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派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家Ｆ·Ｒ·利维斯提出了一种“封闭阅读”的方法，把文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加以阅读，无须顾及其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沃伦与布鲁克斯在《理解诗歌》《理解小说》等著作中将这种方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新批评”这样的“封闭阅读”的方式，对于我们作为“他者”如何接受西方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视角，即我们在思维模式、知识视野、文化差异等方面不同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来展开对西方经典“文本”的阅读。但这样的文本分析，是从它的内部来展开的。但不同的批评家的分析仍有很大程度上的“差异”。这样阅读的“差异”性，也暗合了德里达在“解构主义”批评中的“延异”思想，也即解构主义的批评观：诗无定解。然而，后者的实践前提，是基于西方的语言（文字）是语音中心的这样一个前提，而我们的汉字是语意为基础的。西方对于“解构主义”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样的差异性，近似于我们的汉字表意的特点不同于西方语言的表音特点。从文字上来看，这两者的根本差异就决定了我们的阅读只能是文化背景、语境上尽可能的还原，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等同西方的“解构”。这其中毋庸置疑会渗透了“他者”的知识和人生的独特的体验，从而也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效果。
　　一九八?年的《纽约书评》发表了丹斯·道诺霍《解构解构》的批评文章，它从“解构主义”（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角度对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小诗《与夜相识》作了剖析，它突破了“新批评”传统式的正统阅读的批评模式。这两种批评方法在尺度、策略、批评的理论指向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之处，运用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去对同一个文本展开阅读，即使一首小诗也会产生不同的批评效果。
　　
　　一、两种文学批评之间的理论区别
　　
　　我们在分析小诗之前，首先要厘定两种批评模式的理论主张在文学批评的尺度、策略和批评的理论指向的区别。
　　１．尺度
　　从“意义”（即张力）生成角度考察“文本”。新批评讲究“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威廉·Ｋ·维姆萨特）、“张力论”（艾伦·退特）。他们把作家的创作意图作为评判作品的主要依据，并对隐喻机制作了细致分析。“意图谬见”的结果便是取消了作为批评的具体对象的作品本身，维姆萨特提出，“感受说”也是一种“谬见”，“感受谬见则在于将诗和诗的结果相混淆……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衍出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而退特的“张力论”指“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实际上，“外展”和“内包”也就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延”和“内涵”。从语义学的角度指出，“处延”指的是词的“词典意义”，而“内涵”则是指词不达意的暗示意义、感情色彩等。诗歌语言中“外延”和“内涵”这两个因素经常在发挥作用。一首好诗，“内涵”与“外延”同时并存，相互渗透，从而形成“意义”，也即所谓的“张力”。
　　“文本”被“解构主义”看成是一个“差异的系统”。由此，解构主义提出了“延异说”（德里达），“延异”是“差异的本源或生产，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延异既没有存在也没有本质。它不属于存在、在场或不在场的范畴”。因此，延异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种存在场，无论人把它描述得多么优越，多么独特，多么重要，或者多么超验。延异什么也不支配，什么也不统治，无论如何都不炫示任何权威。它不以大写字母来标示自身。不仅没有延异的领地，而且延异还是任何一个领地的颠覆。”与“延异”相同的，还有“增补”“播撒”“痕迹”等属于德里达式的解构概念。解构的过程实际上就“解—建—构”的过程，所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是统一于“延异”之中。德里达还反复地强调，应该将“语言”看作“书写”，言说的语词是业已中断的符号，在本体论不可归的路上，被失去意义的语词本身并不作为单个的语词存在，而是将由语词构成的文本看做一个“差异的系统”。
　　２．策略
　　“新批评”把文学作品看做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以种种理由摒弃对文学作品的外部研究，以文学语言研究为基础，用语义学分析的方法对作品加以细读分析，尤其是文本的隐喻机制作了深层次的探索，维姆萨特认为“隐喻是一种具体的抽象”，“哪怕是明喻或暗喻（即隐喻）的最简单的形式（“我的爱人是红红的玫瑰”）也给了我们一种有利于科学的、特殊的、创造性的、事实上是具体的抽象”。
　　而德里达则把“历史经典”和“现代文献”当成解构的对象，待消解破碎后，掘出残片字迹，那些笔迹并不写在正文中，所以要破译，要解读。“德里达唯一感兴趣的阅读效果是造就另一些读者，某种尚未存在的读者。我们必须既不要故意去把文本搅得天昏地暗，又不把自己看做文本复杂密码的‘解码人’，而是促生一种过程的文本阅读，由于在我们和文本之间，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见于文本之中其结果每每是殊难预料，乃至我们反过来常有被文本所‘读’之感，我们与文本的关系，便更像是一种人际关系，而不仅仅是将文本当做科学研究的自然对象。对于这样一种阅读，所需要的首先便是信任、诚挚和自省，就像人们之间的实际交往那样，随时准备摄取对方的暗示。”解读这样的“文本”应该和特定的历史语境、作者构思，以及相关的知识前提结合起来，不断地融合这些因素“增补”生成新的“痕迹”，不断向新的历史语境开放。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否定了文本的终极意义，开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使人们手上有了冲出“在场形而上学”禁锢的武器，开拓了解读文本的新视野，解除了人们头脑中传统一元中心论，消解了人们的习惯思维定式，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新的角度去观察，并发现新的问题和意义。
　　３．批评的理论指向
　　“新批评”，将文学语言分析建立在语义分析的基础上，文学语言的分析，最终指向文本的阅读实践上。它是一种“封闭式”的阅读，但又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体现在文本的阅读尺度的一致性和普适性上。这样的理论指向，使得新批评对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现代文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文学语言和文学作品的结构的研究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解构主义”，则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建制”（德里达），这样的文本阅读，使得理论具有了不可忽视的磁性和魔力。“文学作为历史性体制有自己的惯例、规则等等，但这种虚构的体制还给予原则上讲述一切的权力，允许摆脱规则，置换规则，因而去制定、创造甚至去怀疑自然和制度、自然与传统法、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传统差别。……在西方，处于比较现代形式的文学体制是与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称文学为一种体制，毋宁说它是一种“没有体制的体制”。文学为什么“允许讲述一切的奇怪建制”？在德里达看来，作家被给予特权，他可以向读者言说自己的所能够言说的一切，而且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同时又能得到保护，直到免去体制里的没有必要的审查。“文学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学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作为一种万分或意向的层面而自成一体，是对于传统的或制度的——总之是对于社会性法则比较含蓄的意识。”
　　
　　二、正读和反读：一首小诗的两种读法
　　
　　正读，也即“正统读法”，代表着西方当代理论界对于传统批评的呵护，他强调在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对于其为哲学根基的文学的一种更注重科学方法的“细读”，它是内部的研究，也是静止的、封闭的；而“反读”，也即是我们称之为“解构读法”，显然是一种对于传统批评的反拨和消解，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对于西方逻格斯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解构，更是以此为中心的一种动态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建构，将文学看做一种永恒和不断生成的“建制”。这两种不同的批评模式，分别以传统的语义分析而出名的“新批评”和以“延异”为阅读策略的“解构主义”为代表。它们代表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两种不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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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学语言分析的角度看，作者的“意图谬见”，也与罗兰·巴特所讲的“作者死了”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在文本中找寻失踪的“意图”，但是它的意图还需要读者一次次地“更正”。即使作者本人重读，也是在修复“谬见”。我们在《与夜相识》的诗中，首先感受到这个带有强烈否定色彩的词：夜。而读者就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这样的“夜”存在于“街灯渺灭的地方”，而且“我”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我曾俯视最凄凉的小巷／我曾经路过巡夜更夫／低垂双目，不愿解释。”从语义的情感色彩上来看，读者会在体悟作者文本中的“我”的情感，会体会诗中“我”一词表达的不容置疑的肯定语气，在这样的语境中，“我曾立定让脚步声停息／当远远地传来一声呜咽／从临街飞渡过重重屋宇”，可最终“我”感受到 “但不是唤我回转不是告别／再往前在那缥缈的空中／有一架明亮的钟倚着天穹”，可见，“夜”不是埋葬、不是苍老、不是“今日黄昏”，而是一种追寻，一种强烈的时间感的生命召唤。从“诗的张力”的外延讲，作者向“我”言说的，是一个“我”“与夜相识”的人，由停伫静思到感受到“再往前在那缥缈的空中／有一架明亮的钟倚着天穹”时的明朗，诗中充满着生命的亮色；而诗的内涵则是“报知时间非错也并非对／我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深刻的生命喻理。正如隐喻人生，犹如一次海行，有波澜壮阔，也有惊涛骇浪；有港湾，也有礁石。而“夜”不是宣布生命终结的“钟”，而是“倚着天穹”的“一架明亮的钟”；“夜”的双重内涵更是一种象征，那种不屈不挠的文化品格。它并没有 “夜／钟”“我／一个与夜相识的人”上“是／非”的判断，有的只是一种求索的精神，诗以“我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为始，也以其为结束，令人回味无穷。总之，读其诗如见其人，这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新批评”的“意义”（张力）生成的读诗模式。
　　但如果换一个解构主义者来阅读这首诗，诗的阅读效果会迥然不同。“我”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吗？它必然有一个叙述者存在于文本之中，或者游离于文本之外。它是否存在于我之先吗？“我”怎么一下子变成一个具有第三人称意味的“与夜相识的人”，是作者闪烁其词，还有故意在玩弄字眼？“我”为什么要从一个“四面楚歌”的生存境地中一下子回转、醒悟过来？且看以前是何等的“不易”：
　　
　　我曾雨中踱步——雨中回
　　我曾走到街灯渺灭的地方
　　
　　我曾俯视最凄凉的小巷
　　我曾路过巡夜更夫
　　低垂双目，不愿解释
　　
　　我曾立定让脚步声停息
　　当远远地传来一声呜咽
　　从临街飞渡过重重屋宇
　　
　　但后来我们一下子明白：“但不是唤我回转不是告别／再往前在那缥缈的空中／有一架明亮的钟倚着天穹／报知时间非错也并非对／我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我”怎么立即转换成叙述者，仿佛这一切的“迹象”都是“我”安排的一场游戏而已，谁最终成为这台人生戏剧的策划者？事实上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一连串的发问，必然会让读者探寻、“增补”“我”与“叙述者”之间的书写“痕迹”，从而批驳诗人自以为模仿的一种语态，其实这样的自信在作者的不断“发问”中，被读者“延异”性的阅读所消解。当然，也无形地解构了诗人所热爱的自信。可见，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批评，是一种现象描述，也是一种质询和消解。正如，道诺霍所说，这个解构主义者随后通读全诗时，会不断地咀嚼诗人与语言（文字）之间的“盲点”，也即德里达所说的“痕迹”。在这里，“延异”替代了诗人（文本形而上学的立法者）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毕竟印刷的文学作为“白纸黑字”给出的，读者必须将其看作“声音的符号”，不断增补，不断生成，这样的解构式阅读颠覆了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因为任何文本都是一个“差异的系统”，文字之外还需要还原成“声音”。 为什么偏偏要将一个在传统主义批评看来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文本，在解构主义这把“手术刀”下，变得面目全非。在解构主义者看来，唯有如此阅读体验，我们才能克服“在场的形而上学”。德里达唯一感兴趣的阅读效果，就是造就这些“延异”读者和“解码人”，促生文学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的文本阅读。
　　可见，新批评，是一种封闭的、静止的、文本为中心的阅读模式，它的最终理论指向是发掘文本的意义。而对于解构主义它的文本意义永远存在于被阅读、阐释、批评之中，是动态的，它的理论指向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建制”，从而消解二元对立的哲学模式之间的冲突。
　　
　　三、回归传统，还是将“解构”进行到底
　　
　　通过两者的理论、具体阅读实践上差别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两种不同的思路。与前者密切关联的，是后来的“解释学”“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美学”等。
　　“新批评”可以说是传统读法——“正读”的前奏。但与这种在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潮相对应的，就是在当代西方批评界具有热烈气氛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也即我们上文提到的以“解构主义”为发端的、对文本“反读”的思潮，将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打破，将文学看做与其他声音一样的“建制”时代。这样的批评在打破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建构新的批评模式。在此基础上，后来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批评”所体现出的新的理论走向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它们的思路仍然离不开 “解构主义”式的批评模式。他们在解构主义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并且发展了当代的西方文学理论。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中，似乎后者更占强势。
　　一首小诗，两种不同的读法，我们对于西方文学理论的接受，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或者说，用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对于我们自身的阅读体验真正产生效果，并用是“经济的”（德里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一边在捍卫传统经典阅读策略的同时，也应该在思维的模式上不断地“质询”和反思，这样我们才不至于滑入自身的知识经验和权威话语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这样的批评思路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也同样产生了重大的意义。我国文学理论界在这十多年里，有关“新写实”问题的讨论，有关“新状态”“新体验”等文学思潮的提出，有关通俗文艺和大众化的研究，有关“人文主义精神的大讨论”的倡导，几乎都和以德里达为主的“解构主义”理论有着紧密的关联。然而，西方的“解构主义”理论针对的是西方的语言、历史、文化。无论德里达怎样地欣赏东方的象形文字，批判西方的“语音中心论”，他仍然是用“拼音字母”在写作。他只能用束缚于逻格斯中心论的文字反对语音中心论，这就是形而上学哲学的魔力。但是，德里达的文学批评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资源，又不得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影响着中国当前的文学批评，影响着批评家自身的“书写景观”，并且应用到当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去，繁荣和复兴中国的文学创作。与其同时，在对文本的批评中所传达出来的“解构”气息，对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日常生活的观念和思维的方式也同样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样，“文学”的作用，又回到德里达对于“文学作为一种建制”这样一个理论的终极指向上。
　　回归传统，还是将“解构”进行到底？对于西方的批评界，也是意见分歧很大。这样的思想困惑，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当下对于文学理论思潮发展的反思。一方面我们不以意志为转移地接受着西方的各种话语的“轮番轰炸”，一方面又作保守姿态而断然拒绝却在自己的批评中与西方话语“亲密接触”。怎样去接受西方的当前的文学理论？在移植西方话语的同时，我们应该似乎多一些具有本土话语和体验的思考在里面，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当下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发现东方，输入东方，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
　　
　　参考文献：
　　 [１]威廉·Ｋ·维姆萨特、比尔兹利．感受谬见．“新批评“文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 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新批评“文集[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3]Jacques Derrida, Diffarence, Margi  of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 , Chicago, 1982.
　　[4]Bernard Harrison,“Deco tructing Derrida,”Com-partive Criticism,vol.7,ed.,E. Shaffer, Ca ridge University Pre ,1985.
　　[5] Vincent B.Leitch, Deco tructive Criticism: 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 , New York , 1983.
　　[6] Jacques Derrida, Arts of Literature, ed.,Derek At-tridge, Routlege, London and New York,1992.
　　
　　附：
　　
　　与夜相识
　　□罗伯特·弗洛斯特
　　
　　我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
　　我曾雨中踱步——雨中回
　　我曾走到街灯渺灭的地方
　　
　　我曾俯视最凄凉的小巷
　　我曾路过巡夜更夫
　　低垂双目，不愿解释
　　
　　我曾立定让脚步声停息
　　当远远地传来一声呜咽
　　从临街飞渡过重重屋宇
　　
　　但不是唤我回转不是告别
　　再往前在那缥缈的空中
　　有一架明亮的钟倚着天穹
　　
　　报知时间非错也并非对
　　我是一个与夜相识的人

• 董迎春： 正读和反读：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的两种走向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