我想要给他照相。”
　　她皱起略带孩子气的眉头说：
　　“死亡令人激动。”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话。”莫斯科的一位知名电视主持人向我承认。“她是那种——”他沉思了一会儿，“那种虚拟的女人。”
　　事情发生在他家的别墅里。我们看着儿童室那扇洞开的门，从那儿传来电脑游戏沉闷的响声。她跟朋友的十三岁儿子坐在一只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突然她站起来跑到我们这儿，兴奋地睁大了灰蓝色的眼睛，一把抓住我的手：
　　“我杀死了神龙一号！”
　　“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我心里想。
　　年轻朋友称呼她的时候用的是英文名：“珍尼芙。”这样的称呼我不太喜欢，但是我也认了：他们都有绰号，有的叫美食，有的叫石油，有的叫胡萝卜，他们用这些假名上互联网，在全国到处旅行，参加喜爱的摇滚音乐会。护照上的名字等到将来开始“真正的生活”的时候再派用场，如果真会有这样的生活。假名还可以防警察，他们吸大麻、在街头闹事的时候警察总是装模作样地要抓他们。俄罗斯的年轻人都在干蠢事。任卡要我到电脑前写作的时候总要往我脑门上吹气，就像往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吹气一样，还用绒衣的袖子仔细擦一遍，好让我看清楚写的内容。我写作的时候，她就在厨房里用巧克力酱把糖块垒成埃及金字塔形状，再在底部安上一个用金属薄片做成、模样像埃尔维斯·普列斯里的吉他手。
　　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彼此都是外星人。
　　
　　“中国飞行员”
　　
　　星期五那天我附庸风雅，假充绅士，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休特·格拉斯在“中国飞行员”餐馆一起吃晚饭。我们一边喝伏特加，一边品尝蘑菇和其他种种俄罗斯的美味佳肴，不一会儿就谈到了有没有上帝这个题目。格拉斯是加缪“荒诞”哲学的老式信徒，他坚信我们全都是徒劳地往山上推石块的西西弗，可是我知道上帝是存在的。他对我大光其火，因为他早跟“精神上的知音”、相交三十四年的精神情人彻底决裂了。我越是激昂慷慨地证实自己的观点，格拉斯越是坚信自己的无神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已经模糊了。只记得这位情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对面的桌子旁，开始要我们交出住房的钥匙，这比加缪还荒诞，因为她本来不打算住在那儿。与这件荒唐事相联系的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翻译斯蒂夫突然不期而至，他居然和餐馆的总管伊丽娜·鲍里索芙娜跳起舞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蒸发了。而摆在我面前的，是要思考存在的不可纠正性。
　　假如我不是醉得那么厉害，那么我会拒绝的：一位无比青春的女郎把我拉到跳舞的人群中。她不像我生活中的那些女人对跳舞非常在行（我碰到的都是些善于跳舞的女人），充满了热情，而是故意模仿生活的舞蹈，置身在外，没有激情。我们周围空出了一大片地方。她盯着我看，仿佛要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我身上。我大汗淋漓，开始清醒，我已经欲罢不能。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三人走到街上：斯蒂夫、我和她。我们商量上哪儿去的时候，莫斯科开始变得美丽起来：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在斯蒂夫那儿把他这位单身汉储藏的食品一扫而光，然后跑到商店里吃了早饭。我伸手拉她。
　　“不行。”任卡说，口气生硬却又友善。她留下来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在上帝的办公室里，我的个人证件已经转交给了新的官员。
　　
　　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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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电脑知识不仅局限于杀死神龙。我的手提电脑出毛病的时候，任卡就拿去修理，像哄孩子似的嘴里说着亲切的话语。她的脑袋像一个“装配中心”，是混合了青年技术人员使用的英俄语计算机术语、蜜蜂叮了她肚皮的梦境、幻觉、破坏活动、技术进步、新款汽车的大杂烩。她轻轻地哼着关于神奇的酸奶酪的歌曲，经常玩弄文字游戏，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主人公。这位受天上人间两个世界和市场经济的能量控制的神秘婴儿，经常为我朗读消费清单，其中包括奎宁水、饺子、巧克力酱、汤之类的食品，还有根据广告挑选的电影和话剧。她什么都想进行比较和选择。“第七大陆”商店里那一大溜瓶装意大利橄榄油使她兴奋的程度不亚于摇滚音乐会。她不知疲倦地将生活分门别类，这也许是她这一代人生活的目的，他们不喜欢至今还没有得到清算的俄罗斯现实。
　　任卡分不清高雅文学和低俗文学的区别，既读《神曲》，又看鲍里斯·维安的作品和免费赠阅的《顾客》。她的藏书五花八门，既有萨满教的书籍，又有护理指甲指南（根据季节不同她把指甲染成不同颜色），还有法文版《罗宾逊·克鲁索》（她在中学里学过一点法文）。任卡认为俄罗斯有许多“废话”，每当我长篇大论的时候她就生气。她讨厌“悒郁”——那种毫无出路的状态，也就是知识分子引以为荣的东西，她也讨厌免费的自助餐——贪吃的记者们享用的那份乐趣。世界始于她的内心，而不像知识分子习惯认为的那样始于个人意识的大门之外。她的审美观有着欧洲的渊源，但是她用筷子吃法国西红柿沙拉，更不用说米饭了。她脖子上挂的是西藏银项圈。她不喜欢现在的警察，但是她认为应该用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警察。
　　吃晚饭的时候或者我们坐在汽车里的时候，任卡就给我说种种笑话。她记得成百上千的笑话：关于孩子，关于俄罗斯新贵，以及最黄色下流的。她说这些笑话的时候还伴有演员的表情，就像俄国诗人朗诵自己的诗作。她肚子里储存的那些笑话说完之后将会怎样呢？她是笑话之王，她像一架绞肉机那样绞烂俄罗斯的现实，让它变得容易消化。
　　任卡骂人的时候不喜欢俄罗斯的脏话，而宁愿使用英语中的脏话。她指称自己和我的生殖器的时候用的纯粹是下流话。如果说我的前情人阿加塔一听说“性交”这两个字就浑身不舒服，那么任卡恰恰喜欢这两个字，不喜欢比较婉转的“上床”。脏话作为被禁止的独立题材，将在任卡这一代身上消亡。
　　
　　霍尔和卡里内奇
　　
　　任卡和阿加塔都是乡下人。阿加塔来自捕鱼为生、鞑靼人聚居的阿斯特拉罕。任卡的父母至今还在克里米亚捕鱼。她们很少给父母打电话，即使打电话也很简短，报喜不报忧。她们俩的父亲都没有工作，都是酒鬼，任卡的父亲总共才剩下四颗牙。她们在莫斯科站住脚跟很不容易。都经历了没有房子住、没有钱花、饿肚子、碰到坏人这样的过程，最后靠关系通路子达到了懒散的莫斯科人望尘莫及的能源系统的生活水平。任卡的同班同学至今还能回想起她当初像贵族小姐那样沉默寡言、脸色苍白坐在费奥多西亚滨海公园看书的形象。后来她的脸皮变厚了。她们俩都厚颜无耻地认为“男人应该买单”。我们相识初期，任卡在考虑她为什么需要我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彼此差点儿建立起一种供养关系，但是靠爱情刹车了。“那是因为我绝望了”——她后来辩解道。
　　阿加塔想征服世界，但是她的地理知识很糟糕。我带着她到了旧金山之后，她朦朦胧胧地知道我们是在太平洋岸边。任卡与地理密不可分：克里米亚这一小块地中海文明的偏僻之地，她觉得比纽约和柏林更亲切，希腊比拜占庭更亲近。她像卡谬早期的作品，浑身充满了大海、风、草原上的枯草的气息。克里米亚成了外国的领土，这并不重要。如此莫名其妙地分割苏联帝国，她并不感到不安。
　　对她们来说，金钱类似美貌，也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一位在各个窗台上摆上零钱，想用小钱把大钱引进家门；另一位怀着相同的目的向月牙儿展示钞票。她俩都相信，如果不关上抽水马桶的盖，家里就不会有钱，她俩都对古典音乐无动于衷。阿加塔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法国革命的大致日期；任卡怀着一种轻蔑的态度认为拉季舍夫是靠沙皇政府豢养的。不仅如此，任卡坚信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在红场上检阅了德国军队，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大火：在她的历史几何学中拿破仑和希特勒合而为一了。她们很少说“谢谢”和“对不起”。就像俄国人说英语的时候很少使用冠词一样，因为他们的母语里没有冠词。
　　阿加塔她们这一代人征服莫斯科靠的是“兴高采烈地”违法乱纪：制造假证件，假结婚。胆大妄为、来自阿斯特拉罕的拉斯蒂尼到处撒下智慧和欺骗之网。这个既有信仰又违背信仰、既害羞又不讲道德的女人什么都想得到：金鱼、鸡巴、拖拉机。我佩服她的气魄。当我称她是我“忠诚的伴侣”时，她扭动着身体，沉着个脸，说话吞吞吐吐，因为说谎而成了一条虫；任卡成了一件没有纽扣的婴儿反穿衣。任卡是这个暂时几乎无法无天的国家中遵纪守法的第一批幼苗。在加油站她要求开具发票，她痛恨盗版的录像带，绿灯亮了才拉着我的手穿过马路（她的第一个孩子被汽车撞伤后死在医院里）。跟她在一起我对俄国的进步会抱有一种朦胧的信任。
　　鞋子和爱情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老茧。还有更重要的呢，任卡赶紧补充说，只有爱情割断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自己爱得多深。任卡的衣柜像她的藏书那样充满了折中主义色彩：牛仔裤、宽大的衬衣、黑色和白色的文化衫、美国式的格子衬衫、和她的长腿相配的长裙、银色的高跟鞋、老式的二手货大衣、俗气的深红色旅游鞋。至于胸罩嘛，那么连小巧玲珑的阿加塔也是不戴的，可是她从来不脱内裤，即使上床睡觉也不脱（白色内裤上沾满了黑黄色的狗毛，那是她那条唤作克里斯蒂的叭喇狗掉的），因此有时候我叫她难民。即使我们一起去法国大使馆赴宴时任卡也不穿内裤。这不是莫斯科同性恋的标志，也不是色情狂的打扮，只是她“不想穿”。
　　“那么她冬天穿什么？”安得烈·沃兹涅先斯基知道她这个特点之后不安地问道。
　　“什么也不穿，安得烈。”我的回答令诗人大为失望。
　　有一次阿加塔想惹我生气，她大声喊道：“打倒文学！冰鞋万岁！”可是她始终没有学会溜冰。任卡就是一双名副其实的冰鞋。我和阿加塔从来没有进过教堂。我开始跟任卡一起生活的时候，她问我：“咱们上哪一个教堂？”
　　“东正教的还是天主教的？”
　　“不，我说的是远近。到大斋戒期间我想守斋。那多好啊！”她兴奋地说，“不性交，不看电视，不读逗乐的书！”
　　玩斋戒是她人生游戏的一部分。我跟阿加塔经历了“专业”交往的爱情阶段，几乎就是一本生产小说。我的弟弟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这是人生的校对时代，战友时代，说实在的，这样的战友也可以是男人。阿加塔这位“理想读者”快速浏览电脑屏幕上的文章或者目不转睛盯着喜欢的段落的时候，往往为我的文本内容而“操心”。任卡觉得重要的是最后结果：可以得到多少稿酬。任卡是个疯狂购买的顾客，又是漫不经心的售货员。而阿加塔恰恰相反，她出售自己值钱的东西。我们恋爱的初期，她把自己围着细软卷曲的阴毛的耻部卖给了我，只象征性地收了一个卢布。她是个领袖人物，始终在盘算谁还欠着谁的钱。这是俄国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批民兵，她们学会了赚中产阶级的钱，拥有了施展爱情的权利。阿加塔成了一份杂志的编辑之后，她认为生活就像电影，而真理就是好莱坞的个人主义，就是轻松地做出独立的决定：按照美国文化依样画葫芦。阿加塔像那些她都能叫出名字的电影演员那样眯起眼睛跳过深渊，但是过后又懊悔不已。我们分手的时候我把整整一袋过期药扔了。她能写些不错的短篇小说，像她的生活那样的既透明又模糊。有时候我觉得她发疯了。也许这是最后的一代文人（任卡喜欢看书很可能是一种例外）：她带着书上卫生间总要待上很久（基本上看的都是实验派诗人的作品）。阿加塔对她处在我的庇护之下而感到忐忑不安，她很想出人头地，实质上她是我喜爱的一只“猴子”。有一次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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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身边我失去了自我。我确实是个讨厌、任性、凶恶的女人。”
　　我那古板的妈妈不喜欢阿加塔，尽量不让我和她一起到父母那儿。她教养很差，不懂什么礼节：她不会使用刀叉，吃沙拉的时候用刀塞进嘴里。
　　“没关系，妈妈，”我安慰她，“她吃饭的姿势像巴黎人。餐具摆得整整齐齐，腰板挺得笔直。”
　　但是妈妈还没有看到任卡就已经吓坏了。“只有那些坏女人才跟岁数大得多的男人上床，你今年多大了？”妈妈突然沉思起来。她在“商人”杂志社会版上看到，任卡参加艺术展开幕式的时候穿着破的连裤袜，长长的球衣上系着一条围巾。
　　“怎么，你没有钱给女孩买新的连裤袜？”
　　“穿破袜子是她精心策划、别出心裁的行动。”我勉强辩解道。
　　阿加塔把一些可怕的东西带到了我家里：带电池的黑色塑料闹钟、紫色的漏勺、运动鞋式样的便鞋。家里的一切都乱了套。从此以后可以为所欲为，对肮脏也可以熟视无睹了——打扫卫生的清洁女工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阿加塔我行我素，她不管年龄，像卓别林那样穿衣：袖子长得罩没手指，胸部露在衬衣外面。戴的饰物看上去非常可笑。裤脚管窄得像小丑表演。整个儿是个稻草人。一会儿精力充沛得像浸入水里的泡腾片那样吱吱地直往外冒，一会儿无精打采地呆坐在厨房里，脸色黄得像烤熟的安东苹果。有时候站在浴室里可怜巴巴地用毛巾捂着胸口。
　　“你怎么啦？”
　　“没什么。”
　　她们这一代人已经未老先衰。腐朽了。
　　
　　版本
　　
　　阿加塔这块磁体本身就是两极对立的。这是一个强大的磁体。阿加塔属于内心矛盾、试图砸烂种种虚伪的禁忌的那一代人，一切都暴露无遗：可以随便杀人、偷盗、性交、亵渎神圣。强盗成了潜意识的偶像。任何一个事件都有不计其数的版本。就像电影《拉秀蒙》。什么都是版本。生活本身也成了一种版本。阿加塔摇摆不定，始终两头不落实：既享受现在的舒适又怀念童年的美好；既慷慨大方又斤斤计较；既对政治性辩论感兴趣又热衷于“列宁格勒演唱组”；既富有母爱又恨母爱；既热烈盼望世界末日的到来又为俄罗斯较快地克服了金融危机而高兴；既向往精英阶层又厌恶他们。
　　将来有朝一日准会在莫斯科市中心捷尔任斯基纪念碑的地方竖起卡洛斯·卡斯塔涅达的纪念碑，周围放满了铁制的仙人掌——这位一半是哲学家一半是魔法师的人将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俄国青少年从唯物主义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阿加塔和任卡都是他的崇拜者）。新的形象自发地形成了，不取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阿加塔这一代人学会了给自己“确定立场”——这是当代俄罗斯人众口一致的基本词汇。自己确定立场使这一代人成了当地生活的界碑。在此之前俄国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为什么活着。阿加塔的理想是获得成功。最初的感受是发现了成功这个概念，从二十世纪初以来这个概念第一次得到了正面的解读。那些被阿加塔欺负过的不怀好意的人骂她是“精明的傻×”，她准备不讲人性，甚至踩着别人的尸体，如果为了成功需要这样做的话。
　　效能和反效能在三十岁的模特儿身上发生了冲撞。正面的冲撞。休克使人心明眼亮。阿加塔整个儿处在云里雾里，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面目模糊；可能根本不存在。阿加塔的所有精力都化作无数的证据。譬如说，为什么她高兴；而任卡只要高兴就行了。据我所知，对阿加塔来说，吸毒更是一种炫耀：你们没有尝过，可我尝过了！任卡不一样：吸毒可以，但是不能上瘾。任卡说起吸毒的人就像说“自己人”，满嘴都是吸毒者的行话。她冬天一般不吸毒，但是到了克里米亚狐狸湾那个裸浴者的天堂，这又成了一个喜爱的“话题”。任卡详细地告诉我他们怎样煮“牛奶”：炼乳和大麻混起来煮，——要是喝上那么五十来克，那感觉太妙了：
　　“必须待在一个地方，哪儿也不去，什么也别考虑，只想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这其中就有某种宣言的内容。
　　
　　迷恋照相
　　
　　阿加塔特别不上照。她也不撕自己的照片——只是一看见自己的照片脸色就发白。也许她这一代人都不上照——这个时代太富有爆炸性了，他们的脸都缺乏稳定感。而任卡特别上照。在她住到我家里之前，家里到处挂满了她的照片。任卡试图在男人身上找到女性美，在少妇身上发现青春活力，努力把世界看做“差异的节日”——她的第一个摄影展就取了这样一个名称。俄罗斯画家的形象在变化：从渴望抨击社会、人和语言的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猛兽变成像黏土那样软绵绵的旁观者。俄罗斯并没有变得不那么寒冷，但是它的文化气候将变得暖和。任卡的摄影作品就是这种带来新视点的气候转暖的例子。没有任何压力，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发生任何战争，没有一点挑衅。半似报道，半似剧照，半似业余爱好，半似专业摄影。她的人像摄影有一种原始的“宽宏大度”。她让人们有机会保持本真状态，她不打算改变世界，不评判世界：“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是任卡的宽宏大度是有限度的。展览结束后一名姿色渐消的女记者在中国餐馆里向她提了一个不友好的问题：“我的天使，您是否过多地考虑自己了？”任卡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没有任何固定的道德标准。请记住。”女记者哑口无言。我当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你真的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回家后我这样问她。
　　“在那一刻我给自己选择了这样的角色。”她解释道。
　　她在发挥自己的角色意识。有时候在她的作品里会出现与和谐的主题背道而驰的内容：光洁的抽水马桶里黄色的尿液上浮着一块带血的月经护垫。
　　“挑衅？”我问。
　　“我只是对女人的厕所感兴趣。她们在十八世纪是怎样对付月经的？”
　　我给她看杨·萨乌德克的摄影作品集。她仔细看他的作品。
　　“很美。干吗那么多挑衅的东西？”
　　这一代人因为强加给他们的激情而不喜欢任何的挑衅。
　　
　　苏联
　　
　　我们沿着斯摩棱斯克广场走过外交部。
　　“这大楼我觉得像苏联，”任卡说，“我印象中苏联就是这模样。”
　　“苏联”这个词她说得相当艰难，就像是外国词儿。她听说过索尔仁尼琴，但是没有读过他的作品。阿加塔对我在苏联时期持不同政见的那些奇遇很感兴趣。特别令她感兴趣的是这些奇遇促使我“出名”。现在要“出名”就难多了。我好几次想把秘密出版《大都会》的想法告诉她；她不理解。俄国文明从官方权力向自由资本权力转变的时候，她还是个孩子。她甚至没有参加少先队——“改革”妈妈不许她参加，苏维埃精神只跟她一次小小的调皮捣蛋有过关系：中学快毕业的那一阵她不穿裙子，而裹了一面褪了色的红旗，为此当地中学的校长大为生气。但是有一次我们坐在桑拿浴室里大谈苏联政权的时候，发现她很想知道一切。
　　“为什么斯大林要杀死那么多人？”
　　她的同龄人忘记历史是有原因的——割断历史就是免除痛苦。如果阿加塔那一代人还可以在共产主义生活，那么任卡这一代人就简直不知道在共产主义下该怎么办，该怎么站队。无论是阿加塔还是任卡，她们对车臣战争、对普京总统都不怎么关心。当然，她们不喜欢普京的克格勃背景，但是总的来说她们都无所谓。她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维度中：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潜艇沉没，以及其他种种合乎规律的灾难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一切都跟她们无关，她们不想讨论，即使要讨论的话那也是迫不得已。她们的世界是个人的世界，而且这也是一种保护形式，免得接触无法控制的东西。俄国人清洗掉苏维埃主义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亲近东方而不是西方，更亲近幻觉、醉生梦死，陷入了生活的其他维度。西方受到质疑，被判定为“无聊的”；出现了自发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虽然发自内心，但是随着喝酒数量的多少而经常在变化。清醒的时候说俄罗斯是一堆狗屎，喝得醉醺醺的时候说俄罗斯是一个奇迹，喝得烂醉如泥的时候又说俄罗斯是一堆狗屎。她们俩都不否认西方的成就，但是认为最好还是向东方寻求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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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
　　
　　快走到游泳池的时候我和任卡被收银员拦住了。
　　“女孩满十四岁了吗？”
　　好心的收银员想给我们打折。不过并不是一切都那么简单：任卡骑在我的大腿上，扳着手指在悄悄计算。手指不够用了。根据未经核实的统计，我是她的第十五个情人。我们初次认识的时候，她挑衅地说她有四个情人和两个同性恋朋友。
　　“我轮流跟他们睡觉。根据情绪的变化，就像选择电台一样。”
　　“你收钱吗？”
　　“不收，尽管为解决住宿问题而友好地跟人睡过。”
　　“你不怕人家强奸？”
　　“不存在强奸。那都是女孩子们凭空想象出来的。”
　　这样，驱赶了对强奸的恐惧感之后，任卡开始用“游戏的方式”征服莫斯科。
　　如果说任卡由于同性恋的想象而飘飘欲仙，喜欢舔女性的私处，主要靠图画而不是靠感觉笑着结束，而且在自发的、根据情绪变化而进行集体乱交的时候像猫一样善于分配精力，像跨过脱下的内裤那样若无其事地迈入第二天（有一个例外：只有跟彼得堡那个把她叫做“上帝的礼物”的摇滚巨星和他的情妇一起度过的那一夜还记忆犹新），那么阿加塔对任何的想象都无动于衷，她欣赏的是男人强大的力量，她又是叫喊又是呻吟，脸上带着一种悲惨的哭相（我和她先有性关系再有爱情），没有大肆夸耀自己不多的同性恋经验，只是把它看做一种胜利（权力的标志：让女伴进入高潮）。但是我知道阿加塔是“爱之海”，是“一直想交媾”的女人。她身上有一种带黏性的、令人心醉神迷的色情成分，这种东西在她身上非常明显，就像面包中凸出的葡萄干那样。生活被那个爱她的人破坏的时候她会感到高兴。她顺便掂出了自己的分量，搭上了报复的列车——这是一种自我肯定的形式。我们家里来了跟她相像、喜欢为生活而打拼的几个朋友。任卡一来，布景马上就换了。那些戴无檐帽的街头音乐家开始出现在我们家里。
　　许多俄罗斯女人有一种难以克服的妓女情结。她们恬不知耻地挑逗男人。阿加塔身上就保留着这种情结。有一次人家把她当做妓女，她欣喜若狂：这表明我很漂亮！我们认识初期，还需要采用传统的办法，靠杜松子酒加汽水、出人意料的言谈、接吻和抚摸挑逗她。任卡能够控制局面，不允许挑逗。有一次她直接躺在我的肚皮上，她想做爱就自己选择时间和地点。
　　色情的话题会使阿加塔兴奋起来，她很想看见自己的****。她的肉体要挣脱权力的枷锁。而任卡的肉体则想逃避。阿加塔的爱情是她生活战略的组成部分。这种就其实质而言需要回报的爱情的发展、变色和变形取决于金钱和环境：莫斯科户口、住房和工作。病态的嫉妒是“千万别当傻瓜”这个话题的继续，早就准备进行爱情大盘点。任卡耐心地为阿加塔寻找缺席辩护的理由。阿加塔则在背后坚持说任卡“毫不出众”。对任卡来说没有禁区，但是对那个被遗忘的俄罗斯文化题目——厌恶庸俗，在她身上苏醒了。高度的随意性与半天真的纯洁互相呼应。
　　
　　睡美人
　　
　　任卡可以有所作为，也可能一事无成。她会不会成为一名摄影艺术家，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仅仅变成一种业余爱好，然后像蜗牛那样改变方向，回到克里米亚当一名嬉皮士？她这代人会不会克服“版本”或者也会蒸发掉？
　　意识断裂、充满矛盾的这代人正在让位给折中主义的一代人。可能这是一种进步，可是混乱还在继续。莫斯科在喧嚣，而任卡睡得正香。她的冰鞋在哪儿？她睡过头了，误了头天晚上预定好的约会。现在几点？下午一点！两点！俄罗斯的卑鄙无耻正在大行其道。睡觉比责任更有力。“新鲜黄瓜”（她这样自我称呼）和“健康的”一代人（这也是她的说法）的能量不知为什么还没有沟通。任卡以压力不够为理由正在准备退出。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可以放心地睡觉，可以错过自己的第一个舞会。任卡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有时候学习有时候不学习，常常忘了准时参加新闻系的考试。就像整个年轻的俄罗斯一样，她正处在十字路口：是认真接受生活并投入其中还是马马虎虎混日子，过一天算一天？
　　从莫斯科飞往巴黎你说是飞欧洲，从莫斯科飞阿拉木图你说是飞亚洲。两种情况下飞往哪里都是明白的，而从何处出发就不明白了。莫斯科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心理定位，但是爱情和金钱的循环已经把优势还给了这座大城市。钱！钱！——一副龇牙咧嘴的豺狼嘴脸。金钱把爱情变成了像电脑排版那样可以随意移动的东西。阿加塔硬是从我这儿拿走了应该付给她的一笔钱，在尼日尼马斯洛大街买了一套三房的住宅。任卡坚信金钱的伦理“中立”，心安理得地靠我供养，但是继续用自己偶尔得到的稿费慷慨地给我买礼物。任卡回家的时候往往带着花。一束白色的蛇莓花——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的那种浮华风气——如今又成了时髦。当我出发到德国办事的时候，她预先准备好了每天写五封信。我打开信看到如下内容：
　　“我的孩子！日益衰老的年轻人！你应该快活。时代变了，这你知道。现在只能快活，其余的一切正在慢慢消亡。”
　　（徐振亚 译）
　　
　　维克托·叶罗费耶夫（ВикторЕроФеев，１９４７－ ），当代颇有争议的俄罗斯作家。一九七零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九七三年毕业于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室。一九七九年因组办《大都会》丛刊而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一九八九年发表论文《悼念苏联文学》，成为改革时代的文学争论的生动标志。其小说很受人欢迎，已被译成多种外语，其中长篇小说《与白痴一起生活》和《俄罗斯美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还被拍成了电影。
　　（原载《外国文艺》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 ［俄罗斯］维克托·叶罗费耶夫： 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