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一文中曾经这样感叹：“对人的心灵有着真知灼见，而且善于为我们揭示它的奥秘——这是我们评论写出了让我们惊奇作品的那些作家时所说的第一句话。”这段话告诉我们，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具体肯定了托尔斯泰小说的“心灵的辩证法”，而且还作出了一般性的判断——一个作家要想写出让人“惊奇”的作品就必须首先准确而又深入地揭示人物的心灵。显然，这是文学作为“人学”的一种突出特征和发展趋势，也是现代人普遍认同的一种文学标准和文学态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葛水平的《浮生》（见《名作欣赏》2006年第1期）让我们产生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感受，即我们不但为《浮生》感到“惊奇”，而且首先被她那对人物灵魂的深入挖掘所折服。
　　在《浮生》中，作者所着意塑造的人物是唐大熊。他是一个年老的农民，一直生活在名字叫着西白兔的小山村。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因在学大寨运动中炒制炸药而成了劳模和娶了媳妇，同时又因为当劳模而常年在外与盖房缺水导致了媳妇的遭人强暴，而他的弟弟也因为使用他造的炸药“放了哑炮”被活活炸死。到了二零零五年，靠山吃山的西白兔人开始大规模地炸山卖石，唐大熊则在新一轮的炒制炸药中葬送了自己和他儿子的性命……这样看来，唐大熊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他的人生道路和命运遭遇却也并不同寻常。其中，特别是围绕着是否炒制炸药和媳妇的遭人强暴，更是表现出了一个乡下男人的心灵苦难与心灵震颤。
　　就“炒制炸药”来说，它是小说描写的重点，也是唐大熊生命中的关键事件。通过它，作者展现了唐大熊内在心灵的犹豫徘徊和矛盾迷乱。小说交代，新时期的西白兔人因为私采滥挖和炸山卖石而家家炒制炸药，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制造炸药劳模的唐大熊却一直都在“等待观望”。当然，这种“等待观望”并不只是表现在唐大熊踽踽独行在山路上去闻那干烘烘的火药味，也不只是表现在他天天走到洋芋地里去偷看山上的人们开山炸石，而是还有着更多更集中的特殊表现。例如，面对着因炒制炸药而“出了事”的李满喜，唐大熊既进行了多方面的试探性询问，又以不想发财和“因为弟弟的事情”给娘“发了狠誓”而拒绝了要他帮忙的请求；对于自己的儿子，他一方面以对儿子不便明说的“真心”否定了唐要发关于炒制炸药的劝说，另一方面又因为自己也“挡不住诱惑”而悄悄“准备停当”了“所有的工序”——即他不但趁着天黑把炒制炸药的铁锅、扬谷子的木锨、捣中药的木棒和储存下来的锯末都慢慢放进了老窑，而且还花高价买来了两袋国家已经明令禁销的硝铵。这样，从“拒绝”到“偷看”再到“试探性询问”和“悄悄准备”，唐大熊“等待观望”中的犹豫徘徊和自我矛盾已昭然若揭。可以说，它既是一种极度复杂和痛苦的心灵状态，也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心灵历程。这就正如作品第六节所集中描写的那样，唐大熊已经给“外人”造成了一种“早已拒绝再造炸药”的印象，可他的心里又实在是“痒痒得难受”；他送完硝铵“想着心事”回家，不但“一头撞到了自家的猪圈墙上”，而且还打着自己的耳光、骂自己是“狗改不了吃屎”；而到他“把所有的工序准备停当”等着什么发生，可他的心里又不知道在等什么。于是，唐大熊的世界成了两个世界，两个世界里的唐大熊也就开始了“打仗”：
　　
　　一个说：“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你等啥？拿捏啥？别人干啥你干啥，跟定形势不落后，总会捞得好处的。”一个说：“别忘了自己受的伤，发过的誓，对得起对不起谁，首先就对不起入土为安的娘。”
　　
　　很显然，“打仗”的唐大熊进入了心灵的迷乱。而他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他对既能炸石头卖钱、也能炸掉人命的炸药太过熟悉。他想着弟弟的惨死和自己的誓言，又面对着生活中的用钱和他们父子的生命，实际上就是要在金钱和生命之间作出一种抉择，他又怎么能够不迷乱呢？
　　然而，唐大熊心灵的迷乱并不仅仅表现于此，媳妇的遭人强暴对他的心灵伤害实际上更深、更久、也更强烈。我们知道，唐大熊的媳妇被大队会计陈顺起强奸发生在学大寨时期，可他几十年来每每想起就感到心疼。当年，当他面对着媳妇痛苦地打胎和对自己这个“劳模”的抱怨，他的“眼泪无声地就落了下来，是一种小孩受了大委屈又不能往出说的哭泣。他坐在了地上，觉得魂不知飘向了何处”。到儿子唐要发出生，他看着“人家的种在唐家仰着小辫子硬挺挺往上蹿，啥时候想起来啥时候心里是一阵一阵堵，啥时候看见啥时候是呛了胡椒面一般难受”。而伴随着第二个儿子的出生媳妇又结束了生命，“唐大熊想起这个女人来，常常是莫名其妙地想哭，哭这个女人过早地就不在了自己的身边，让他活在两难境界中……一辈子要人来嚼舌根。”这样，一直到他那“长手长脚”的孙女降临，“哭”可说是成了唐大熊的家常便饭。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唐大熊的经常性哭泣必定隐含着巨大而又难言的伤心和委屈。他痛恨陈顺起对自己的欺侮，他也一直不相信唐要发是自己的儿子，外人的眼神和闲话，男人的屈辱和尊严，那可是一种烂鞋底打脸撕心般的疼痛！
　　正是承受着这种巨大的屈辱和疼痛，唐大熊才有了极端变形的泄愤方式与复仇心理。最初，当他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他也曾经抓着陈顺起的领口说出了“你敢睡劳模的女人，你算个什么干部”的质问，但由于自己的劳模身份和陈顺起作为干部的霸道，他面对侮辱只有无奈地沉默。然而，暂时的沉默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无所作为，当然也不能压住内心的屈辱和愤恨。于是，无奈中的唐大熊首先将自己的屈辱和愤恨发向了作为弱者的媳妇和儿子。对于媳妇，唐大熊明明知道媳妇的无辜和冤枉，他也常常念叨媳妇的贤惠和好处，可内心的屈辱和无奈还是使他没有放过对于媳妇的“糟蹋”。每当“四野沉下来的时候，唐大熊就兴奋，就想在女人身体上泄愤”。有时，他要“反复不断地纠结问女人和那个男人的细节”；有时，他还会对自己的女人产生“一种占便宜的心态”；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会故意爬在女人的身上高喊怪叫，目的就是要隔壁的陈顺起听见，让他明白这个女人是自己的，并且给自己带来了快乐。最终，唐大熊的“糟蹋”导致了媳妇在忧郁和痛苦中过早地死去。对于儿子，虽然唐大熊后来也有因为“看着他长大”所产生的怜爱之情，但更多的还是看着“人家的种”在自家“硬挺挺往上蹿”的“难受”。可难受归难受却也并没有按照媳妇的说法把他早早送人，原因即在于“唐大熊的心里憋着一口气”：他就是要让陈顺起知道，“你的种，本该叫我哥的，他叫了我爸！顺着你这个儿子叫，掉头你得叫我叔，我讨大便宜了。”由于唐大熊抱着这样的心思养儿，所以，唐要发从来就没有见过唐大熊的一个笑脸，他所成长的家庭空气中存在着一种让他紧张的“无形的气味”，他始终“活在一种无望的惶恐中”。在这里，唐大熊对媳妇的“糟蹋”和对儿子的折磨已经明显包含着对陈顺起的报复，并且，他也已经从这种报复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胜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唐大熊的报复并不仅限于这两人，也不限于某时某地。甚至可以说，在唐大熊的漫长人生中，他从来都不放过任何可以报复的机会。所以，当陈顺起给唐要发送来结婚贺礼的时候，唐大熊一边在心里衡量着钱的多少，一边又暗骂着这个王八蛋，最后还极富挑战性地高喊着他做插门女婿时的名字；又如李续来给水仙送水，唐大熊不仅看着已经生气的李续娘和从大门洞探出头来的陈顺起“高兴得想笑”，而且还故意大声地说着“不吃白不吃”；再如水仙的两次叫爸，唐大熊都感到惊喜和兴奋，也都是同样快步地跑出家门，他是希望水仙的叫声能让隔壁的陈顺起听见。那样，水仙的叫爸就等于陈顺起的儿媳妇叫爸，他也就不用再叫陈顺起“叔”，而是与之成了同样的辈分。这样，我们就看到，唐大熊的报复是一种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报复，也是一种注定了没有胜败结果的报复，它们没有双方的争吵，也没有大打出手，有的只是一个弱小的受害者苦难心灵的挣扎；并且，在这种报复中，亲情和仇恨还往往纠结在一起，亲仇不分，爱恨交加，不仅显示出弱小者的愚昧和无奈，而且还揭示出其灵魂的幽暗和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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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个阿Ｑ。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小说向来以“显示”人物“灵魂的深”著称，他笔下的阿Ｑ既具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也很沾染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特别是阿Ｑ身上所蕴涵的那种既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也具有深远的文化原因的“精神胜利法”，确实是活“画出”了一个“沉默的国民灵魂”。而相比之下，《浮生》的作者虽然并没有为“国民”画像的明确目的，但作为一个承载着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的中国当代作家，她对一向是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乡下人的关注及其灵魂的挖掘显然也有自觉。可以说，她不仅描画出了人物的灵魂是什么，而且还揭示出了这样的灵魂为什么会产生。
　　具体到唐大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贫穷。小说开头就指出，坐落在山里的西白兔是一个只能“种植包谷和洋芋的村庄”，那里自然气候恶劣，“高寒、干旱、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同时再加上腐败的政府官员和村干部的横行乡里、克扣百姓，“天高皇帝远”的西白兔人也就只能生活在贫穷之中。他们的庄稼没有好收成，他们的日常生活用水也相当艰难，更是没有钱搬迁到山下有水的地方。一般来讲，这样长期无望的贫穷既可以把人磨压得麻木和冷漠，也能够让人变得无知和大胆。所以，他们一旦知道了身边的石头可以卖钱，他们就会冒着违法和丧命的危险去炒药炸山。而唐大熊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他不仅无法摆脱大家共同的命运，而且还有自己特殊的遭遇。他的媳妇就因为两桶水遭人强暴，他的儿子打工一年也挣不够买水喝的钱，他的儿媳妇更是为了一台缝纫机而受气吃苦和绞尽脑汁……面对着过去和现实，唐大熊深深地知道贫穷的可怕！因此说，贫穷的日子能够繁衍丰富的苦难，而唐大熊所有的苦难都与贫穷有关。其二是面子。面子问题是中国人的大问题，它既源远流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也普遍存在于当今中国。鲁迅先生曾把“中国的有些人”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他认为面子与“做戏”等同，都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在这一点上，葛水平显然与鲁迅一脉相承，她不仅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唐大熊的爱面子，而且也揭示了面子给他带来的危害和悲剧。如在劳模问题上，学大寨时期的唐大熊当了造炸药劳模，劳模也就成了他一辈子的荣誉和面子。一方面，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娶了媳妇，“沾了官气”，得到了“与天斗与地斗的满足”，以至于后来李续把唐要发介绍给水仙时“还说他爹是劳模”，是“一个很是能抬上桌面的人物”。另一方面，唐大熊也被这种面子所累，他的媳妇用以贞洁换来的两桶水给他装了“门面”，他也因为自己是劳模和“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不敢和不愿“去找人家闹事”，而在以后的忍气吞声中，他又不断地因为自己在众人眼里丢了面子而进行倔强的反抗和报复。在买水的问题上，唐大熊本来与李续家有仇，他也不舍得花钱，可他就是“经不住大多数人都买”。为了不“显得小家子气”，他“穷身子长了富脸面”。而在水仙要钱买缝纫机一事上，唐大熊本来并没有赞同的意思，可水仙对李续主动出钱的拒绝使他觉得儿媳妇给自己长了“脸”，于是也就慢慢涌起了炒制炸药和给儿媳买缝纫机的“豪气”。其三是活人生事的本性。“活人不生事，那叫活人吗”是一句在小说中多次出现、且开头和结尾又相互照应的话，它不仅成为连接故事和人物的重要线索，而且也是阐释小说主题的关键句子。这句话直接在人物口中说出是在水仙生了孩子以后。那时，孩子还不出满月，唐大熊故意刁难李续不让他进屋看望，生气的水仙就从屋里喊出话来。水仙的主要意思是说唐大熊“没事找事”、“无理取闹”，当时就把唐大熊压得“半天没有喘上气来”，并且还感到了“新的生命正在土里萌动”。而之所以如此，原因就是这句话打中了唐大熊的要害。确实，长期处于困顿、屈辱和压抑中的唐大熊时刻盼望着出事，他也在不断地生事。他要寻找机会报复陈顺起，他就要生出事情来，有时甚至还盼望着儿媳妇真的与李续有事，并且还巴不得“把事情生大”；在是否炒制炸药的问题上，他始终期待着事情的开始，同时又害怕生出人命来，可他的“心思”每向炸药“递进”一步，他都会不时地想起水仙的这句话。而到他和儿子被炸死以后，水仙所哭出的“人活个啥？到底活个啥”的疑惑以及对于记者“怕啥？活人不生事，还叫活人吗”的回答，都可说是对唐大熊人生态度的进一步说明。由此，我们就看到，水仙所常说的这句话虽然被作者冠以“俗人之见”，但作者的“俗人”并非“俗气”，而是有着“通常”和“朴素”的严肃内涵，即它不仅简要地概括了以唐大熊为代表的乡下人的人生状态和人生哲学，而且也形象地揭示出人类本性中所存在的骚动不安和生命萌动。也许，这就是作者定名为《浮生》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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