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次政治事件的土地革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解放区以激进的态势实现了土地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对于这样一次对封建地主财产的重新清算，历史的叙述总是充满着昂扬的语气，正如我手边这枚发行于一九五二年的《土地改革》邮票：三个穿着传统服装的中国农民，对新的生活充满了憧憬，正在热烈讨论这急速变化的一切。他们身旁，收割机宽大的履带下面是一幅持续了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图像：几位农民正使用牛和犁耕作。显然，他们渴望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现状，包括既有的土地私有以及落后的生产方式。对革命的美丽想像使得整个画面的时间指向了未来。
　　四十年代那场汹涌的革命热情消退之后，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得以更为冷静地面对它遗留在历史海滩上的生命陈迹。在历史叙述中，他们被冠以硬性的阶级符号；但在艺术中，他们却是柔弱和短暂的。我们得以更为冷静地面对这生命陈迹的栖息地——乡村。在梦想中，乡村是诗意和淳朴的；但在政治中，它却并非是遗世独立的净土。梦想与历史的悖论，这是葛水平的小说《甩鞭》（《黄河》2004年第1期）带给我的思考。
　　
　　一、乡村
　　
　　《甩鞭》以山西方言展开了叙述，作为陈迹的往事在葛水平笔下得以晾晒和复活。小说为我们弹奏了一支回忆之曲：春夏秋冬的无言节奏，民俗风情的节日强音，和革命介入的意外变音——“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六年夏天，太行山区解放得早，在新中国礼炮还没有放响前夕，窑庄迎来了土地革命。历史的进步就是这样准时。然而这一年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关头，麻五被窑庄土改工作组定为地主成分。起初麻五不知道地主是啥意思，当明白过来时，麻五决定不当地主”。
　　土地革命的开始，麻五蹊跷而死，王引兰因此一步步迈入命运的深渊。《甩鞭》以麻五的死为线索，描述了王引兰的人生悲剧，以及她在现实境遇中与麻五、刘三有以及铁孩的情感故事。王引兰的故事始于“逃离”，而窑庄正是落难者的庇护所。王引兰是晋王城李府的丫环，她因为与李府老爷的私情被发现而被迫逃离，她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麻五。于是，“麻五在一个多云有雨的日子从山外领回了王引兰”。
　　窑庄，牵动着王引兰的童年记忆，成为了一个梦想栖息之地。“笼罩在她眼前的喜气如同贴在她前额的往事，让她想起童年时的老财娶妾。从春天油菜花田里穿过的花轿忽闪闪的，忽闪起了她一个梦想：长大了也坐了花轿穿过油菜花嫁人去”。她的现实处境与旧日梦想有着似曾相识的气味。
　　比之于生活的被动和无助，梦想却是先行和美妙的。童年的梦想和少妇的现实，在王引兰的生命中是重叠着的。童年记忆就这样走进已为人妇的现实，她在记忆中复活，在梦想中新生。她曾经憧憬着灿烂的油菜花，憧憬着灿烂的未来，但现实往往只能让她嗅出一丝旧梦的气息，熟悉却无法揣摩。她对现实的感触深深地融入了季节的交替。
　　自然春夏秋冬的无言节奏，是整个故事的天幕。生命与季节有着一致的节律。季节是梦，带来了憧憬，带来了春愁，“忽然一夜，油菜花开了，满坡耀眼的黄亮，花香把她拂闹得轻灵舒缓，差不多堵塞了对春天的其他想像”。作为丈夫的麻五试图满足着王引兰的心愿，却不能充实她的梦想。“她感觉到了幸福，也无异于投靠了幸福。得到幸福了吗，恍惚中又觉得这不是她要的幸福”。让王引兰沉醉的是自然的气息，而不是生活的现状。
　　作者笔下的人物因着自然的生长而生长，也因自然的凋谢而凋谢。“王引兰希望秋天来得慢一些，然而季节是一件不容抗拒的事，心碎的温情转眼就要离去了。王引兰明白秋天的到来意味着什么，然而等不得王引兰多想，一切就结束了”。这种无奈和宿命，是不容她抗拒的。她只能承受，“活是归宿和安宁，风是飘零，雪是散落和湮灭，在这广漠的大山中骤然变得渺小了的牛车，在天地相接下看上去几近于无了”，这是“万径人踪灭”的空寂。
　　在自然的无言中，响彻天地的“甩鞭”是乡村的人们对春天的邀请。麻五说，“甩鞭呀，就是敲响冻地，告诉春天来了”。“仿佛来自浩渺天宇惊雷般的鞭声，竟让王引兰的灵魂战栗了”。 “甩鞭”之于王引兰，并非仅仅是民俗意义上的仪式，而是对未来的梦想。鞭声划破了王引兰幸福的恍惚，给她以心灵的慰藉和震撼。
　　无言的自然和纯朴的风俗承载着王引兰的梦想和欲望，她的生活便有了超出于感官之外的意味。自然春夏秋冬的无言节奏，押着民俗的韵律，织成了故事的奏鸣。山西方言言说着历史，也言说着生活，生动而又饱满。它超越了读者阅读经验的地方在于，它牵引我们进入一种陌生化的生存体验。乡村的自然空间成为了一个充满诗意和民俗的栖居地，它牵引着美丽的梦想，穿越时空，渗透到了我们的骨髓。
　　《甩鞭》对乡村的眷恋，使得整篇小说沉浸在一种回忆的氛围之中。在回忆中寻找那曾经失去的乐园，在其间逗留，作者对乡村的吟诵是尽兴的。在倒退的时针的牵引下，那些曾经的生命又得到了重现。此时，稍纵即逝，一步步移向过去。回忆便是对此时的体验和挽回，也只有回忆能与直线前进的时间抗衡。《甩鞭》的乡村回忆是如歌的行板，它稀释了命运的急促。
　　
　　二、她和他们
　　
　　题名为《甩鞭》，作品讲的是王引兰的人生和梦想。甩鞭作为山西民俗是夜对春天的礼赞，更是王引兰的生命线和春天。王引兰从童年到少妇的美丽梦想和现实处境，重叠又分离，如同两条蜿蜒的溪流勾勒出了彼此的轨迹。
　　小说写的是女性的历史，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思考贯穿于王引兰的故事中。正如作者所言：“写女人，不仅因为我是女人，更因为社会中劳苦功高的女人注定不能与男人平起平坐，女人的美丽是女人的悲哀与绝望，无论她们如何从男权社会中走向现实和流于平庸，她们中一部分是如何与社会抗争的。她们最后总是淹没在历史中，留下惨淡的影子。”^①女人的梦想、女人与男人的关系，这是《甩鞭》探索的主题。
　　女性在历史中的缺席，是在历史学家著作中缺席。与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相比，小说描述的是这样一批远离政治中心的人物。比之于发号施令的国家机器，她们（他们）是感性的。感性超越历史的地方在于它最大程度地张扬了历史。它充满了可触的气味、色彩。女性的感受和情绪不同于政治和理性的世界，它敞开着，生命因它而真实。
　　人类的生存历史是情绪化了的；生活的意义正在于它有着体温的气息。葛水平说：“一条河的走向，是一条生命线；一个人的走向，是一段社会的生命线；一个女人的走向，是一部史书的生命线。我这样说，是因为女人真实丰富的生活写照，浇灌了人类发展的原始土壤。” ^②女性在正史之外，却在生活之中。
　　小说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人类困境的视窗。葛水平说：“如果说，社会进步是多股绳子拧成的缆索，那么，女人则以自己有限的一生去充当一根脆弱易断的纤维，女人这根纤维一断，整根绳索它就不叫绳索了，肯定叫断麻。” ^③ “纤维”与“断麻”正是女性命运与人类命运关系的隐喻。王引兰的命运是在她与诸男性的矛盾关系中展开的。在这样一个封建男权社会，她生命的荣辱是被动和无助的。但人类的整体命运休戚相关，她的悲剧其实也是麻五、刘三有和铁孩诸男性的悲剧。
　　小说不仅仅揭示了女性而且也揭示了人类的一个普遍困境。梦想与命运——生命的两种栖息形式，一个虚幻一个现实，一个美丽一个粗糙。它们既重合又偏离，却并非同谋。梦想的脚步是轻快的；命运受制于时、地和人，又夹杂着难以意料的偶然性因素，因而显得步履蹒跚。如果梦想臣服于命运，那就应该选择信仰。佛教认为心性本净，客尘所染；道家则强调少私寡欲，见素抱朴，以天合天。但之于凡俗子弟，这样的超越境界毕竟并非人生的归宿。小说的主人公以抗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故事，并没有走向放弃。不能放弃的只是梦想，无法掌握的却是命运自身。梦想与历史的悖论，是生存的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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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于历史，个人是渺小和短暂的，他有限的历程只能以无奈终结，以梦想延展。小说的结尾，王引兰选择了复仇，但这终究是不得已而为之。葛水平说：“我是恐怖历史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事情的发生超出了人们的想像，有时候想起来发生的事情都觉得头皮麻炸。” ^④恐惧源于对命运的思考，这是一个局外观察者的生命感悟。之于小说中的人物，这种恐惧却是隐秘的，一经觉醒却已覆水难收。
　　
　　三、革命与情欲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中央为适应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剥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王引兰故事的革命背景。
　　革命在既有的想像中意味着纠正某些人的命运轨迹，但生活却比革命更具体，牵连众多。土地革命的初衷虽然在于进行土地的平均分配，但当夹杂了个人的欲望和恩仇，落实到具体的生存个体，这种革命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王引兰命运的转折点正开始于这场革命，铁孩正是乘革命之机害死了王引兰的丈夫麻五，并使得刘三有成为了麻五之后的又一个冤魂。这里，革命和情欲的勾结导致了王引兰的人生悲剧。
　　王引兰、麻五和铁孩，他们代表着身份典型的三个阶层——丫环、地主和长工。他们之间命运的纠葛必然受制于自身和历史的操纵。铁孩乘土地革命之机残忍地将麻五坠了秤砣，这一后果将王引兰抛入了命运的漩涡之中。刘三有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王引兰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他偶然的早逝为全文的复仇结局埋下了伏笔。小说的情节在此埋下了伏笔，主人公残缺的人生并非出于“自然”，而是 “人为”。生活帷幕之后那只看不见却操纵一切的手是革命和情欲。
　　阶级、国家、革命，在这个故事中只是一个潜伏的暗礁。表面上看，它们在这个故事中并未成为叙事的重点，但这些乡村人物即使远离权力运作，却并不能逃脱历史的厄运。在中国封建社会，私有制作为财产的运作形式，产生出了诸如地主、丫环、长工这样的身份类别。王引兰的被卖经历、麻五的地主身份、铁孩的长工出身，这些前提为人物画出了其命运轨迹的第一笔。
　　对命运起操纵作用的正是革命运作和个人欲望。人的占有欲决定了私有制同样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情欲和权力，这是人类存在的必然。它们因人而生，但人们生活于其间，却不能从根本上操纵它们，它们如同自然的风雨一般既无定数又无法抵挡。乡下女人说王引兰“命带克星”，这是不明真相的嘲讽；王引兰觉得自己“命不好”，却“懂春天”、“懂四季”，这也只是个人的心理感慨。王引兰不能逃脱这一历史厄运。“身体像风中的小草很急促地摇来摇去”，她是无助的，只能在命运的航道中随波逐流，在父权社会的权和欲之网中挣扎。
　　小说以王引兰的复仇草草收场。王引兰将刀刺向了铁孩，或许她以为这可以了结自己的恩怨，但这终究是一次无助的举措。王引兰没有意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根。如果作者把这个根刨出来，那将是一次带有血腥的暴露。个人心灵的柔弱与革命运动的威严相比，总是如此不堪一击。土地革命呈现为历史，它所隐藏的正是这样柔弱而美好的心灵世界。
　　
　　四、跋
　　
　　葛水平似乎无意倾诉革命的无情及历史的偶然，她着力描述那已逝的生命，那鲜活的梦想，那过去的乡村。她说：“除了第一次政治运动的波及，我老家的父老永远生活在纯净和质朴中，贫穷的环境能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却永远改变不了他们那种对生活热爱的激情。比起挺胸凸肚的城市，他们更爱这高天远地，这里没有脂粉的污浊和欺诈，没有刀一样的锋利的谣言，他们是快乐的。” ^⑤在她看来，乡村意味着人类文明所拥有的那些基本品质——“纯净”、“质朴”、“激情”和“快乐”。
　　葛水平试图借助想像和记忆来重新还原乡村栖居，以拯救都市化生存的弊病。在作者笔下，乡村并非如老子所描述的“小国寡民”的世界。老子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想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纯粹境界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描述。《甩鞭》重现了乡村的美丽，但悲剧情节介入之后，这种美丽却变成了一个个幻象，它无力应对现实。
　　葛水平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扇窥视心灵秘密的窗户；但她也关闭了另外一扇窗户：复仇之后果。作者简略处理的结局其实隐含着更复杂更丰富的空间。这或许出于对历史隐痛的深深同情。作者向往美好的本能呈现出来，故事留给我们的仍然是那“最后的温暖”。在背景的深处给人以希望和寄托，这是乡村和土地作为生命和梦想发源地的意义。
　　正如马尔库塞所言，艺术的手段往往不是顺世从俗地反映现实的原真，而是形式对于既定现实内容的超越和疏离。文学也因此流于对无序、苦难的整理和抚慰。乡村因其诗意和遥远获得了救赎意义，但这种诗意和遥远掩盖了另一个困境：那些柔弱而无助的灵魂并未因时光的流逝而得到安息，在痛苦的梦魇中，她们沉沦于历史，沉沦于那开满油菜花的乡村，混沌而不自知。
　　
　　①《最后的温暖》，《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
　　②《最后的温暖》，《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
　　③《葛水平访谈》，http://www.bj.netsh.com/ /96539/me ages/37354.html.
　　④《葛水平访谈》，http://www.bj.netsh.com/ /96539/me ages/37354.html.
　　⑤《那年月的怀念》，《中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2期。
　　

• 闫月珍： 在乡村回忆中沉沦　/　名作欣赏·文学鉴赏 2006年第11期
• 闫月珍： 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 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