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这是《雷雨》第三幕鲁四凤对着她妈妈发誓不再见周家人的话。大家知道，这个誓言没有兑现，所以四凤后来果然被天上的雷劈了去。具体的就是，第四幕，当她知道她衷心所爱的人是她的亲哥哥时，她大喊一声：“啊，天!”不分方向地直冲了出去，结果触到断了的电线上，死去了。
　　读过《雷雨》的人均知道，这是一个高悲剧，也就是一个高度悲惨的戏剧。这个剧本中的八个人物，无论好的坏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疯的疯，呆的呆，死的死，逃的逃了。独独留下一个该疯该呆该死的周朴园没有疯，没有呆，没有死，——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里面究竟包含了怎样丰富复杂的思想情感内涵?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与其说，这是一个社会批判剧、暴露剧，不如说这是一个人类命运的象征剧。这个剧本实际是在写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盲目、渺小与罪恶。是对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特命运的哲理性观照。剧本具有深刻复杂的宗教学、文化人类学内涵。
　　理解《雷雨》作为人类命运的象征剧，有两个材料不能忽视。一是原作的“序幕”和“尾声”(１９３４)，一个是作者的《〈雷雨〉序》(１９３６)。《雷雨》最初在巴金、勒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发表的时候，是有“序幕”和“尾声”的，后来由于左翼文艺界和中国传统观众心理的干涉，硬被砍掉了。因为砍掉“序幕”和“尾声”之后的剧本，正好能够满足当时左翼文艺界的意识形态诉求，突出强调暴露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大家庭的罪恶的目的，岂不知，这一砍，恰把曹禺的原意给砍掉了。
　　“序幕”大致意思是这样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跟着母亲来到一个教堂附近的慈善医院看病。母亲拿药去了，只有姐姐和弟弟在医院的一个大厅里，等着。突然，大厅的楼上响起一阵疯狂的号叫声，同时还有什么东西被击打碎的声音。正在恐惧之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踮着小脚，颤颤巍巍、痴痴呆呆地从大厅的右端走过来。只见她直走到大厅的窗户前，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面张望了一望。她好像要眺望远方的什么地方，好像又不是在眺望远方的什么地方；好像在寻找什么、等待什么，好像又不是在寻找什么、等待什么。一会儿，就看到她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她在绝望地控诉?在赎罪?在做绝望的自我惩罚?她为什么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楼上女人又为什么发疯?当两个孩子正处于惊恐不安而又非常好奇的心情之中的时候，作品从此进入第一、二、三、四幕。
　　这个“序幕”有什么用处呢?我们认为：第一，它引起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好奇，让人们像那两个孩子一样急于要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第二，从下面的情节内容看，这两个女人，疯子是繁漪，呆子是鲁侍萍。这两个女人已经成为被命运惩罚的符号；第三，它将它的现在时放在第一、二、三、四幕结束后的十年，说明这是一个倒叙，也就是让人们站在十年后的今天来回头观看这出戏，一方面让人们拉开时间的距离来观看这出戏，另一方面是在暗示人们，繁漪和鲁侍萍疯呆已经十年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用意，即这样一种写法，正好组成一个残酷的“时间的井”，也就是作者在《〈雷雨〉序》里所说的“宇宙”这口残酷的井。《〈雷雨〉序》中，作者针对人们对他剧本的误解，一再强调：我当初写这个剧本(１９３３年)，并没有要暴露什么大家庭的罪恶，我只感觉到“天地间的残忍”，“我念及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盲目的”，“泥鳅似的在情感的泥坑里打着昏迷的滚”，他们“生活在狭小的笼里”，还自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这难道“不是在做着最愚蠢的事么?”“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一旦落在里面，无论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很显然，曹禺的意思是：人在宇宙自然中的生存从根本上来讲，是盲目的和渺小的。因为人永远无法穷究宇宙自然的真相，而你不了解宇宙自然的真相，就有可能弄错人生的方向，摆不正自己在宇宙自然包括社会人生中的位置，一旦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有错误就有罪恶，有罪恶就有惩罚。这是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根本性困惑，根本性悲哀。我们看，剧作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四幕中发生的时间)是以时间为基本维度的宇宙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我们的人物来讲，就是宇宙的底处，他们在里面挣扎、呼号，都想得到救赎，都想从这宇宙深渊的底处爬上来，可是都爬不上来。爬了十年，疯的更疯了，呆的更呆了。
　　我们再看“尾声”。它是这样写的：还是十年后的今天，在这个慈善医院里，经常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经常来看两个病号，一个是疯子，在楼上，一个是呆子，在楼下。看过一、二、三、四幕后，我们都知道，这疯子是繁漪，这呆子是鲁侍萍。而这经常来看病号的人是谁呢?当然是周朴园。那么，这慈善医院又是什么地方?周公馆。
　　过去，都是把《雷雨》的“序幕”和“尾声”砍掉，为的是突出一、二、三、四幕中一个封建主义加资本主义大家庭的罪恶。但是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一个表面的解读，这一方面可说是误解，一方面也可说是曲解。误解是无意的，曲解是有意的。有意无意之间，这种解读迎合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迎合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
　　曹禺原来的意思是，整个剧本都具有象征性，特别是剧中八个人物的设置和他们的结局。周朴园是一个笼罩全局的人物。过去过分强调他作为一个资本家和封建家长的罪恶，就是强调他的社会性罪恶，而对于作家在他身上寄予的对于人类命运的看法给忽略了。在作家笔下，周朴园不仅是一个资本家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他也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作家说的“宇宙”里)生存命运的代表。前面说了，作家在《〈雷雨〉序》里特别强调：他写这个剧本，是写人在这宇宙中生存的荒诞、盲目与渺小。“在《雷雨》里，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一旦落在里面，无论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周朴园一辈子都在试图逃出这“黑暗的坑”，他也以为他能逃出这“黑暗的坑”，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想当初，为了娶一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竟与家庭同谋将自己所爱的侍萍赶出家门。逼得侍萍带着一个刚生下来三天的孩子去跳河，虽没有死成，但从此不再会有好的命运，好的归宿。对于这一点，周朴园无论如何不能逃脱责任。也正是这一点，使周朴园心灵有了阴影，他要逃避这种阴影对他的纠缠，一方面要搬家，一方面纪念她。这里，周朴园已经在遭受心灵的惩罚，心灵也正在忏悔。只不过，人都有虚荣心，他不愿意让别人窥破这一层秘密罢了。所以，一旦当年的梅萍今天的鲁侍萍站在他的面前，你想，他该有多么害怕和惶恐!与其说，他不敢面对鲁侍萍，不如说他不敢面对自己的罪恶，不敢面对自己在这种罪恶面前的羞愧和软弱。所以，一旦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年迈的女人就是当年的梅萍时，作品特别写他“徐徐立起，指着鲁侍萍颤声说：你，你，你……”他能说什么，他该说什么?一旦他的理智回过头来，他当然还是先顾及自己的面子，他声色俱厉，说：“三十多年了，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痛痛快快地说吧，你想要什么?”这样一种场合，这样一种口吻，说明他还没有能力从他的罪恶中冲出来，这说明他今后可能还要犯罪。当他发现侍萍并不是有意来找他麻烦，有意来敲他竹杠，所以心里又轻松些，开始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跟侍萍说话。他让侍萍不要哭，他给侍萍开了张五千块钱的银行支票，说这个你留着养老。我们看，这儿，周朴园又等于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样一种企图摆脱罪恶又始终摆脱不掉罪恶的阴影，可以说一直在纠缠着他。对于这一点，他也很清醒。他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所以，在第四幕，他给自己的小儿子周冲说：“爸爸有一点觉得自己老了。”这里，他还谈到自己的死。他也渴望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这根稻草就是他的事业和他的家庭。他要发展自己的事业，结果就不能不与工人发生冲突，与工人发生冲突，就又犯下罪恶。他要管好自己的家庭，结果就不能不对家庭成员进行严加管教，管教的结果又增加了新的罪恶。这样三种罪恶就导致了他最后的结局，最后的命运。他是越陷越深，终于不能自拔，终于彻底掉进“宇宙”的深渊，罪恶的深渊。一家人死的死，疯的疯，跑的跑，独留下他一个清醒地遭受永世不得翻身的心灵的惩罚。所以，作家最后在“尾声”里，把他写成了那样。在中国语境里，这种对周朴园的惩罚，实在太不对中国人的胃口，不该死的都死了，该死的反不死；不该疯的都疯了，该疯的反不疯。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曹禺这个剧本的写作具有深广的西洋文学背景，当时他本人就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在西方，这种惩罚就是最大的惩罚。这种写作就是对命运最好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可说，《雷雨》就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底浦斯王》的现代改版。俄底浦斯的父母作为一国的国王和王后一直没有孩子，企求神的恩赐，让他们生孩子，但神告诉他们，这孩子长大后必杀父娶母。父母又恐惧，又惊喜。恐惧的是孩子要杀自己，惊喜的是终于会有孩子。矛盾之中，孩子生下来，母亲害怕那杀父娶母的谶语，就交给一个放牧的仆人处死他，仆人偷偷地交给外国的一个牧羊人，这样孩子在别的国家长大。孩子知道这一谶语后，以为现在的养父母就是他的生身父母，为了逃避这一命运，就独自一人逃向别处，然恰在这时，他把其生身父亲杀死了。其父为要向阿波罗求问那弃儿是否已死，正从都城向神庙所在地赶去。在三岔路口，双方马车相遇，互不相让，结果俄底浦斯一剑将其生父杀死。之后，他又战胜了在生父之国兴风作乱的狮身人面兽，替父母之国除掉了一大祸害，其父已死，人们自然就把王位送给了他。人们还以为他是一个别国人，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但事实上错了。他不知不觉犯了罪恶。此后，他又娶了他的母亲为王后，而且生下两双儿女。也就是罪恶更大。于是，惩罚来了。神让他的王国到处充满大瘟疫，他无论如何励精图治也治理不好。他企求神，这是为什么?神告诉他，你的国家里有人杀了他父亲娶了他母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他说，这还了得!我一定要捉拿住这个灭绝人伦的凶手，结果他搜查的结果是，这个凶手不是别人，正好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他只好挖掉自己的眼睛，放弃国王的宝座，到四处去流浪。《俄底浦斯王》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茫茫宇宙生存其盲目和渺小命运的象征性写照，与其说它是写实，不如说它是象征。其实，《雷雨》也是这样，与其说它是写实，不如说它是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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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剧本的人物无论好与坏，均遭受毁灭，说明作家不是按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与坏人来写的。在作家眼里，是人都有罪恶，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穷尽这个世界的真相，也就是自己生活其中的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真相；不能穷尽真相，就有盲目，就有可能犯错误，小的叫错误，大的就是罪恶。有罪恶就会遭受惩罚。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进行惩罚。这也就写出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渺小和悲哀。
　　从这个总体构思来看，繁漪、鲁侍萍、周萍、周冲、四凤，包括鲁大海和鲁贵也都成了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境地和命运的象征，只不过各有各的表现，各有各的侧重点而已。繁漪以为她能掌握整个局势的发展，她掌握住了么?她一次又一次地反抗周朴园，这是对的，应该的，可是她又一次又一次地通过抓住周萍来实现这反抗，这又是错误的，不应该的了。她要逃出宇宙这口“黑暗的坑”，但她反在里面越陷越深，最后还是毁灭在里面。鲁侍萍一失足成千古恨，今后只有悔过，只有通过别的方式弥补，然而还是晚了，还是不行。她走了三十多年的人生路，没有走出周公馆。周萍是他父亲的影子，他不死就是今天的周朴园，所以作家没有必要再让他活下去。或者说，他比他父亲的罪恶更大，一辈比一辈的罪恶大，这人生还怎么过。四凤又是鲁侍萍的影子，或者是比鲁侍萍的罪恶更大，因为她要爱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哥哥。所以，她也只好有那样的结局。鲁贵一点人味也没有，虽然他也没有造成事实上多大的罪恶，但他显然是一切罪恶的胚芽。他是没有条件犯罪，他要有条件，大概比周朴园还要厉害。鲁大海的情况稍复杂一些，也就是对他的评价牵涉到社会意识形态，牵涉到一段政治史。过去，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是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的情况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一切均按阶级分，文学评论也以阶级的观点为最高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说鲁大海有错?不仅不能说鲁大海有错，反而不少人均在责备曹禺把大海写得太不像工人阶级了，太软弱了，最后竟同意周萍把妹妹带走。在这样一种阶级观点高压下，鲁大海的象征义一直被忽视，被遮蔽。其实，大海没有错吗?也有的。无论你是不是想犯罪，总之你犯了罪。你还不知道，你就犯了罪。第二幕，他骂周朴园“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第三幕，周冲到他家去安慰他们，他要打断周冲的腿(原著如此)。也就是说他也有他的盲目，有盲目就会有错误，进一步就是罪恶。鲁大海的错误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切以阶级的观点看问题”的错误。事实上，没有阶级观点不行，唯阶级观点也不行。而鲁大海不自觉地就走上了唯阶级是尚的歧途。在那种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下，曹禺岂能与革命相反，他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能把工人阶级写得太不像话了，所以，在鲁大海身上，他也并没有写他更多的盲目和错误，但这思路还是存在的。不然就无法解释作者何以没有给鲁大海一条明确的道路，或说上山打游击去了，或说他潜入地下，暗中发动工人暴动去了，等等，反而是让他无影无踪了。没写的东西，你可猜它有，也可猜它没有。这就看你从哪一个角度说话了。从人类命运的象征这一点上来说，显然作家对他的这一种安排，既是对他的姑息，也是对他的惩罚。对他的惩罚反过来又是对鲁侍萍的惩罚，因为十年来鲁侍萍一直在盼望他有消息，可他一直没有。这对鲁侍萍当然既是惩罚，又是打击。而对鲁侍萍的惩罚又是对周朴园的惩罚，因为鲁侍萍的苦难和痴呆始终使周朴园想到自己的罪恶。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剧中人物的思想、行动都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因此造成人在这世界上也就是作家所说的宇宙里生存的渺小、无奈和悲哀。每个人均是只知其一面，而不知道另一面。周朴园到底不知道繁漪与周萍的关系，鲁侍萍也不知道。周冲这个世界上最单纯的孩子更不知道。也就是说，人可能到死均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历史的真相，一件事情的真相。面对此种人生的困境和悲哀，我们怎么办?我们说，别无选择，只有不断地去认识自我及自我以外的这广大的世界，包括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不断地去摆正自己在这世界上生存的位置，不断地去调整各种关系，处理好各种关系，始终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少地犯下错误，犯下罪恶，或不犯错误，不犯罪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上得到救赎。难道不是这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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