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与策略刘　聪名作欣赏·文学鉴赏2005年第2期语文PLUS

ID: 95700

疾病的隐喻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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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与策略

◇ 刘　聪

　　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一起被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女知识分子的苏珊·桑塔格以其卓然独立而又坚定的批判精神，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桑塔格在她的《疾病的隐喻》(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一书中，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敏锐，通过自身身患癌症的痛苦经历，感觉到了附着于疾病之上的隐喻意义的重压。也就是说她发现，疾病并不意味着疾病本身，疾病在人们的生活中被追加了繁杂的隐喻意义。她在书中说：“我写作那本书(《作为隐喻的疾病》——笔者)的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也就是说她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剥离附着于疾病之上的隐喻意义，减轻病患者身体之外的精神痛苦。然而她的著作的价值却是双重的，在现实生活中她帮助人们平息和驱逐有关疾病的想象；而在文学这个以“生活的隐喻”为特点的世界中，她的著作却帮我们打开了一个解读文本的新的视角，即她激发了我们对于文本中疾病的想象。
　　正如桑塔格所感受到的那样，疾病在人们的意识中有着超越疾病本身的隐喻意义，道德家或政治家在以疾病来界定事物或人物的时候，疾病就有了政治或道德修辞学的意义。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对社会的想象常常与人体官能相关，社会的稳定合理对人们而言就象征着一个健全的肌体，而社会的失范则意味着身体的某一部分生了疾病。而疾病是身体的不正常状态，是必须被控制或根除的，这是疾病的最直接的隐喻意义。而相对于那些器质性疾病而言，精神类型疾病的隐喻意义被用到政治和道德话语中的机会更多，人们会把思想和言论离经叛道的人，很随意地描述为疯子，疯子的病理学意义是指精神失常，它的隐喻意义就是应该被放逐出正常人世界的人，疯子的话是不可信的，因此正常人就可以剥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这种对疾病隐喻意义的使用会让那些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者不战而败，他们话语的内涵被策略性地悬置，操作疾病隐喻意义的人并不与他们所界定的疯子作正面的思想上的交锋，而是以“疯子”的命名来直接剥夺他们话语资格。而一个被舆论看作是疯子的人，他的言论和思想也就很难被周围的人信服。
　　鲁迅笔下的狂人，是有英雄气质的疯子，他所对抗的是整个时代。因此他笔下的这个狂人所要发起的是一场文化地震，他位居震中，向四周发散和传递能量，试图颠覆旧道德文化的地质结构，形成新的文化江山。而曹禺的《雷雨》中被视为“疯子”的繁漪，是在“狂人”出现之后十几年又出现的人物，是整个不安定时代中的一场雷雨，她以最大的能量爆发，得到的却是毁灭性的结局。鲁迅在《〈尘影〉题辞》一文中曾说过：“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繁漪即是在“大时代”中“得死”的人物，当然这里所说的死是精神之毁灭。
　　《雷雨》是一出真的人性与虚伪的道德相冲突的大悲剧，周朴园就是这悲剧的始作俑者。但他一向以正人君子自居，曹禺有一句话说：“周朴园这人是坏到家了，坏到连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是坏人的程度。”这句话是对周朴园行为的最好解释。周朴园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被社会道德体系同化的过程，年轻时的周朴园对侍萍是有感情的，但几千年封建意识积淀而成的顽固的门第等级之见，以及封建大家庭的专制，不可能给他自己做主的自由。作为一个曾经留学德国的新青年，他可能也曾尝试着反抗，但强大的社会力量还是让他一步步被驯服，被规范，按照社会认可的模范人物标准来生活。因此无论是周朴园对侍萍的始乱终弃，还是他对繁漪的专制，对工人的压制，都是合乎他所属阶层的道德行为规则的，因此他才会认为自己的家庭是最道德最体面的家庭，才会屡屡成为悲剧的制造者而不自知。这正合了鲁迅所说的封建道德“吃人”模式，被吃掉的人同时也是吃人者。在周朴园主宰的周公馆里，他的道德意志就是一切。正如剧本所写的，“他穿的衣服，还是二十年前的新装”，周朴园的道德标准也远远落后于时代，陈腐又僵硬。在他眼中，妻子和孩子家仆一样，都要听他的话，不能任性。他把繁漪像物品一样搁置在楼上，无视她的感情意志的存在。但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最正常的也是最合理的，也就是最“健全”的，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都应该向社会道德规则皈依，应该“听话”，不“听话”就是有“病”。
　　周朴园用来治理家庭的策略就是借用了“病”的名义，在第一幕逼妻子吃药的经典场景中，他对繁漪说的话是：“喝了药，不要任性，当着这么大的孩子。……(冷峻地)繁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子女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对周冲说的话是：“你同你妈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对周萍则说：“我看你的母亲，精神有点失常，病像是不轻。(回头向萍)我看，你也是一样。”这些话是周朴园在离家两个月之后，见到家人第一面时说的话。从中我们看不到亲情，只能看到一个家庭的统治者在察觉到家人有一点脱离了他的控制之后的施威。繁漪的任性和不顺从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一直逼她吃药，他断定她有神经病，但繁漪的病并不是真正的大夫诊断出来的，而是他给她的“命名”，命名之后才让德国的克大夫来给她治病。周冲是一个天真纯净的少年，他已经受到了社会新潮思想的影响，他同情弱者，四凤和受父亲管制的母亲都是他要维护的，这些让周朴园非常恼怒，尤其是周冲反对他逼繁漪吃药，并且一语道破“母亲原来就没有什么病”，这种自由有个性的思想和言行与繁漪如出一辙，怎能不让周朴园恼恨，这才有了他将周冲与繁漪一同斥为病人的话。周萍在他看来之所以也有病，是因为他“不规矩”，(他不知道妻子和儿子的****)，因为他跳舞、赌钱、喝酒和整夜不回家。
　　周朴园在刚进家门之后的这一场居高临下的诊断，实际上是以“病”的名义宣布了他对家人不服从他的道德规则的不满。他要让自己的家庭成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就必须对他们一一诊治。周冲毕竟还是一个稚弱少年，他虽然不满父亲的冷酷和强横，但是他还是消极地退却了，不敢在父亲面前再提给四凤交学费的事情；周萍则早已不是那个刚从乡下来周公馆时的周萍了，他崇拜父亲的一切言行，父亲的训导更平添了他对父亲威仪的景仰。
　　但繁漪是最棘手的。繁漪“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是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正是这一点“明慧”使她看出了周朴园“是第一个伪君子”，道德的面具下掩盖着罪恶，周公馆里“永远是这样闷气，家具都发了霉，人们也是鬼里鬼气的!”鲁迅批判中国道德家的虚伪时，说在他们眼中“红肿之处，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如奶酪”，揭示的就是旧道德以生命的破败为美的价值观。而繁漪也在周朴园的所谓“体面”“圆满”的道德家庭中看出了霉气和“鬼气”。但她毕竟还有“更原始一点的野性”，有“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她的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正是在这苍白的生命底色上的一点微红，使她整个人显出一种绝望中的不甘。但她这种死灭之前的挣扎是需要一根稻草，一点希望的，周萍这时出现了，她被禁锢的生命紧紧地抓住了这一点希望。
　　困兽一样的繁漪向周萍伸出求救的手，但是周萍却已经不自觉地成为父亲的“同谋”，他是被父亲治好了病的人，他认为他和繁漪的关系是他“生平做错的一件大事”，在周公馆的强大的道德规则中，他已经完全认可了父亲的道德模式，他愿意“依循着一般人所谓的道德生活下去，为模范市民，模范家长的人，于是他佩服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在他的见闻里，除了一点倔强冷酷，——但是这个也是他喜欢的，因为这两种性格他都没有，——是一个无瑕的男子”。当繁漪向他控诉周朴园的罪恶时，他却辩护说：“父亲是个好人，父亲一生是有道德的。”他和父亲一样把她看作是病人。他说：“(有些怕她)你疯了。……你用的这些字眼，简直可怕。这种字句不是在父亲这样——这样体面的家庭里说的。”这是一个因果倒置的句子，在周萍的眼里，繁漪在父亲体面的家庭里说出了不体面的话，所以她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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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被认为是疯了的繁漪最明了自己的处境，她知道周朴园为什么要说她是“神经病”：
　　
　　繁(辛酸地)他说我是神经病，疯子。我知道他，要你这样看我，他要什么人都这样看我。
　　繁(低声，阴郁地)我从你们的眼神看出来，你们父子都愿我快成疯子!(刻毒地)你们——父亲同儿子——偷偷地在我背后说冷话，说我，笑我，在我背后计算着我。
　　繁(好像在叙述别人的事情)第一，那位专家，克大夫免不了会天天来的，要我吃药，逼着我吃药，吃药，吃药，吃药!渐渐伺候着我的人一定多，守着我，像个怪物似的守着我。
　　繁(不顾地)他们渐渐学会了你父亲的话，“小心，小心点，她有点疯病!”到处都偷偷地在我背后低着声音说话。叽咕着，慢慢地无论谁都要小心点，不敢见我，最后铁链子锁着我，那我真成了疯子。
　　繁你的父亲：他知道我明白他的底细，他怕我。他愿意人人看我是怪物，是疯子……”
　　
　　繁漪不想落入周朴园的圈套中，她不想就此牺牲了自己，她要挣扎逃命，她大声回击周朴园说：“谁说我的神经失常?你们为什么这样咒我?我没有病，我没有病，我告诉你，我没有病!”周朴园却用他的话语逻辑告诉她：“(冷酷地)你当着人这样胡喊乱闹，你自己有病，偏偏要讳病忌医，不肯叫医生治，这不就是神经上的病态么?”这种话语策略无疑让繁漪陷入了更大的被动，在周朴园的话语权威笼罩之下，她甚至无法正常表达自己，她若说自己没病，就会被认为是“讳疾忌医”，是病上加病的疯子，她若乖乖地“听话”吃药，就会让人们觉得她真是个需要治疗的神经病。
　　在这种较量中繁漪是鱼，周朴园是网，周朴园用给她“治病”的理由要把她禁锢起来，最主要的是禁锢她的危险的思想。而这时繁漪却是宁可鱼死网破，也不愿意回到周朴园的掌控之下。这是一个经历了无望到希望再到绝望的女人，在周公馆中她是女主人，但又是周朴园精神统治下的奴仆；她是周萍的继母，却又做了这个前妻儿子的情妇；她不愿再忍受周家令人窒息的气氛，不愿再过情妇不像情妇，母亲不像母亲，妻子不像妻子的生活。周朴园的压制让她的生命本已成为死灰，周萍却又让她死灰复燃，那一点火焰虽不能燃起烈火，却也不再甘心熄灭，只好在难以释放中爆裂。她既然洞察了周朴园的阴谋，也就是看清了自己无处可逃的命运，她已经置身“死地”，将在周朴园的话语策略中“一级一级地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语)。但繁漪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不驯服，否则她就不是繁漪，也就不会和周萍发生****之恋。既然进退都是绝路，她就极端地索性真的疯起来，她最决绝的内心独白是：“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这是周朴园始料未及的，因为在“病”的话语策略中，他所借助的是人们对病的否认和排斥心理，不想被当作病人的人，必然会乖乖地回到他的掌控之下。可是繁漪竟然以疯子自居了，而当一个正常人以疯子自命的时候，只能说明她是要旗帜鲜明地反叛他的权威和秩序了。这时，他只能自己扯破自己的谎言，呵斥繁漪“不要装疯”，可是繁漪已经义无反顾了，她以报复姿态告诉周朴园：“我有神经病，”“我是疯了，请你不用管我。”
　　周朴园借用了“疯子”的隐喻意义要把繁漪的危险思想从家庭里驱除，而繁漪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的以“疯子”自居，而疯子是无拘无束无所顾忌的，她就要无所顾忌地摧毁周家的虚伪的体面道德，她雷雨一般歇斯底里地喊出了她非人的处境，她生命的痛苦：“(对周冲)你不要以为我是你母亲，你的母亲早死了，早就被你父亲压死了，闷死了。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不顾一切地)她也是一个要一个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揩眼泪，哀痛地)我忍了多少年了，我在这个死地方，监狱似的周公馆，陪着一个阎王十八年了，我的心并没有死；你的父亲只叫我生了冲儿，然而我的心，我这个人还是我的。(指萍)就只有他才要了我整个的人，可是他现在不要我，又不要我了。(失了母性，喊着)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要你说：我——我是你的。”
　　这种与生命相关的爱情，剥离了她身上一切伪饰，她只要做一个“女人”，“母亲”、“妻子”这些角色以及名誉地位等都被她疯狂地抛弃，体现出身处绝望中的一种极端反抗。她那“我是人，是一个要真正活着的女人”的呼喊，是人性和生命本能在“狭的笼”式的道德禁锢中的绝望奔突，是现代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这是一种最真实的声音，在自命为“疯子”之后，她的自我表达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她是剖开了自己的胸腔直接让心泣血控诉，这种控诉惊世骇俗，真实到了残酷的地步。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被命名为“疯子”的人物形象，他们的“疯”是由正统的社会舆论认定的，而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是“疯子”，就是因为他们与正统的道德观念不合拍。比如鲁迅笔下的狂人和曹禺笔下的繁漪。而繁漪要比狂人更决绝，更彻底。狂人发出狂言是为了后来者(没吃过人的孩子)得生，繁漪发出疯言则是为了与世界同归于尽，说到底是一种弱者的以死抗命。鲁迅在《而已集·革命文学》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同样，在一个不健全的道德体系中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的人，才会有合乎人性的新道德诞生的希望。繁漪的价值就在于她的“活不下去了”的负痛的绝叫，它振聋发聩地引发了人们对于女性备受压抑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