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读过埃克斯·左拉的《我控诉》，时隔多年那一支来自法兰西的洪亮鲜明的正义号角声已渐渐湮没在众语狂欢的时代深处，当年阅读时那骤然涌起的激情体验在平淡的现实生活中也久违了。直到遇见这篇《恨赋》，痛快淋漓一读到底，才重又获得了那种由顶至踵、直贯脊髓的生命快感。在现今时代，埃克斯·左拉这个名字乍提之下，已让人感到陌生，犹如从旧箱底翻出一叠发黄的稿纸，在这个标榜新潮的时代里有些迥如隔世之感，然而倾心阅读的人总不难被这篇《恨赋》中贯注的激情和充沛元气所打动，感受到一个作家的正义之声超越时空、超越人群隆隆震响在天际，惊破那弥漫在现实生活中的平庸苟且的迷梦。
　　“恨”是一种让人震怖的情感，蕴藏着极其强烈的意志力量，照人们通常理解它意味着仇恨、冷酷、暴虐和疯狂，而有时一种“大恨”里却包藏着“大爱”，体现出反抗愚蠢与庸俗的人性尊严，洋溢着青春澎湃的生命激情，就像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的上帝之火那样圣洁。左拉的恨无疑就是这一种“义恨”，它不留余地地斥责平庸苟且的芸芸世相，打破资本繁荣时代的精神假面，其中喷薄着作者激越的道德理想。这种义恨是“向庸人宣战”，是与可耻世俗的决裂，也是从坚强灵魂中源源涌出的滚烫的爱。
　　埃克斯·左拉主要生活在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正是一个资本繁荣，欲望膨胀，大街上弥漫着世纪末享乐而颓唐的苦艾酒味，市民们浑浑噩噩穿梭在狭隘的名利场上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左拉凭借自己艰辛写作，本来已经拥有了让人羡慕的地位名望，他满可以继续自己冷静机械的自然主义写作，旁观社会做超然的文学家，用他的笔像精密的手术刀那样不动声色地解剖人性。但是左拉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为德雷福斯案件挺身而出，抨击当局，以致被推上法庭，败诉以后踏上法兰西光荣的先辈伏尔泰、雨果那样的流亡之路，最后不明不白死于煤气中毒。后来著名作家法朗士在左拉墓前的悼词中，称赞左拉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表现，是“人类良心的一个关头”。那么如何来理解左拉这种热烈主动的社会参与意识与他的冷静客观、无动于衷的自然主义文学主张之间的矛盾呢？我想，要理解左拉，首先要意识到左拉绝不仅仅是一个文人，而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他正是那种现代自觉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在震惊时代的“德雷福斯”案件期间，左拉曾参与起草了一份《知识分子宣言》，表明了法国知识界的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其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名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开来，作为具有独立人格、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范式自此真正确立起来。而这种人格特征在左拉身上就得到鲜明体现，浪漫者的热情和愤世嫉俗、自由思想者的个性意识和独立精神、科学主义者对真理的执著追求、理性主义者的怀疑精神这些气质综合融汇在左拉的精神世界中。于是这样的精神境界和人格特征深刻影响了左拉对人性和世界的认识，影响了他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
　　综观左拉的全部小说，几乎都是底色阴暗的，这是因为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正是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来势汹汹，急速推进的时代，是资本势力迅速膨胀，权力与金钱可耻“合谋”的时代，也是中产阶级欢呼着物质繁荣和自由经济的光明未来的时代。然而左拉从这个时代里看到的却不是文明和进步，而是社会的虚伪和人性罪恶的释放，是“第二帝国”对自由的背叛和出卖，是底层民众生活向动物状态的退化。因此他用粗犷冷峻的笔触无情地批判讽刺那些政客和资产阶级、那些庸庸碌碌的平民，包括那些他所同情的底层民众，他对所有人身上的缺陷、弱点和劣根性丝毫也不放过。左拉曾把作家比做医生，其作用就在揭示这个腐烂社会的病因，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我们见到了一个严峻客观的左拉，用“精神解剖刀”深辟入里、不动声色地解剖人性。但同时左拉又满怀激情地探索着拯救社会的途径，在一个道德普遍沦丧的时代，坚持进行着道德和价值重建的工作。于是左拉一方面埋头深入地挖掘人性的恶，挖掘被压抑在无意识深处的欲望和丑陋。一方面，他又从未丧失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力和幻想，在冷静客观的表面之下涌流着浪漫者愤世嫉俗的激情。我们看到，这一股激情终于在这篇《恨赋》里喷涌而出，滔滔滚滚涌流成正义的江河，冲刷向俗世的平庸和人性的丑陋。
　　《恨赋》可以做《我控诉》的姐妹篇来读，在这两篇具有精神宣言性质的文章中，左拉突破了法国散文自蒙田以来的明晰简洁、高雅优美的絮语风和沙龙气，纵情挥洒、一决千里，奔放而难以自抑，创造出了人类散文史上罕见的激情文字。如果说《我控诉》侧重于政论性质，有明确的社会政治指向，那么《恨赋》则直接指斥的是那些混迹于红尘俗世中的芸芸众生。我们看到，左拉对于隐蔽在日常表面下那些人性的鄙陋和疾患是那么切齿痛恨，必欲揭出、攻破而后快，那是因为左拉对于人的因素极其重视，他相信如果人本身是邪恶、不健康的，那么在人的控制下科学的动力、文明的成果只能把人类引向毁灭。理解了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左拉在《恨赋》开篇就义正词严、精简有力地宣布“我的恨，是神圣的”，这庄重的一句宣叙调犹如占据了精神的制高点，接着他用一系列排比句，申明这种“义愤”的性质，其中饱含着激昂的自信和洋溢的激情，不容辩诬地向世人显示了自己崇高的精神立场。这种启蒙者式的坚定自信和精神崇高感，带有十九世纪信仰理性时代的鲜明特征，在二十世纪怀疑精神高涨的时代里，或许相当令人陌生了。但在我们时代里，在世俗化和相对主义的幌子下，隐藏了多少精神的污垢，真正使之暴露出来、无所遁形，还需要这种太阳般崇高热烈的精神光束。
　　以下用“我厌恶——”开头，以“我痛恨他们”作结的五段文字构成了文章简洁有力的布局，在每一段的开始左拉就揭明他痛恨的对象，接着集中解剖、攻击这种丑陋的精神体。首先左拉指斥的是“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无能之辈”，这群整天游荡在大街上的精神和心态上的病夫其实就是沉湎于都市物欲的一代布尔乔亚的写照，骄奢淫逸的消费和享乐钝化了他们的感官和心灵，他们缺乏感受时代急进风潮的能力，这是陷入都市物欲的泥坑而背弃了进步理想的一群，是丧失了自由雄风而安逸于平庸生活的一群。这些人的无能不是因为先天的或者教育、贫困等社会原因，而是源于人的根深蒂固的惰性，而现代社会中滋长的物质消费文化恰恰利用和鼓励了人的这种惰性。作为一个进步主义者，左拉热忱地向往新世纪的曙光，更敏感于弥漫社会的平庸之风，他对这群庸人的指斥实际上把握了现代物质文明的痼弊，而要疗救这种痼弊犹需清醒独觉的知识分子大声疾呼、给与当头棒喝。在这里左拉对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平庸之风的厉声呵斥，令人不禁想到了以批判资本主义闻名的“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两者时代相异，但无疑左拉是开了现代独立知识分子反物质社会平庸习气的思想传统之先河了。
　　接着左拉将锋芒转向“那些囿于个人见解的人”，他们耽于自己偏执狭隘的谬见，排斥异己、扼杀真理，顽固地保守着一种教条的狭隘圈子。这是一些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实则自私污秽的“伪权威”，他们意欲垄断思想、学术、知识和信仰，以此作为谋一己之私的进身阶，非但不关心人类的进步和福利，反而千方百计堵塞自由思想的发展，打击光明磊落的耿介之士。作为一个具有自由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左拉热忱地信仰真理，相信终有一种不能被任何人垄断的唯一的真理，支配星球推动未来。在这一庄严堂皇的真理之前，任何一种个人的私鄙之欲，都显得那么可鄙可恶。的确，在现代社会随着知识被大批量地复制，专业知识的畛域却被划分得越来越小，每个领域中都有一群所谓的专家权威，圈占知识领域、排挤异己思想、独占知识、垄断真理，他们并不关心真正的价值理性，却热衷于争夺“话语权”。左拉勇敢而坚定地挑战这些伪权威，热忱地呼唤热爱真理、追求自由的磊落之士。他呼吁这些“真的勇士”义无反顾地向光明挺进，不怕随时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投入整个生命去追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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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拉还厌恶那些“病态的嘲笑狂”，“那些一味冷笑的卑劣的青年”。因为这种冷笑意味着旁观，意味着对苦难和真理无动于衷，意味着一种空虚轻浮的人生态度。并不是左拉厌恶灵活巧妙的幽默，而是那些插科打诨的幽默行家把人生许多沉重的意义和辛酸的苦难都化为“戏谑的一笑”。这样他们就不再有必要直面和承担起人生“不可承受之重”，生活的意义在嘻嘻哈哈之中流失，时代的使命也在日复一日的玩笑中被弃置一旁。这是在世纪末的空虚气氛中“垮掉的一代”，也是物化时代沉湎于轻松时尚的年轻人固有的生活姿态。左拉厌恶这种轻浮戏谑的冷笑，因为他看透这种“笑”背后隐藏着的不负责任和对人生的伤害，他看透那些“把肉麻当笑料、把无聊当快乐”的人的叵测内心，他看透了这个“镀金”时代兴高采烈的闹剧，而不禁扼腕长叹、感慨丛生，不禁勃然而怒地发出时代的最强音——“我痛恨他们”。
　　接着，左拉将愤怒的匕首掷向“那些神奇活现、不可一世的笨伯”，“那些叫嚷文学艺术已寿终正寝的无能之辈”。在这段里，左拉集中表明了自己的艺术观，即艺术的价值不在于有多么完美，而在于不息的创造。因此，那些宣布伟大时代业已逝去，大师不再、艺术凋落的观点都是“伪艺术观”。面临着一个科学而现实的新时代的到来，左拉强烈迸发出自由创造的欲望，他就是那种“为自己考虑、创造、奋斗的叛逆”，在创作上他没有蹈袭巴尔扎克等伟大作家的老路，埋头苦干开创了自然主义的一代新风。他以辛勤的创作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今天难道还有人会矢口否认他的努力吗？所以，只要人类创造和追求自由的热情与雄心不易，那么在人类面前新世纪的前景就永远广阔无垠。
　　最后，左拉愤怒地鞭笞“那些钳制着我们的自大狂，那些不肯直面人生的老学究和讨厌鬼”。他深情呼唤人文精神的自由流露。人间最令人心驰神往的莫过于自由思想的讲坛和人文艺术精品的陈列廊，世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业莫过于思想艺术领域无穷无尽的自由创造，左拉怀抱着无穷信念相信曙光出现的每一个早晨都带来一种新思想、新艺术、新文学。而那些保守之徒总以“太阳底下无新事”的口吻，匆忙宣布思想艺术的止境，独断划定人类创造的边界，否定人类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这些人实则是企图“占有过去、垄断经典”，维护自己陈旧的理念，对时代的新创造闭目塞听。通过对这些人的鞭笞，我们看到了左拉心底里流淌的人文精神和喷薄而出的永远青春的创造活力；看到了他赤忱的爱——一种对人类前景充满信心的大爱。
　　或许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雨浩劫，经过怀疑主义、相对主义思潮的冲刷，在今天看来左拉当年那种科学进步的信念，那种激进乐观的理想主义似乎都已逐渐过时了，甚至那种激情洋溢的行文风格和嫉恶如仇的人生态度都显得很刺目。但仔细读来，这篇《恨赋》中有没有至今令我们激动不已的因素呢，那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底蕴呢？我想，这种精神就是一个“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一个“真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独立人格、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他必须有勇气和胆魄站在时代的前列、庸众的对面，不惮于做一个孤军奋战的“人民公敌”，不惮于暴露自己血淋淋的灵魂，他必须拥有真的理想、对人类的赤忱的大爱以及那种嫉恶如仇决不妥协的“大恨”。在中国知识界自称已经完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知识型构转换的今天，讥讽理想、缺乏激情、甘于平庸、质疑进步似乎已成为了一种日常理性的表现。在日常理性的遮盖下，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致力于价值理性、社会正义的追求？面对着一个需要解决国家发展诸多问题的时期，多少人真正有兴趣致力于公民权益、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又有多少人真正具备不卑不亢的气质和理性自信的精神？所以，在我们这个时期左拉的“恨”尤其显出他的可贵，显出一个“真的知识分子”的价值，显出“真的知识分子”放声言说一无顾忌的赤诚品格。在一块干涸贫乏、碌碌无为的精神“渴地”上，我们多么盼望有一种神圣的愤怒冲刷而来，犹如“江海滔滔”，自天而降，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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