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散文像果冻，甜适凉爽；有的散文像烈酒，苦辣烧心，博尔赫斯的散文《长城与书》属于后者。这篇散文不但包含文学而且溢出了“文学”的范畴，弥散到一切事关“人文”的领域中，更多的是由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求真”“求美”的欲望所驱动。散文在相当一个时期，“求真”由于风险过高而举世难寻，爱智的博尔赫斯宁肯舍“美”而求“真”，因为智慧而质朴的“真”，是几近失落的文明与正义的回响，这种散文虽未呈现过多的修辞之美，但是它却由于饱含“大爱”而走向人类精神之“大美”。卡莱尔说：“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和不断撰写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自己也在被人描写着。”
　　作为拉美知识界的领袖，被誉为“文学的黄金国” ^①的阿根廷作家豪·路·博尔赫斯（Ｊｏｒｇｅ Ｌｕｉｓ Ｂｏｒｇｅｓ， １８９９－１９８６）将散文提高到了融入幻想成分的境界，震撼了二十世纪东西方文坛。而在他之前，阿根廷的叙事散文没有超出辩辞、讥讽和记俗的范围。尽管如此，他的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仍然较陌生。预计在二十一世纪读他的人，肯定与时俱增。因为博尔赫斯的作品最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直接影响了二战后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故有人把他奉为“作家们的作家”。至于博尔赫斯是不是后现代派的奠基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标签”只能模糊他真正的价值，他是不折不扣的阿根廷唯一著名作家。也是南美洲西班牙文的代表作家，一生发表各类文体著作四十余部，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行。他博采众长，在诸多传统中创造了一种主流的、严肃的新文学，对世界文学最具独创性贡献。
　　博尔赫斯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了他的《讨论集》（十九篇散文随笔），一举成名，二十年后又出版了《探讨别集》（一九五二年，三十五篇散文随笔），其中的篇什，构思更加精巧，文笔愈加洗练，一反欧美传统风格，使人耳目一新。本文要解读的正是“别集”首篇《长城和书》。这是一篇两三千字的散文，文不在短，“有仙则灵”，“他认为长篇是直线的延伸，而不是圆周的运行，圆才是完美的形象。而短文的起点即终点，符合于他的美学思想”。博尔赫斯在这篇短文里，以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想像把古老中国的秦始皇筑长城和焚书这两个故事置于两千多年后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背景下，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切入的角度独特，又把同样的情节循环重复，却取得与众不同的艺术效果，透射出强烈的思想现实感。它使我们惊异地发现以前从未觉察到的新事物和新思维，它有一种独特的文学魅力，令无数读者倾倒。
　　二十一世纪，西方学者们在评列三千年间世界级“百杰”人物中，秦始皇也公然榜上有名，而且在排行榜之首，且不说这位继炎黄之后的第一位皇帝的权威性如何，这说明他作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令中外有识之士刮目相看。而且，随着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的开放，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多，中国文物界又开工探测秦始皇陵下的地宫，备受世人瞩目。在这个大背景下，我重读了《长城和书》，写了点笔记。
　　博尔赫斯是个读书的学问家，他“以书为鉴”，嗜书如命，所以他在阿根廷被称为“书圣”，并两次被委任为国立图书馆馆长。他在图书的王国中作了“书镜中人”来开拓自己的文学天地，对博尔赫斯这种特定情况来说，“文学不再是现实的镜子，而是对世界本质的推测和假象，迷宫、图书馆、镜子、梦等等，是他用以表达对世界理解的具体化语汇”。加上他受叔本华^②不可知论的影响，他常常把世界看作一个谜，从东、西方历代经典著作中寻找透露谜底的线索。他的作品的独创之处在于把时空当主角，认为作家应凌驾于时空之上，如果摆脱不了时空的束缚，就会囿于现实。这似乎是纳博科夫说的“无时间性”。他所写的既不属于现在，也不属于时间，他是站在时间之外，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阳台上^③，走笔到不可及的古老中国的悠远时空。扫笔到两千多年之前的中国咸阳和骊山。他描写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世界的一个轮廓：长城、焚书、生命、死亡、空间与时间，他甚至把时间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悲剧和无奈构成人生的历程，上升为一个哲理、一个悖论、一个梦魇、一个象征，既丰富了散文求真的内涵又提高了散文的“幻想境界”。
　　博尔赫斯在文章开篇点题就说他在书上见到了秦始皇，说他登基后干了“两项规模庞大的行动”——修筑长城和焚书坑儒^④，这两件大事竟然“出自一人之手，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的象征”，这是嬴政的一柄罕见的双刃剑。正如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不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一举多得的“双赢”吗？换言之，也是秦始皇的如意算盘。
　　焚书在前，修筑长城在后^⑤，这是“先破后立”，先破坏的是已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后建立的是军功显赫的从我开始的新历史。另一种说法“先务虚后务实”，焚书是务虚（当然不是虚张声势），确确实实地造个恐怖的声势，先让谦恭的老百姓看到一双铁手腕，掀开了秦始皇的新历史，这个历史以他为起点，故称“始皇帝”，前边的那三千年全部应该扔到火里去。然后再去务实，给那些读书人和写书人脸上刻上烙印，罚他们去修筑像他们过去写书时那样繁重、笨拙、无用的工程，使他们脱胎换骨，改过自新。爱伦·贾尔斯^⑥认为这是一种“隐喻”，是为了罚那些读书人去试试那笨拙、繁重，像他们著书立说一样的浩瀚工程，是一种政治手腕。博尔赫斯却认为这是一种“挑战”，他认为秦始皇是这样想的：“人们厚古薄今^⑦，我和我的刽子手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以后可能出现想法和我相同的人，他像我毁书一样毁掉我的长城，那人抹去我的名声，却成了我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在这里，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察出焚书与修长城先后时间上的出入破绽，因为辞典上标明修长城在焚书之前，但在《秦纪》中两者同时并举，焚书坑儒是个历时一年零十个月的肃清文化“运动”，结束时，仅其中“罪大恶极”的就有七千余人，于同年（公元前二一二年，秦三十五年）腊月，在骊山陵谷施行了第二次“坑儒”，（第一次“坑儒”四百六十人，为同年正月，在咸阳东门外博士厅馆遗址），其余的大部分人在前一年已分批发配长城河西工地做劳役。
　　具有最大讽刺意味的是：与秦始皇的初衷恰恰相反，“焚书坑儒”不仅没有巩固他的统治，反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首先点燃造反之火的陈涉^⑧，就是个目不识丁的“氓隶之人”；第一个打进咸阳降秦的刘邦，是个文盲加流氓的小亭长；那个“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引司马迁《项羽本纪》）的项羽也是个“学书不成”却力能扛鼎的粗人。真可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博尔赫斯在另一篇散文中谈到《马可·波罗行记》时透露：这些儒生们修的“城墙”也没阻挡住“想法和他（嬴政）相同的人”——忽必烈大汗的横驱直入。
　　博尔赫斯“这篇短文的目的便是探讨引起这种感情的原因”。这位始皇帝为了“要废止整个过去，也许是为了抹掉一个回忆，连他的生母都给杀了”，他也学着希律王的样子，“为了杀一个小孩子，杀尽了所有的小孩子^⑨”。这大概就是“感情上的原因”。还有一种感情也值得重视，即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与他干的这两件事也很有关联，空间范畴的长城和时间范畴的焚书都是旨在阻挡死亡的有魔力的屏障，也就是平头百姓说的“双保险”。长城，用于阻挡外邪的入侵；焚书，则能防止内邪造反。既攘外又攘内，只有扫清这外、内两大隐患，长生不老才能安然无恙。 [##]
　　可惜博尔赫斯生前没来过中国，没有亲自目睹这座长得不得了的长城，他本人也很遗憾地说：“目前和今后在我无缘见到的土地上投下影子的长城，是一位命令世上最谦恭的民族焚毁他们过去历史的恺撒^⑩的影子”。他还从书里“看”到秦宫，他说“那座宫殿的房间同一年的日子数目相等”，也就是说一座庞大的宫殿，内部有三百六十五个房间，秦始皇在一年之中每天可换一个新奇的房间居住，博尔赫斯所说的这个宫殿，即位于阿城的“咸阳宫”，或者司马迁所说的“秦宫（室）”，因为秦始皇还未来得及命名即亡国亡命。这个宫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杀机未消之时（前二一二年），又征发七十万刑徒修建的新朝宫，极尽高大巍峨和豪华壮丽之能事。殿内屏风重重，布陈迷离，酷似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的迷宫（ｌａｂｙｒｉｎｔｈ），它曾激起博尔赫斯的极大兴趣，他用“迷宫”一词做题目写过三篇小说。按照博尔赫斯的才识渊博，智慧过人，“这个想法可能是自发的，与猜测无关”，这也符合克罗齐⁽¹¹⁾的论点：“一切形式的特性存在于它们本身，而不在于猜测的‘内容’。”我们只好理解他这个自发的结论是真实的，他也认为“马可·波罗深知人的思想不见得不如所谓的现实真实——其中便是一个皇帝为阻挡匈奴而建的城墙”，尤其是秦咸阳宫至今遗址还没有出土，更是如此。
　　博尔赫斯这篇短小的散文，也散得出奇，他一开始便以文学的规律去推断历史的规律，到最后，他又以历史的规律去校正文学的规律，给人以跌宕颠簸的生动感。文之尾，他还列举了英国作家佩特⁽¹²⁾的艺术论点：“一切艺术都力求取得音乐的属性，而音乐的属性就是形式。”博尔赫斯在此还插话发挥说：“音乐、幸福的状态、神话学、时间塑造的面貌、某些晨暮的时刻以及某些地点，都想对我们说些什么，或者说了些我们不该遗忘的事，或者正要向我们传达某些信息。”正是如此，中国长城正向我们（包括外国人）传达着它的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正如博尔赫斯所预见：“企图使具有最悠久传统的种族放弃对过去的记忆也不是一桩小事，不论他的过去是神话还是现实。”不管怎么说，它已成为一个“美学的事实”。
　　读到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号《诗刊》上发表的现代人写长城的诗，诗中诗人看见长城的“砖土烽火刀枪和箭镞／还有功名故事骨头和血仇／全部变成了泥土／长出七种庄稼的根茎叶子”；最后作者在长城的终点也“变成了第八穗谷子”，此处，正说穿了一个博尔赫斯暗示的真理，长城是为消灭诗人，反而滋生了诗人，事与愿违，这是始皇帝始料不及的。
　　
　　①１９６５年约翰·厄普代克在论博尔赫斯的文章中誉他是“文学的黄金国”，以后被各家多次引用。
　　②叔本华（１７８８—１８６０），法国哲学家。认为艺术应摒弃一切欲望或实用利益的“冥想”或“无意志直觉”。
　　③博尔赫斯最高荣誉是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１９４６庇隆上台时，博尔赫斯开过他的玩笑，被调任管理动物免疫员，１９５５年爱德华多、洛纳尔迪将军上台后，又任命博尔赫斯为馆长，是他一生时间最长、荣誉最大的一个象征。
　　④焚书坑儒发生在公元前２１３年（秦始皇３４年）。博尔赫斯认为此举是反人类的，严重摧残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
　　⑤秦始皇修复长城，应是公元前２１４年开始，次年又将被坑杀的儒家后代及能读书的知识分子和藏书未缴的嫌疑人等４４０００余人罚去工地修筑长城，令其体验是写书还是劳动好。博尔赫斯的“先后之分”是从这两件事的意义上去说的。因他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散文。
　　⑥即赫博特·爱伦·贾尔斯（１８４５—１９３５），博尔赫斯的散文中译为“瞿理思”，英国汉学家。
　　⑦厚古薄今，即今不如昔，多用于保守思想。此处当做一种犯上的罪名，已越出了学术的范畴。
　　⑧陈涉，即陈胜，河南登封人，雇农出身，无文化，公元前２０９年与吴广在安徽宿州刘村集发动农民起义，发展至数万人，建立了张楚政权，陈涉为王。后为其御史庄贾杀害，该人为公元前２１２年坑儒时的在逃秦之博士，这也是当年秦始皇始料莫及的。
　　⑨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希律王听说基督诞生，将来可能成为犹太人之王，希律灭基督未遂，便将伯利恒城里和郊县的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一概杀光，口号是宁错杀一万也不放过一婴，而基督恰恰就是一万零一人。
　　⑩恺撒（Ｇ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统帅兼作家。入侵周边国家，建独裁统治（前４６年），后被共和派刺杀。“恺撒”后成为罗马、欧洲帝王袭用的头衔。
　　(11)克罗齐（１８６６—１９５２），意大利哲学家。他主张直觉即艺术，他认为直觉的功用是给本无形式的情感以形式，使之成为意象而形象化。
　　(12)佩特（１８３９—１８９４），英国作家评论家，１９世纪“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运动代表人物。
　　
　　附：
　　
　　长城和书
　　□博尔赫斯
　　
　　他的长城界限了流浪的鞑靼人……
　　《群愚史诗》^①，第二章第七十六行
　　
　　前几天，我在书上看到那个下令修筑中国的长得几乎没有尽头的城墙的人是第一个皇帝，始皇帝，他还申令全国焚毁先于他的全部书籍。这两项规模庞大的行动——抵御蛮族的五六百里格长的石墙和严格地废止历史，也就是说废止过去——竟然出自一人之手，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的象征，这件事使我感到难以解释的折服，同时也使我不安。这篇短文的目的便是探讨引起这种感情的原因。
　　从历史观点考虑，这两项措施并无神秘之处。秦始皇帝与军功显赫的汉尼拔^②同一时代，他并吞六国，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局面；他修筑长城，因为城墙是防御工事；他焚书，因为反对派引经据典颂扬以前的帝王。焚书和筑防御工事是君主们常干的事；始皇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行动的规模。某些汉学家是这么解释的，但我认为我刚才提到的事实不是把一些普通事实加以夸张的问题。给菜圃或花筑一道围墙是常有的事；把一个帝国用城墙围起来就不一般了。企图使具有最悠久传统的种族放弃对过去的记忆也不是一桩小事，不论他的过去是神话还是现实。当始皇帝下令历史以他为起点时，中国人已经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了。
　　始皇帝曾逐出淫乱的生母；正统的人认为他这种严厉的处置是不敬；始皇帝之所以要废止整个过去，也许是为了抹掉一个回忆：他母亲的丑行。（一个犹太国王也有类似情况，为了要杀一个小孩子，杀尽了所有的孩子^③。）这一推测值得重视，但我们还没有关于神话的另一侧面，长城的线索。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始皇帝禁止提到死亡，并寻求长生不老的灵药，在一座象征的宫殿里深居简出，那座宫殿的房间同一年的日子数目相等；这些资料表明，空间范畴的长城和时间范畴的焚书是旨在阻挡死亡的有魔力的屏障。巴鲁克·斯宾诺莎说过，一切事物都希望永远存在；这位皇帝和他的方士们也许认为长生不死是内在的本质，外邪进不了一个封闭的世界。也许那位皇帝为了真正成为第一，便想重新开创时间，自称为“始”，为了仿效那个发明文字和指南针的传说中的黄帝，他便自称为“皇帝”。据《礼记》记载，黄帝为万物正名；始皇帝在传诸后代的碑铭中自诩说在他治下万物的名字各得其所。他想建立一个千秋万代的王朝；命令他的继承人称为二世、三世、四世、直至永远……我谈了魔力方面的意图；也可以设想筑城和焚书不是同时采取的行动。按照我们选择的顺序，我们可以设想那个国王先是破坏，后来出于无奈才做保护工作，或者大彻大悟，破坏了他先前维护的东西。两种设想都有动人之处，但据我所知都缺乏历史基础。汉学家翟理思^④说凡是隐匿书籍，不交出焚毁的人一概打上烙印，被罚苦役，终身去筑那不知伊于胡底的城墙。这种说法推动或者容忍了另一种解释。也许长城是一个隐喻，始皇帝罚那些崇拜过去的人去干一件像过去那样浩繁、笨拙、无用的工程。也许长城是一种挑战，始皇帝是这么想的：“人们厚古薄今，我和我的刽子手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以后可能出现想法和我相同的人，他像我毁书一样毁掉我的长城，那人抹去我的名声，却成了我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始皇帝筑城把帝国围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是不持久的；他焚书，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书里有整个宇宙或每个人的良知的教导。焚书和筑城可能是相互秘密抵消的行动。
　　目前和今后在我无缘见到的土地上投下影子的长城，是一位命令世上最谦恭的民族焚毁他们过去历史的恺撒的影子；我们这个想法可能是自发的，与猜测无关。（它的特性可能在于规模庞大的建设与破坏之间的矛盾。）把上述情况加以概括，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一切形式的特性存在于它们本身，而不在于猜测的“内容”。这符合克罗齐^⑤的论点；而佩特^⑥早在一八七七年已经指出，一切艺术都力求取得音乐的属性，而音乐的属性就是形式。音乐、幸福的状态、神话学、时间塑造的面貌、某些晨暮的时刻以及某些地点，都想对我们说些什么，或者说了些我们不该遗忘的事，或者正要向我们传达某些信息；这一即将来临然而没有出现的启示或许正是美学的事实。
　　
　　一九五零年，布宜诺斯艾利斯
　　（王永年 译）
　　
　　①《群愚史诗》是英国诗人蒲柏为反击论敌而写的讽刺作品，全诗四卷，其中叙说愚昧王国的桂冠诗人在梦中见到王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成就，愚昧女神禁止人们思想，使他们孜孜于愚蠢的琐事，最后黑夜和混乱统治一切。引文原文为英文。
　　②汉尼拔（公元前２４７—前１８３），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曾率领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大败罗马帝国的军队。
　　③这里指《圣经》故事中希律王听说基督诞生将作犹太人之王，差人除灭基督未遂，便下令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一概杀尽。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
　　④即赫伯特·爱伦·贾尔斯（１８４５—１９３５），英国学者，著名汉学家，１８６７—１８９２在中国担任外交官，后任剑桥大学汉语教授，编纂过《汉英词典》，翻译过多种中国文化经典。
　　⑤克罗齐（１８６６—１９５２），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他发表过四部反映他整个哲学体系的著作：《美学》、《逻辑学》、《实践活动的哲学》、《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克罗齐的美学基本概念是直觉即艺术。他认为直觉的功用是给本无形式的情感以形式，使它因而成为意象而形象化。
　　⑥佩特（１８３９—１８９４），英国作家、批评家，是１９世纪末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运动的代表人物，著有《文艺复兴史研究》、《享乐主义者马里乌斯》、《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等。

• 闫　艳： 长城与书：嬴政的一柄双刃剑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